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设高潮的兴起，中国西南部先是有成渝铁路的建设，接着颇受国内外瞩目的天成（后改宝成）铁路也开始动工修建。就四川境内而言，宝成铁路南段由成都起始，全程需经过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彰明、江油、昭化、广元等十个县境。从成都到绵阳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从绵阳到广元一带，又为南北交通的孔道，特别是昭化和广元两地，历代都为政治、军事重镇，其地下文化丰富，文物颇多，具有古蜀文化相当明显的代表性。鉴于在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线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宝成铁路工程开始时，当时的西南区文教部有关领导，曾充分注意、考虑到这一重要方面的因素。为了配合工程建设，更有效地宣传文物政策和清理保护出土文物，西南区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派遣工作组前往铁路沿线，开始清理和收集发现的文物。

1953年年初，由于工作的开展和各种重要文物的发现日益增多，西南区文教部再做决定，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与宝成铁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民政厅、公安厅、绵阳专员公署等单位联合组成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由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为总负责，下设宣教和技术两套班子，开始到沿线各单位和群众中间宣传文物政策，并从事文物的保护、清理、收集等工作。冯汉骥上任之后，对广汉月亮湾一带这个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古代遗址特别关注，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坏，他亲率考古工作队前往调查发掘。他在后来发表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一文中，有一大段是关于广汉中兴乡月亮湾遗址调查与发掘的论述：“由于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筑路工人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使清理文物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广汉中兴乡遗址散布地面甚广，我们在打鳅田略为试掘，即出土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数未制成的石器。据推测，此地可能是一石器制造场所。时代不会很早，虽没有铜器发现，或者是属四川巴蜀时代（殷周）的遗址。巴蜀时代遗址，是我们此次工作中注意的重点之一，但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发现，只在广汉车站工程中得有铜矛一件，出土情况不明，是属于巴蜀铜器型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冯汉骥在庆幸之余，还夹杂着一丝没有发现心中梦想的那种古代器物和遗址的淡淡的遗憾，这个遗憾一直等到九年之后才得以弥补。

