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旅长带着副官和四名卫士兴冲冲地来到了广汉县大北街圣公会驻地，尚未进门，就听到董宜笃牧师在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抑扬顿挫、振振有词地朗诵着：“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你知道这个老家伙嘀里嘟噜讲的都是些啥吗？”陶旅长有些神秘地问副官。

“呵，呵，不知道，该不会是与中国为敌的反动口号吧？”副官摇了摇头道。

陶旅长得意地咧着嘴一笑道：“反动口号倒是还谈不上，这是《圣经·旧约》中的一篇，叫《出埃及记》，我学过，能听出来。别再让他讲什么旧约新约的了，还是讲一点现实的吧。走，进去！”说着，几个人大步进入了厅堂。

董牧师摇头晃脑地正讲到兴头上，突然看见陶旅长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立即意识到月亮湾的事情有了个八九不离十，便再也顾不得传播上帝或是阎王的什么旨意、诏书和最高指示了，扔下几个木头一样骨瘦如柴、全身打晃、呆头呆脑、稀里糊涂的信徒，径自领着对方悄悄进了自己设在后院的密室。

陶旅长令随行副官将一个大号黑色公文包打开，然后把五件玉器极其小心地捧出，轻轻摆放到一个檀木桌上。董牧师一见，脸上立即露出惊异之情，两只蓝眼睛顿时变成了绿色。他大张着嘴巴，嘴唇微微颤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赞叹道：“太好了，你干得太好了，这玉器太出色了，愿上帝保佑你步步高升！”说着习惯地伸出大拇指在陶凯面前晃荡了几下。

在激动与兴奋之中，董宜笃将五件玉器一一捧在手中反复端详了半天，只觉得异常精美，是难得一见的古物，但对真品还是赝品的鉴别却没有十分把握。他思索了一会儿，建议陶凯将玉器暂时留下，待过两天自己专程赶往成都请华西大学研究这方面的朋友鉴定，到时将会水落石出。陶旅长觉得董牧师言之有理，又想到这几件玉器本来就是受对方所托搞来的，如果鉴定是真货，还怕日后少了自己的一份儿不成？只要燕道诚跑不掉，就有自己的财发，即使是燕老汉跑掉了，那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切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想到这里，遂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天，董宜笃携带五件玉器乘车来到了华西协合大学。此时的华西大学位于成都古城南门外约两里，地处古南台寺之西的“华西坝”上。早在1905年的时候，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美以美会”、“浸礼会”、“英美会”、“公益会”和“圣公会”共同派出传教机构，决定联合创办一所“华西协合大学”。其中的“协合”即联合之意，而“华西”的定名则是指中国西部地区，其中包括甘肃、西藏、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战略位置，无疑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龙头老大，尤其是对千百万藏、回等少数民族的影响，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华西”也正好暗合了中华与西方的文化教育交流之意，至于“华西坝”的叫法则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称谓而已。从华西大学校史中可以看到：这所大学的大规模建筑始于1915年，以后边招生边四处筹措资金建设，先后持续了几十年未曾中断。按校史的说法，“这所大学，由于它的创建人毕启博士等具有较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并能虚心学习，在筹办中反复争取牛津、剑桥、多伦多这些著名大学的帮助和指导，所以，他们拟订的大学组织方案和专业设置、课程计划、教育管理，以及华西教育会的活动安排，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先进的方式方法。校址选在既靠近城中心，又属于城郊有开发潜力的风景优美的地区。对于校舍的规划和设计，毕启很精心地做了三十年的建设计划，并聘请英国著名建筑师弗烈特·荣杜易来帮助规划设计……”

华西协合大学建成后，除预设的专业外，还非常注重社会调查，对四川及西南边疆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物产、资源甚至民俗民情、语言文字都有专门的考察。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由学校派出的教职员工采集和积累的标本，在中国国内形成了第一流的馆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华西大学才有可能在后来的岁月中，对月亮湾遗址实施首次科学的发掘。

却说董宜笃一路颠簸来到华西坝找到了他的朋友、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D. S. Dye），请其鉴定所带玉器的真伪与年代。戴谦和对中国文物颇有研究，他反复用手摩挲着这五件温润的古玉，又用放大镜反复做了观察，然后毫不含糊地告诉董宜笃：“这是有着重要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古蜀遗物，具体年代应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之间。”

