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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茶铺多的最根本原因是生态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由环境、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也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强调的长时段的历史。
成都、川西平原以及整个四川的茶铺及茶馆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成都的自然景观与茶铺相映成趣，密不可分，正如一首民谣所描述的：
一去二三里，
茶馆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铺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或放松休闲。他们甚至也在茶铺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主。
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铺的繁荣。成都平原从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在农闲之时，一般是夏季和冬季，他们的许多时间消耗在乡场、城镇中的低等茶铺之中。
光顾茶铺经常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日常习惯，似乎成都人生来就有种闲散的脾气，随便什么事，都能举重若轻，自我放松，幽默风趣，但同时在朴实无华之中，带有恬淡的性格。
薛绍明观察了民国时期成都人的生活节奏，在他的《黔滇川旅行记》中写道：“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过去人们认为四川天气阴湿，所以食品比较辛辣，吃了容易使人干渴。薛绍明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这个说法：“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
不过，国人认为自古以来四川人就喜欢吃辣，其实吃辣的这种饮食习惯，是在明代辣椒从美洲传入以后才开始的。
因此在过去的成都街头，茶铺、小饭馆和食品摊，生意相互依赖，如果茶客的肚子饿了，又不想回家吃饭，很容易跨出门槛，就能买到他们想吃的东西。而且如果客人不想动窝的话，也可以叫堂倌出去到门口小吃摊或者隔壁饭铺为他们采买。
当现代化的浪潮在近代进入中国的时候，不少新派人物开始对传统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认为传统是阻碍现代化的落后的东西。但很多年以后，当自己过去鄙视的传统已经消失以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
我们自己总是这么短视，喜欢走极端，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势不两立的不可调和的两极，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我们处事的方方面面，也成为近代以来我们不断遭受磨难的一个根源。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
一个人无事大街上数石板，
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2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茶客人数众多，他们每天在茶馆停留时间之长让他十分惊讶：“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
美国地理学家乔治·哈伯德（George Hubbard）也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这就是20世纪初成都人日常生活的景观，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感觉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正如一家茶铺兼酒馆门上的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
劳力苦，劳心苦，苦中作乐，再倒二两酒来。
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来招揽顾客：
不要慌，不要忙，
哪个忙人得下场？
昨日打从忙山过，
两个忙人好心伤。
一个忙人是韩信，
一个忙人楚霸王。
霸王忙来乌江丧，
韩信忙来丧未央。
……
把成都鼓励悠闲讥讽忙人的生活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顺口溜的主旨就是不要活得那么辛苦，不要想功名利禄，因为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都没有好结局。
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对此他们并不认为是什么有伤颜面之处，反而流露出几分的自豪。
所谓闲人多，反映了成都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许多人不必忙着去挣生活，而有大把的时间在茶铺里耗。那么在茶铺里喝茶，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当然就需要方便的地方，所以几乎每一家茶铺都有厕所。看起来，闲人、茶铺和厕所，这三者都是有相当的逻辑联系的。
为什么成都有这么多茶馆？为什么成都人和茶馆的关系这么密切？为什么茶馆的日常生活与茶馆如此紧密地相连？
