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汉骥的具体操作下，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三十四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此次发掘的具体组织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属于既是博物馆馆长又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

按照合作双方达成的协议，除冯汉骥之外，联合发掘队的副队长分别由省博物馆的张才俊与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两位考古学家担任，其成员有省博的戴堂才和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等考古学家，以及广汉县文教科的谭锐和中兴公社的文化干事王文江等人。按照要求，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全部参加了此次发掘。

9月18日，由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与一名学生乘一辆汽车，携带部分生活用具到广汉打前站，安排食宿等诸多事宜。由于中兴场至月亮湾地段道路狭窄，阡陌纵横，汽车无法通行，只得将发掘工具、器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在中兴公社的大院内卸下，由马继贤和他的学生花费了一天的时间，用肩膀挑到月亮湾回龙寺小学，在那里租借了三间平房安顿下来。

9月20日，联合发掘队几十名师生和考古学家携带发掘工具，乘两辆敞篷汽车开赴广汉月亮湾进驻回龙寺小学。按照规定，凡参加发掘者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粮食的定量，缺额部分派一名学生到乡下收购些红薯作为补充。当生活稍作安顿后，按照冯汉骥的战略部署，在月亮湾分别选择了三个地点进行发掘。第一个地点选在燕家院子东南三十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当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渠，共开探方十一个。第二个地点选在水渠的北面不远的稻田，只开一条探沟。第三个地点选在月亮湾一道高高隆起的土隔梁上，开挖探方一个，其目的是探察此处是否有由人工夯筑的一道土墙或更加宏大的城墙。当这三个点的发掘陆续开工之后，发掘人员将原划分的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详细分为上下两层，并分别定为商代和西周早期。

冯汉骥一边与师生们在坑中发掘，一边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真诚地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说：“我们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家，整天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亲自到现场调查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以后无论是谁，再也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了……”这些看似浅显的漫谈，实则是颇为深刻的做学问之道，令年轻的师生们牢记心怀，并在以后若干年的社会实践中付诸行动并大为受益。对于所发掘的实际考古资料的应用，冯汉骥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几十年工作之经验告诉学生们：“要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观察务求细致，思考力致周详，应使器物烂熟于胸，在研究透彻之后才能下笔成文。”

就在这样一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发掘中，月亮湾联合发掘队于三个地点，共开掘十二个探方和探沟一条，发现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三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同时，在三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经考古人员的初步推断，当是坩锅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面对已被揭露的遗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冯汉骥与联合发掘队的每位队员心情都颇为高兴。整个发掘工作在平和的气氛与收获的喜悦中，按照原定计划于同年12月3日结束，为期四十多天。

关于这次发掘的成果，时任发掘队副队长的马继贤在若干年之后曾做了一篇追记，文中说道：

月亮湾遗址发掘迄今已近三十年，当年指导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亦已辞世十余年，可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诸于世。作为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受教于他的学生，我实感有愧。几年来，一些同志知道我是当年发掘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一再要我撰文介绍情况。敝人实难推卸，只好应命。不过当年的原始记录已不在手边，不能尽道其详，只能依据当时整理保存的一些不很完整的资料做一回顾和追记，并以此作为对冯先生的纪念。

……

首先，这是建国之后对该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性资料，有助于对后来三星堆附近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其次，第一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纠正了以往依据地面调查获得的材料来判断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片面观点。发掘的事实证明了地面所暴露的主要是上层的遗物。

第三，纠正了建国前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比如当年葛维汉在燕家院子前面出玉器的坑中发掘时，曾把含红烧土的层次误认为是由于烧窑所致，故定为“窑层”。他还根据当地传说与月亮湾梁子上曾暴露出汉砖等现象，从而认为这是汉代的废墟。经发掘知道，地层中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屋建筑坍塌之遗迹。月亮湾梁子上有东汉墓的遗留，并非人工建筑之城墙。

