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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岳南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亚运村来到北京大学我的寓所，将他的新著《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书稿示余，并请为其书序。我当时虽有些含糊地答应下来，但还是告之待看完全部书稿后再作最后定夺。岳南走后，我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翻完了这部洋洋三十余万言的纪实文学作品，觉得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于是决定写出下面几段文字，与大家共享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带给我们的香甜与酸涩。
我真正接触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遗址内两个著名的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由于这两个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当时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不久，四川有关方面在广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几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之邀，前往三星堆发掘工地和博物馆参观考察过几次，对遗址与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质以及发生发展的源流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围绕这个文化主题，我也曾做过一点专门的研究。岳南先生在这部书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与事，特别是对三星堆遗址历史源流与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应该说还比较熟悉，并有些亲近感与亲切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发了我的思绪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朋友们飞去。
记得在199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曾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写了一篇简短的序文。这篇序文和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和心声。我曾这样说过：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风完全一样。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在中原发现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个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同遗址的文化期有关系。所以，文化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以四川学术界为首的众多学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我就不敢说了。谈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画等号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例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性质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等，都不好解决。
三星堆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性。所以，这个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探讨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国家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对四川考古界的朋友们说过，只能从三星堆遗址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我看了几次之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而这一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当然，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说是四川省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所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现经查明，在此遗址之上还包围有边长约1800－2000米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据发掘者对我说，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后，感到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国西南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大家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由此发现，给四川省的考古工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也立下了耀眼的丰碑。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和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揭开了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这一丰硕成果的公诸于世，是值得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
以上就是我对三星堆遗址及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发掘之后，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质等问题发表的一点看法。尽管有些观点没有做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但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望着案头上这部描写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部书和他说过的话。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4年，当时尚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并对甘肃一带做了两年的考古调查。后来，已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巨擘的夏先生根据在甘肃地区实地考察的日记等材料，写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记》的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夏先生对这部通俗性的“另类”作品，专门在序言中这样解说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样地具有历史的价值吗？将来中国考古学发达后，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规模来做这些工作，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我们这次筚路蓝缕的工作，所收获的一些古物，数量上仅是沧海一粟，质量上也成为不足轻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成为较稀有的东西，或许更可珍贵呢！至于考古方面的通俗叙述，也是我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考古报告，它们的命运常常是安放在图书馆书库中和极少数的学者的书室内，仅供专家的偶尔取阅。当那些专家偶尔由书架上取下考古报告来查阅时，也像对付从地下新发掘出来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书皮上的尘土和蜘网。翻了几下之后，仍放回书架上。这些巨著又在书架上过它们漫漫悠长的空闲岁月。它们能够这样的偶尔一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对于这种颇为现实的状况，夏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本《漫记》把许多耳闻目见的各种琐事，也都记进去，并不限于考古方面。便是涉及发现遗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获，也力求通俗，不是专门研究考古学的读者，也可以感到兴趣。至于欲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则另有《甘肃考古报告》一专书在写作中，可以供他们参考。不过那种枯燥的报告，便是专门学者，也没有几个人能从头到尾地看过一遍。”
夏先生作为我的前辈和受业的恩师，在这里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不但显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见地，也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们的心声。作为考古学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虑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不仅仅用我们手中的锄头将“沉入或掩没于土壤之下，曾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闪烁过奇光异彩的古代文化遗存”发掘出来并使之重见天日，公诸于世。而且是如何进一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文物史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以发挥它能够鼓舞和激励现代人类的最大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现在，从岳南新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以及此前创作的同类作品中，我感到已经找到了知音和盟军，并看到了实现以上远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发现和发掘的宣示与流传而言，可以说纪实文学当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形式，从事精神文化建设的文学家和记者朋友们在这块天地里也将大有作为。可以说，摆在我案头的《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这块丰沃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学界甚至是整个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献。
从这部作品的谋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异宝及有关事件、人物为主轴，以古蜀国故地、黄帝子孙诞生的摇篮——岷山附近这块圣土上的历史为素地，并配以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风情，聚合而成为一个有历史关联与传承相继的文化丛体，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视野宏阔、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全景式长轴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作者极具文学功力地刻画了三星堆（月亮湾）玉器的最早发现人燕道诚父子，以及后来的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外国学者的形象，特别是对郑德坤、冯汉骥、王家祐、林向、马继贤、王有鹏、赵殿增、敖天照和年轻的陈德安、陈显丹等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所做出的贡献，饱含感情地给予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与此同时，作者还以辛辣的文笔，别开生面地描绘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事不有、无事可以生非的众生影像。这个影像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表现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脸和做派无不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表露出来，令人观之无不为之扼腕浩叹。当然，作者在一路铺陈刻画各色景观和人物表演之时，也不断迸发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从作者在笔下倾吐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余年和金沙遗址发现三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最具开拓性和独创精神地描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发展、演化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并不算过誉。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读者若能细心品读，相信一定会获得良好助益和启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国家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才真正相识的，当时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所批准允许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访并执笔写作这一“工程”的记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论证的五年多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相识相知并在心灵上有所沟通。其间陆续读过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写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好评如潮的《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复活的军团》等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文学作品，让我感触良多。
通过交谈得知，岳南并不是学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艺学。但由于自小对历史、考古有很大的兴趣，加上后来在北京求学有了一些条件和机遇，他自1990年便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历史文物考古界，并试着地把历史文物考古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始写作，结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种走史学、考古学、文学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来的精神作品，被国内外评论界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文学”，而岳南和与他合著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为中国开“考古文学”先河的第一批作家。从他初次尝试到现在已逾十几年，现仍在考古与历史这个园地和这方沃土里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并一直笔耕不辍。从岳南的创作体裁、创作方向与矢志不移的创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来看，我得到一个体会，即古人所说的学贵有继，学贵有恒，学贵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为人，必须有志，必须是一个有志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事业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结出丰硕的成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出一番大辉煌来，这部作品的出版，或许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证和权威诠释吧。
邹衡
简介：邹衡，1927年生，湖南省澧县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后作为北大即将成立的考古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攻读考古学副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学习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参加、主持郑州二里岗，河北邯郸涧沟、龟台寺，洛阳南王湾、东干沟，山东省临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刘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山西省天马－曲村，陕西省扶风壹家堡等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主要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另有专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天马－曲村》等。其中《天马－曲村》获美国华盛顿沙可乐、佛利尔国立艺术馆及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评选的东亚艺术史最佳著作“岛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