人类是大自然之子。我们的生命和文化的演化，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吸取的养分，大地筑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也是四川茶铺普遍散布的重要因素。据社会学者王庆源抗战时期的调查，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车，人们以扁担、“鸡公车”（即一种有地方特色的独轮车）、轿子运货载客。
而在华北，情况却很不相同，那里交通运输以牛马车为主，一般只有路途遥远时才会停车喝碗水，如果短途则并不歇脚。
因此，在川西平原，苦力必须靠茶铺喝茶止渴，恢复体力。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茶铺甚多，外面总是排着苦力背货的夹子，以及运货载客的鸡公车、轿子，茶铺显然也把生意重点放在这些力夫身上。
另外，四川许多地区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适于种茶，但由于交通的闭塞，四川茶叶很难输出，转运成本太高，使茶叶外运无利可图。因此，四川茶叶只好依靠对内消费，价格便利，普通人家都能承受。
四川普遍产茶，例如仅在川东便有万县、达县、开江、铜梁、梁山、宣汉等；在川南，有合江、綦江、高县、筠连、兴文、屏山等；川西有北川、大邑、邛崃、雅安、灌县等。
明代和清代川茶便销到蒙藏地区，在嘉庆时期，川茶销售藏族地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使打箭炉、松潘成为茶贸中心，沿这条贸易线，巴塘、里塘、炉霍、甘孜等市镇也得到发展。但近代印茶倾销西藏，川茶市场日益缩小。
为什么印茶可以倾销西藏，川茶市场日益缩小呢？是因为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在19世纪中叶，受东印度公司的指派，来到了武夷山，进入到深山，在云雾山中考察，搞到了茶树和茶种运到了印度。随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就在20多年的时间内，英国殖民地产的茶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超出了中国。
后来在2010年，美国作家萨拉·罗斯（Sarah Rose）根据发现的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和福钧自己的旅行记、信件、回忆录等资料，写成了《茶叶大盗》（For All the Tea in China），生动再现了这段历史。
川茶外销缩小以后，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依靠内销，也就是四川内部自己消耗，这样四川的茶叶相对便宜，一般的人家都能够承受。因此，茶铺里面的茶价也比较合理，这样茶铺的运营成本也相对低一些，茶客到茶铺喝茶的负担也不会太重。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水也造就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态度，水也是文化的源头。
成都有那么多茶铺，也和成都的水和燃料资源有关。成都有二三千口水井，但是成都城内的井水含碱高而味苦，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供居民饮用。
成都平原有丰富地下水资源，在地下挖二三米即可见水，一口浅井可供百人使用，不过，一般仅拿来作做饭和洗漱用，饮茶则购江水。
成都除了有大量挑水夫给各家各户以外，茶铺则用推车和大木桶运水进城，以降低成本。由于得到江水不易，许多一般人家便直接从茶铺买开水，所以几乎全部茶铺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徕顾客。茶铺也卖热井水供洗漱之用，所以茶铺一般有两个大瓮子，一个装河水烧开水，另一个用井水烧热水。
江水并不直接从瓮子烧开，由于里面的水已经利用余火变热，所以再加入到茶壶里，放在火眼上烧，便快得多。一般一间茶铺的灶上都有几个到十来个火眼，视茶铺大小而定。水沸以后，堂倌则直接用茶壶给顾客掺茶。
成都平原燃料较贵，为节约柴火，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清末时约二文钱一壶。
这本书不时提到中国的货币单位。“文”是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大致相当于“分”，尽管不完全等同。晚清的交换率是1银元等于100铜元，1铜元等于10文，那么1银元等于1000文。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铜元不断贬值。20世纪初，1银元大约相当于1500—2000文；但到20年代，1银元相当于2000—3000文。
成都人用的燃料主要是木柴，但价钱贵，许多普通人家仅在烧饭时才点火。作家薛绍明在他的《黔滇川旅行记》中写道，1930年代他到成都时，甚至发现许多人家为了省柴火在饭馆吃饭，然后到茶铺喝茶。在住家附近茶铺购买热水洗漱。
由于日常生活中方便得到热水十分重要，以至于许多人搬家时，附近是否有茶铺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一般来讲，只要附近有茶铺，开水热水问题便很容易解决。所以薛绍明说：“烧柴之家不能终日举火，遇需沸水时，以钱二文，就社购取，可得一壶，贫家亦甚便之。”从清末到1930年代，热水的价格是基本稳定的，一直都是二文钱。
1997年6月，我和姜梦弼老先生在悦来茶馆便谈到水的问题，他告诉我，茶客们不愿在家里而去茶馆喝茶，因为他们喜欢“鲜开水”，但这对一般家庭并非轻而易举。另外茶铺还提供额外服务，如卖热水、熬药、炖肉等，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然，上述这些讨论都是生态和地理的作用，成都人上茶铺还与他们的性情、对生活的态度、文化的传统、人生哲学等人文因素密切相关，不过这些人文因素说到底也是生态、环境和地理孕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