由于月亮湾这一文化遗址的重要性为学界所熟知，1955年，受四川省文化局的派遣，省博物馆考古学家王家祐再赴广汉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调查。作为冯汉骥学生的王家祐，于1926年生于成都，受知识分子家庭文化的熏陶，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幼年拜青城山常道观易理轮（心莹）道长为师，并由恩师赐名王宗吉。当他于华西大学协合中学毕业后，遂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徐仲舒、冯汉骥、蒙文通等教授学习中国历史。1948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三年，其间云游、考察了上海、南京、杭州及四川各地石窟造像区，并师从高道名僧学习道学与佛学。1951年追随冯汉骥到西南博物院（今重庆博物馆）筹备处从事考古工作。1953年8月，进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进修，并聆听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向达、苏秉琦、阎文儒、吕遵谔等文化大师的讲课，结业后返回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要负责考古调查方面的工作。由于王家祐在读川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冯汉骥兼任这一年级的班主任，并直到这期学生毕业后的1950年赴重庆组建西南博物院方才离开，因而从关系上而言，王家祐既是冯的学生，又是下级加助手。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冯汉骥每次下田野搞文物调查，王家祐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得力干将。冯两次赴广汉调查发掘，王家祐都是开路先锋和发掘的主要实施者。1954年下半年，王家祐离开重庆调至成都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半年之后开始遵照上级的指示再次赴月亮湾调查。但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紧张，收获甚微，只是“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了土层，无所获”。于心不甘的王家祐在撤离考察现场时，同他的恩师冯汉骥一样，心中生出了一丝怅惘和难以割舍的情愫。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王家祐与本馆的考古学家张甸潮主持。借此机会，王、张二人怀揣着一个尚有些朦胧的梦想再赴广汉月亮湾，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较为详细的勘察。就在勘察的过程中，王、张二人那朴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燕氏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王家祐与张甸潮借住在县城文化馆的一间平房里，要到月亮湾工作，来往要步行三十几里的路程，交通和生活均十分不便，每当遇到风雨天气，更是备觉困难与艰苦。面对此情，燕青保主动邀请王家祐与张甸潮住到自己家中，二人推辞不过，便于几个风雨之日吃住于燕家。时燕道诚已经作古归西，燕青保开始主持家政。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从当年燕氏一家发现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们主持的发掘，连同活阎王陶旅长率部在月亮湾盗宝的所作所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和拜把子兄弟，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当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时，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不再是原来慈禧老佛爷统治的大清国和蒋委员长主政时军阀混战的民国了。现在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在各级政府当官办差的官员，则成为农民兄弟的仆人了。这个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并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国家，曾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假如上边文物部门和司法部门真要追究起来，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为此，王家祐对燕青保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事还没有外人晓得，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要仔细掂量一下，这人头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头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更值钱？哪个更有保留价值？到底是保人头还是保石头？……”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头不保石头，决定从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国家主人与合法公民，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用一个猪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为精美的几十件文物，然后由王家祐牵线搭桥交给了省博物馆。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后一批，也是最为精美的一批。至此，燕家声称再无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号称藏有“广汉玉器”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其真品仅为四十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台湾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后，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二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佚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1958年春，王家祐与张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相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三十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根据调查结果，二人很快写出了后来被业内广泛引用，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发掘具有先锋意识和前卫观念，同时兼有深厚学术功底的著名论文——《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此文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刊出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中说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沟及土岗的断层中，包含了较多的陶片和火烧土的文化遗迹，我们就地采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再沿土岗南行，岗势略向左转，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积层，估计应是当时烧造陶器的地址。在此访问居民时，据说附近农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我们收集到一批历年在此出土的玉、石制品，计有牙璋、石璧（残）、石镞、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状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此外，在发现的一块褐黄色半透明的石块上，有数道人工磨制痕迹，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过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当地的制品。这里收到的两块赭石，形状是磨扁的方形条块，表面呈紫色，光滑有细腻感，硬度很高。……因为许多石、玉器都是农民挖出的，它与陶片层在时代关系上究竟怎样，尚待日后发掘研究。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近年来农民因从岗西穿过岗东，挖出了一道水沟，在沟东端右边断面上，露出较大块的陶片层，岗面好几条沟的断壁里，也同样包含着很厚的陶片层。明白地显示了这里是古遗址的所在地。我们在这里略一挖取，就收集了几种不同器形的陶片，并在沟边拾了一件磨制的石斧。这些陶片，经过初步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它的特征是这样：从陶片部位上看，较多是敞口器的口缘，另外有灯柱下端和器腹；陶质方面，有淘洗过的泥质细陶……此外，从这些陶器片的制作技术和火候方面看，轮制技术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器壁厚薄不一，火候也较低。

综观以上具有的这些征状，可以看出这批陶片与四川各时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及成都青羊宫遗址的陶片、器形、特征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新繁、月亮湾、三星堆）这三个遗址的文化，相当于殷周时期，与战国以下的文化当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至于这一文化的全貌如何，与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关系怎样，尚有待今后将这三处遗址正式发掘后，才能着手研究。

王家祐、张甸潮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调查，以及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识，是三星堆遗址近百年历几代人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中，极富学术眼光的一次具体的实践，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等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调查结束后，二人专程到广汉县政府汇报并请求对包括月亮湾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加以保护，同时首次向学术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保护以三星堆区域为主体的“广汉文化”的呼吁。这一行动与考察成果，对后来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继王家祐、张甸潮此次调查四年之后的1962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需要实习，曾在成渝和宝成两条铁路沿线的文物调查与抢救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此时已从重庆调回成都并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借这次学生实习的机会，冯汉骥决定亲率师生赴月亮湾对这个一直令他梦牵魂绕、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巨大魅力的古遗址再度展开一次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调查与发掘。

关于冯汉骥的经历以及他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为其所作的小传中可以有个大体的了解。冯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一个中学教员家庭，五岁时在家乡私塾中发蒙，十岁入美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宜昌美华书院学习。1914年，因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冯汉骥基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毕业。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并于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冯汉骥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学生必须信奉基督教和学习神学，遭到冯汉骥的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其享受免费的权利，并要求冯汉骥偿还全部学费。冯毕业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归还了学校全部学费八百余元。

由于冯汉骥在大学时读的是文科，并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他的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第二年升任主任。