董宜笃一听这批玉器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出土古物，且年代如此久远，他是既惊又喜，当晚在成都设宴请戴谦和与其他几位华西大学的朋友大吃二喝一通后，于第二天返回广汉，将鉴定结果告诉了陶凯。陶旅长一听这几件器物竟是三千年前的老家伙，大喜过望，当晚带着手下几名官员以给董牧师接风洗尘为名在广汉最豪华的饭馆摆了一桌，席间询问了一些古董方面的常识和这批玉器可能卖到的价钱。待酒足饭饱之后，陶凯率领手下弟兄回到旅部，借着酒劲极为得意地高声嚷了一句：“看来这耶稣上帝是让我这个广汉地面上活着的阎王发一笔横财，弟兄们也要跟着沾点光了。”随之径直来到会议桌前坐定，精神亢奋，满嘴喷着酒气道：“都往我跟前凑凑，弟兄们估摸一下，看这笔钱财到底是发还是不发，要发那咋个发法。”众军官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发起了高见。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陶凯所部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尽管广汉一带是天府之国的腹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扔到地里种子就能收到丰盛的粮食，但毕竟处于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除了政令不行，土匪横行，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之外，仅强大的驻军供给就令各地官僚及百姓头痛万分，叫苦不迭。当时在广汉和川西十几个县的地盘上，就驻有邓锡侯二十八军下辖的杨荣尚的第一师、黄隐的第二师、陈书农的第三师、陈离的第四师、马德斋的第七师及一个独立旅和其他兵种共四万余人。可想而知，这四万多兵大爷每天要吃、要喝、要玩女人，开销是何等巨大，而这个开销几乎全赖地方供应，其状况只能形成僧多粥少，兵多粮少，官多钱少，姨太太多胭脂少的窘迫紧张局面。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要自己想些法子来填补日甚一日的亏空。今天夜里，陶凯受月亮湾出土玉器的启示，灵机一动，开始打起了掘宝的主意。想不到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了众军官的积极拥护和热烈响应。只见来自陶凯家乡且具有较高文化，人送外号花狐狸的二营营长胡汉九借着酒劲说道：“那还用说，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嘛！要办此事并不困难，古书有云：‘殷鉴不远，在夏之后。’三年前的民国十七年，著名的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将军，不是率部在清东陵有过精彩表演吗，难道大伙忘了不成？”

“你，你是说炸乾隆爷和慈禧老佛爷陵墓地宫的事？”身边一个醉醺醺的军官直着脖子抢先问道。

“没错，当年孙大麻子在行动之前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清东陵，最后如期将几座陵墓地下玄宫炸开，盗走了所有的奇珍异宝。我们为何不来个以剿匪为名封锁月亮湾？据我估计，一旦月亮湾被封锁，只投入一个工兵营的兵力，三天之后此事可成矣！”花狐狸胡汉九狂傲且胸有成竹的一番鼓动，激起了众军官的欲望与灵感，许多相关的话题开始涌到桌面。自川军第二混成旅驻防广汉后，这块地盘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家的院子，而二混成旅在向当地百姓收捐要税的同时，也象征性地做了几件为士绅百姓所喜欢的事情，诸如剿匪、禁烟、修路、办学堂等等。此时广汉匪风正劲，许多土豪劣绅与大家富户的子弟不时遭到悍匪的绑票，这种绑票索要钱财的勾当，当地土著称作“绑肥猪”，由于不时有“肥猪”被不明不白地绑走，并将“猪”头砍下挂在道边树上示众，弄得城里城外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如果这次行动打着剿匪的牌子制造假象，也可以蒙住外人的眼睛，只是需要多加些小心，把假戏演得像模像样罢了。这一夜，陶凯旅部灯火通明，群情激昂，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为即将开始的挖宝大行动献计献策，直到天将拂晓，怀揣着发一笔横财梦想的众官兵，方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

一个星期后，陶旅长按胡汉九的计谋，先后派出一个工兵营和一个加强连约四百五十人的队伍进驻月亮湾，对外宣称要在雁江一带设卡堵截悍匪朱小猪等作恶分子为民除害。在加强连驾起的机枪与刺刀的包围中，工兵营官兵以燕家大院为中心，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老鼠打洞一样偷偷刨掘起来。此时的陶凯和胡汉九等尚未意识到，自己未免过于书呆子气了些，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老皇历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新形势了。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今天的月亮湾挖宝都不可与三年前孙殿英炸清东陵的情形同日而语。因而当陶凯的部队进入月亮湾的第三天，就有消息传到了广汉与成都，谓陶旅长在月亮湾与雁江两岸掘了蜀王鳖灵的坟，得了两口袋金珠玉贝，还有十几棵摇钱树，其中两棵最大的分别送给了邓锡侯和川军总司令刘湘等等。一时间，广汉驻军二混成旅刨坟掘墓、劫财盗宝之事遂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