第四，三层下发现的沟槽，虽然当时我们已认定它是房屋建筑的遗迹，但它究竟是当时普遍的建筑形式，抑或是有特殊用途的建筑，因受发掘面积的限制，尚难定论。后来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的发掘，证明这类建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形式，两地互相印证，表明这种建筑从北边的月亮湾到南边的三星堆一带都有广泛分布，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最后，在遗址的第二层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及坩锅残片，表明该层处于青铜时代，而且铜器是在本地制造的。这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冶铜遗迹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后来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铜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证。

正如马继贤在反思这段工作历程时所言，由于受实习时间限制，当时在发掘中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探沟法（2米×5米），因而受揭露面积所限，有些建筑遗迹未能探清其面貌。此外，在发掘月亮湾梁子的土埂时，虽然想弄清此处是否是一道城墙，但在发掘中地层被一座汉墓打破，清理时没有发现人工夯土，所以认为不是城墙。后来经过四川省考古所多次发掘，证实此处恰恰就是一道商周时期的城墙，从而令当初的发掘者深感遗憾……当然，同所有的科学都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一样，关于城墙这一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才渐渐认识的。作为后来者，对冯汉骥等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及他们对遗址文化性质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是不会求全责备的。令人扼腕和颇感愤慨的是，当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一系列闹剧、悲剧以及群丑的反复出演。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诸于世”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面独吞。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

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中给予协调。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手中。川大师生见大势已去，于无奈中将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关重要的资料交了出去。

从月亮湾发掘结束到川大整理发掘器物，一直到将整理资料交与博物馆的一年多时间里，冯汉骥一面身心疲惫地应付着教学和校、馆双方那扯不断理还乱的行政事务，一面仍以书生本色夜以继日地做着《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最后定稿工作。按照他的计划，一旦这部报告彻底脱稿，便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到月亮湾一带的古遗址中来，并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对这个遗址的年代、规模、文化性质等等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真正从“仿佛若有光”的狭隘小口进入豁然开朗的传说中的古蜀国的“桃花源”中，或许那个几千年前的国度真的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如果运气不错，或许还将被那里的国民“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园记》），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顿，顺便庆贺一番。遗憾的是，自1964年年末，举国上下“四清”运动的风潮骤起，冯汉骥作为这次运动中清理扫除的重点对象，被迫放弃博物馆的一切事务，而被隔离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接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审查、监督、改造。就在这个时期内，省博物馆从人民公园的旧舍迁到了人民南路的新馆。在迁址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混乱与人为的毁坏，月亮湾发掘的器物被弄得七零八落。由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马继贤等师生费尽心血，历经一年整理出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像抗战爆发之后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样，从此下落不明。

“四清”运动刚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爆发，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四川大学，都开始在政治狂潮的漩涡里打滚翻腾，挣扎沉浮。博物馆停止了正常的展览和业务研究，川大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和招收新生工作。一切正常的事务都被夹杂着血腥与暴力的吵闹与争斗所替代，整个中国进入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大动荡、大混乱甚至是大混战的时代。作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和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冯汉骥，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不但一切研究全部停顿，人身也渐渐地失去自由。他先后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等等多种罪名，被揪出来，先是没白没黑地接受号称革命闯将的批斗，后来被博物馆一帮新生的“革命造反派”当作人肉靶子一顿拳脚打得口吐鲜血，骨断肋折。此次劫难虽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但不得不被迫穿着钢背心（为保护断裂的肋骨，用不锈钢筋做成的类似于背心的防护具）继续接受批斗与改造。1969年，冯汉骥又以“牛鬼蛇神”等等罪名被造反派捕获，押到成都市西南百里之外的大邑县安仁公社原著名地主恶霸刘文彩的一个院子关了起来。在那个地狱一般的黑屋子度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后，又被转到茂汶县一间破旧的仓库继续关押。在茂汶艰难地度过了两年凄风苦雨的时光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度转到岷山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前后被关押、改造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的魔窟生活中，原本身体就比较瘦弱的冯汉骥，除被弄得骨断筋折之外，还几次吐血昏厥在地。尽管身穿钢背心，但被批斗到最后，已难以支撑起那骨瘦如柴，酥软得如同枯草朽木一样的身躯，不得不躺在一间黑屋的小床上苦熬时日。尽管如此，冯汉骥仍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屈服邪恶势力的民族优秀气节自励，不论在何种境遇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咬紧牙关，不做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更不泯灭自己的文化良知与道德情操。对于个人遭受的荼毒和污辱，他强忍悲愤压在心底不作计较，但眼见自己业务研究不能进行，生平壮志难酬，一支经自己亲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惨遭摧残零落，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与研究被迫中断与荒废，而发掘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又被博物馆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内外勾结，当作革命的对象予以砸烂铲除，心情极度焦灼痛苦，终于抑郁成心腹之疾，开始长期卧病在床。1975年，外部形势稍有好转，冯汉骥被内部造反派恩准在学术界参加少量的活动，但身心已极度衰弱，几乎无法行走。这年的11月，在门生童恩正等人的搀扶照应下，冯汉骥强撑着虚弱到极点的病体，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做了一场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尚未结束，身体已不能支，急送医院救治，自此一病不起。