在厦大的日子里，冯汉骥适逢鲁迅亦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冯在图书馆专门为鲁迅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并由此引起了冯汉骥对文物考古这门学科的兴趣。加之闲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和研究，使这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直到产生了迷恋的程度。以后冯汉骥再度入学深造并主攻人类学，与这段经历和鲁迅等人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1年夏，冯汉骥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人类学考古学的严格训练。在美八年间，他读过摩尔根的《人类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及《古代社会》两大名著，并亲身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对于这一地区原始的氏族社会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校期间所著《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亲属制》学术论文，以其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发现，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又将此文略加删节转译为汉文，发表于《齐鲁学报》第一期。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最能与亲属名词发生关系者，莫过于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的现实。但其由于制度特殊，如媵婚中不同辈的人，也可纳为妾媵。因此，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对此信疑参半，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王念孙父子及俞樾等，对于这个问题穷经皓首也没有说清楚。但冯汉骥在文章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阐明其真相，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经学上所不能解决的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37年春，冯汉骥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适逢“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战事正酣，于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做新的人事安排，冯汉骥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他结识了史学名家徐中舒，两人遂成挚友，以至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汉骥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其积累之资料，厚至盈尺，并发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论文和摘要。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众望所归，冯汉骥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1943年开始，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主任。在这段时期内，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当时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别无先例。冯汉骥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筹谋策划，主持其事，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冯汉骥从工地劫持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其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不久之后他又主持了重庆铜官驿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

尽管冯汉骥在中国求学时代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对教会那一套说法和做法却相当反感，一生从未信教。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中国边疆四处活动，更是存有戒心。在抗战时期，当华西大学的戴谦和等人约他参加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主持，而旗下成员较复杂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时，冯汉骥以“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中国的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为由，拒不加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效劳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困难甚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冯汉骥出任筹备主任，并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对整个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意义。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消，冯汉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他除关心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建国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的发掘报告。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被视为冯汉骥二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所产生的一项重大成果和业绩。这一成果不但对中国考古史，同时对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亦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当然，就在冯汉骥率领师生于1962年6月奔赴月亮湾之时，他撰写的这部煌煌巨著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在这种情形中，他毅然投笔离开书案，打起背包和学生们一道乘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工地。按他一贯的想法与做法，作为学者固然需要通过学术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业，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人才，传递学术薪火并在后学身上发扬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准则，他决计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着的著作，亲自率师生来到田野调查现场，结合实际将自己平生所学一点一滴地滋润到晚辈的心田。在月亮湾的三层台地上，冯汉骥指导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在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在此期间，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离指导学生外，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带领师生走出月亮湾，扩大调查范围，对整个三星堆区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勘察。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学术界习惯看法的新的理论，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来研究并有所发现和突破。在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目标，冯汉骥才于这个夏天亲自率大队人马走出书斋来到广汉原野，开始了调查和发掘。

就在这次实习活动即将结束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那高高的台地上，遥指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对他的助手马继贤教授和正在随他攻读研究生的得意门生林向，说出了一句令后来历代发掘者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怀的极具科学战略眼光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认为，今天的预言是不会有大错的。”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及大批金银铜器和古城墙的惊现人寰，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明了当年冯汉骥的正确预见。

关于这次调查、发掘的具体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写出了一份调查简报。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相对过短，发掘中所揭露的面积有限，得到的标本亦不丰富，因而教研组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章中较为低调地宣称：

这次我们所采集到的一批有关石璧的标本，大部是在离过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约二百米处的鸭子河河岸断层中找到的。这不仅证明这一部分东西原是就地制造，更使我们弄清了它与其他文化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矫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论断，对于确定这一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义。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出土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有许多相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这几个遗址所在的地区，都在记载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范围以内，所以本遗址当系一古代蜀文化遗迹。

关于本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应属西周，有人认为应属新石器时代（直到195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还采用这一意见），但这些论断大都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首先是他们没有弄清各类遗物的地层情况，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即指璧、圭等礼器而言）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的发现与发掘》）这当然是错误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属原与所谓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于同一地层中。但此种意见的影响却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石器中璧、圭、璋等礼器，亦为中原周代遗物之风，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遗址年代不应早于殷周。前面提到的此地许多文化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推断本遗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据。因为以上两个遗址都经过发掘，确切年代弄得比较清楚，前者属殷末周初（参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新繁水观音遗址清理简报》），后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本遗址既然同时具有两处遗址的特征，自然其年代应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以上两点意见，仅系根据调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发掘材料来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学术论点，尽可能地剥去笼罩在月亮湾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冯汉骥和他的学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学的师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大规模的探索发掘机会的到来。 T99Lx0CENp8CXsCKwtR9XT09uUqo7TABZPYHfnbK0yTdCkQSxP0uT1y6n7KRAa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