这个颇具刺激性的盗宝话题在大街小巷流动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就灌进了陶凯的上司、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又称邓汤元，人送外号“水晶猴子”的耳中。这邓锡侯乃川军将士公认的聪明绝顶之人，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侯”与动物之“猴”同音，而这猴子的材料是用锡做成的，锡又近同水晶，故人送外号水晶猴子。这猴子刚刚听到风声，便立即让师长陈离把陶凯弄到军部过问实情。陶旅长自恃有华西大学和成都讲武堂的双重资历，平时总以文武全才的大将军自居，在同行中有意无意地显现了趾高气扬、不可一势的派头，引得川军其他将领经常侧目与反感。这次邓锡侯也是受了其他将领的密报与蛊惑才将其招来准备教训一番以煞其威的。陶凯一看上司的表情，知道事已泄露，想强撑着抵赖死不承认，又深知这位水晶猴子的聪明与厉害，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邓锡侯知道事情还没有闹大，尚有挽回之余地，想到川军内部近来局势不稳，急需对下属进行安抚与拉拢，同时也为了给陈离一点面子，便板着脸将这位毕恭毕敬的下级臭骂一顿，令其立即将兵撤回，做好善后事宜，同时要尽可能地消除不良影响等等。面对军座的训斥，陶凯立即失了往日的威风，像霜打的茄子样不住地点头称是。当他返回广汉驻地后，便迅速下令月亮湾的部队将所挖洞穴全部原样回填，人员立即撤回驻防地，算是对挖宝事件草草了结。正当陶凯为这次行动没捉到黄鼠狼，反而惹了一身臊，弄了个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而自己虽绞尽脑汁但迟迟找不到适当的方式方法以消除这恶劣影响与四处游荡的谣言之时，面前竟突然窜起一道亮色——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著名地质学家戴谦和在牧师董宜笃的陪同下登门拜访来了。

当陶旅长率部于月亮湾挖宝的传言在广汉、成都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戴谦和也得到了消息。这位洋教授闻听极为震惊，心想这埋藏重要文物的地方理当采取科学的手段进行发掘，怎能任凭一帮军阀胡掘乱刨！为了弄清真伪，他决定亲自到广汉月亮湾看个究竟，如果事情果如传言所说的那样，自己将做些劝说工作，或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搜集些情报，以便向有关方面反映并予以阻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特地邀约了华西大学地质系专门负责摄影的老晋一起于1931年6月来到了广汉。二人先找到了老朋友董宜笃询问情况。董称这两天也风言风雨地听到了一些传闻，因为像这种事不宜公开询问，自己正琢磨着借个什么由头顺便探听一下陶凯的口信，这次算是巧了，索性一道去问个明白得了。于是他们结伴直奔陶凯的旅部而来。此前陶旅长听董宜笃说过戴谦和亲自鉴定那五件玉器的事，此次见这位蓝眼睛、长鼻子的洋教授专程从成都跑来询问月亮湾盗掘之情，并将外界的种种传闻叙说了一遍。陶凯听罢倒吸了口凉气，暗自庆幸军座的及时阻止与自己撤兵及时，否则事情将难以收拾。现在既然已经撤兵，就绝不能承认有过此事甚至企图，否则便是引火烧身，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了。想到这里，陶旅长做出一副真诚加冤屈状，对此事做了全盘否定，并对制造谣言者做了一番虚情假意的口头讨伐。戴谦和听罢点了点头，似是对陶旅长遭受的不白之冤表示同情和理解，随后提出想到月亮湾亲自考察一下的想法。因自己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怕再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希望陶旅长派几个士兵作为警卫一道前往。陶凯听罢先是有点厌烦之感，心想我弄的这档子事还没整利索，你又来横插一杠子，这不是给我添乱吗？便要借故推托。但话尚未出口，灵感的火花“刷”地一闪，一条妙计袭上心头，随之很是痛快地答道：“戴教授不辞劳苦，亲来广汉为考察保护文物古迹奔波，令人钦佩。其安全之责，当由卑职全程担负，派兵保护，理所应当。明天由旅部派专车，卑职亲自陪同，以尽对科学考察人员保护之责任。”陶旅长的一番豪言壮语，使戴谦和大为惊讶又大为感动，遂竖起大拇指连呼：“OK！OK！”