1976年10月，当冯汉骥在病榻上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兴奋异常，立即又燃起了久埋心底的希望之火。由于心中长期结系着广汉月亮湾情结，他派人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助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中国科幻文学之父、著名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招到自己的病榻前，让其设法重新收集1963年在广汉月亮湾出土、在省博物馆遭到大劫的器物资料，趁自己一息尚存，抓紧研究，以便在有生之年写出一份有关这次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以便对学术界同仁及人民大众有个交待。童恩正受命后，开始按照导师的要求一一落实。令人扼腕的是，尽管童恩正为此费尽心机，全力以赴进行搜寻、查找，但存放于省博物馆的器物，在“文革”中几乎全部被造反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捣烂砸碎，连同其他若干种器物被抛入垃圾堆中。而当年由川大师生呕心沥血整理出的文字资料，仍然是下落不明，无人知道是变成了垃圾还是被烧成了灰烬。万般无奈中，童恩正只好在川大师生中收集了部分当年发掘时的日记体原始记录，稍作整理，向冯汉骥做了汇报。面对这一劫数，冯汉骥清醒地意识到要完成一篇能在学术界交待过去的发掘报告已成为泡影，遂在长叹一声后改变了主意。他准备根据劫后残余的材料，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示对月亮湾遗址几十年的仰慕眷恋之情。

此后，冯汉骥在病榻上与童恩正根据掌握的残碎材料，就有关月亮湾的玉石器问题做了研究与探讨。根据拟定思路和师徒二人达成的共识，由童恩正执笔开始着手撰写。就在初稿刚刚完成之际，1977年3月7日，一代考古学巨擘冯汉骥撒手人寰，乘鹤西去。

冯汉骥去世后，童恩正按照其临终前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刚刚草成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加工润色，最终得以定稿，总算是了却了导师生前的一点心愿。

此文对历年来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并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以及与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敏感问题，一一做了论述。尽管文章篇幅不长，但从条理分明的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冯汉骥严谨缜密的思想脉络、渊博的学识以及在字里行间闪耀着的科学与理性的分析。文中特别指出：

关于广汉玉石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数十年中积累的材料进行分析。1933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开坑试掘，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应与周围的遗址同时，因此我们推测其时代，暂时亦以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为标准。广汉遗址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常见的纹饰。陶器的豆、钵的器形，压印圈纹和凹平行弦纹等纹饰，以及小平底、盲耳、器钮的作风，均与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和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处。据土台遗址原报告推测，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建筑，夹杂在其中的陶片，当更早一些。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的时代则为西周，因此我们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误。

在秦灭巴蜀以前，四川地区是被称为“夷狄”之国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通为郡县。”广汉玉石器的出土，说明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了与中原相似的礼器、衡量制度和装饰品。这对于研究蜀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这篇凝聚着冯汉骥心血与遗愿的论文，终于在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与《文物》第2期上相继发表。其时，冯汉骥已去世两年余，而离新一轮的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高潮大幕再度拉开，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EekdSPLLsHEUJRu+Ih6gs3Xc0g/pwALfMF5RF7oW4Io7lPhHRjkNdxD8LBvxLg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