第二天，戴谦和与摄影师老晋、董宜笃三人在陶旅长及其一大批官兵的陪同护卫下，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月亮湾。此时的戴谦和觉得陶旅长是一位有文化、有品位、识大体、顾大局、尊重知识分子的新式军官，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但就陶凯而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将自己盗宝的阴谋与在社会形成的负面影响，随着这些洋大人的考察而冲淡，并将人们的视线渐渐转移到洋人的行动与考察成果中来，自己从中好来个金蝉脱壳，溜之大吉。尽管陶凯的想法有些勉强，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也只有如此这般去应对了。

到达月亮湾后，戴谦和、董宜笃等人在陶凯所部工兵营翻腾出的土中捡到了若干颇有研究价值的陶片和零零碎碎的小件玉石器。待检索完毕，老晋将该拍照的地方都做了实地拍摄，而后又在陶旅长的陪同下来到燕家进行访问。当听说他此前送给陶旅长的五件玉器转送戴谦和教授鉴定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商周遗物，而这些遗物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人文环境都极其重要时，燕道诚好像突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知己，突发神经样地从家中一个地窖里拿出了几件玉刀、玉璧、石斧、石环等器物，嘴里嘟囔着非要请戴谦和鉴定，实则是想在洋人与陶旅长面前显耀一番。戴谦和接过器物细心察看后，认为同前几件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并进一步推测为商、周礼器。也就是说，这几件东西不是普通人家所用的普通器物，而是古人祭祀天地鬼神时专用的一种能沟通天地的特别器物。听了戴谦和一番旁征博引的解说，董宜笃似乎受到了感染，兴趣大发，当场提出购买几件上好的玉器送与华西博物馆予以收藏研究。陶旅长一听，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洗刷自己污名的又一条渠道，遂眼珠一转，马上表示上次借走的五件和现在所要的几件，都以旅部的名义付款了结，并全部转赠自己的母校华西大学收藏。陶凯如此慷慨激昂的一番表示，令在场的戴、董两位洋人和燕道诚老汉都有点不好意思，经过一番客气性的争论与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由陶旅长出资清算包括上次五件在内的共八件玉器；董宜笃以广汉圣公会教会的名义出资购买一件个头大、玉质精的玉琮；燕道诚则献出家中珍藏的一枚直径78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的特大型石璧和一柄大型琬圭给华西大学保护研究。不过燕道诚在赠送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需在石璧上刻“燕师爷”三字，以示对捐献者永久纪念。经过一番讨论，在其中一枚石璧上刻了燕道诚的名字才算了结。以上所列器物全部造册登记，由戴谦和与摄影师老晋在册上签字画押后，带回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

协议既定，陶旅长提前返回旅部处理一件紧急公务，戴谦和等一行则在数名官兵的保护下，开始在月亮湾周围再度展开调查。这次调查持续了三天方告结束。返回广汉后，陶旅长没让戴谦和急着回成都，而是将他与董宜笃等几人共同派兵护卫，携带此次调查中捡来的半口袋陶片、玉器残片以及从燕家两次收购的玉器和燕道诚捐赠的大石璧等，在广汉县几个重要的衙门和有影响的士绅之间有声有色地转了一圈，最后又派出专车由几名官兵护卫，将戴氏与器物一同送往成都。临起程时，并不知具有中国特色之内情的戴谦和握着陶凯的手，颇为激动地说：“中国有陶旅长这样的精英人才竭诚为民服务，为国尽忠，真是百姓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之大幸呵……”

“惭愧，惭愧，还请戴教授多多关照……”陶旅长打着哈哈，将戴谦和二人送上了旅部特别派出的汽车。当汽车抵达成都后，沿着街面转了几个圈，最后停在了华西大学博物馆大厅门前。按戴谦和的安排，他要将这批珍贵的器物亲自交到他的好朋友、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D. C. Graham）的手中。 FoLgecItTkklCtF1pZHpysgtjsRCkP/cc4SPeFlinWfNVUCkeSP+GxX3zPzLw1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