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谦和刚下车，正好遇到了外出归来的美国人葛维汉。葛氏是人类文化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与古人类遗迹是他的本行，且造诣颇深，20年代末来华，在川南一带传教，同时做一些田野科学考察工作。当华西大学成立后，受他的好友、时任华大美方校长约瑟夫·毕启博士的邀请来到该校任教，后来兼任了华大博物馆馆长之职，自此更加注重对边疆地理的考察与古器物的搜集工作。在这期间还主持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定期编辑出版该会会志与博物馆馆刊，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和古文化的考察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戴氏的做法，国内有些学者如冯汉骥等曾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作者注）。因戴、葛二人同在华西大学共事，平时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摆长城吹牛皮，还几次结伴外出到川西搞过田野调查，遂成为要好的朋友。此次一见，戴谦和便用中国式的幽默说：“尊敬的馆长先生，我送您几块石头，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望着戴谦和风尘仆仆又精神抖擞的模样，看到一辆军车与几名荷枪实弹的川军官兵共同前来，葛维汉立即猜出这位神通广大、爱好古物的地质学教授此次肯定捞到了长江上游少有的“大鱼”，便双手抱拳于胸前不无幽默地说：“欢迎，欢迎，在下求之不得。”说着将右手冲博物馆大厅一扬，做了个请的姿势。戴谦和让随行的官兵将盛装玉石器的箱子抬下来，同摄影师老晋一道跟着葛维汉到了一间办公室。在开箱之前，戴谦和又突发奇想，先让葛维汉闭了眼睛，待箱子打开，里边的玉器一件件被拿出摆放到办公桌上后，戴谦和说了声：“好！”葛维汉才睁开眼睛。刹那间，几十件大小不一、精美异常、光芒四射的玉石器如同汹涌奔放的潮水“哗”地一下扑入眼帘，令人在短暂的惊异之中感到了一丝夹杂在诡谲神奇中的壮美与豪阔，其景观既撼人心魄，又撩人遐思。葛维汉于惊愕中张大了嘴巴似想喊句什么，但始终没能喊出。他静下神来，先是将摆放的所有器物用爱抚喜悦的眼神横扫了一遍，然后伸手捧起一件玉琮旁若无人地仔细观瞻起来。直到被晾在一旁的戴谦和大声“抗议”，指责对方见财眼开，不够哥们儿，葛维汉才从沉醉中猛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伸手拍了下戴氏的肩膀，又分别向摄影师老晋和抬箱的官兵点头致歉，各方人员才开始进行理智的交接与交流。

葛维汉以华大博物馆的名义接收了戴谦和交来的玉石器之后，对此视若珍宝，爱不释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维汉见过并亲手摩挲过许多玉石器，但从没见到有如此精美之器物。据稍后来到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郑德坤教授考证，西蜀石器文化的发现并不遥远，其肇始于1886年英人探险家贝巴（C.F.Baber），此人在这一年入川游历时，于重庆附近当地老乡手中收购了二件磨制石器，回国后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学术论文，西蜀有史前石器文化遂闻于世。其后，居住在川康地区的传教士叶长青（J. H. Edgar）及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等学者，以边疆学会的名义在各地展开调查，收获颇丰。所取标本除将少数捐赠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及南京中央研究院外，其他的几百件各式石器全部收藏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叶、戴、葛三人对当时采集到的石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后，先后在《华西边疆学会会志》、《亚洲文会会报》等刊物发表了关于川康地区石器文章十余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前来调查者接踵而至，一时出现了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1925年至1926年间，中亚探险队考古学部主任奈尔逊（N.C.Nelson）前往三峡调查史前遗迹。据郑德坤说：“其人亲履洞穴数百处，考察精详，成绩笃著，所得遗物，除一部分留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外，全部编号运至美国，存放于纽约自然博物馆。”关于这批器物的初步报告刊于美国《自然科学》杂志，后又刊于《中亚自然科学》第一卷。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美籍教授哈安姆（Arnold Heim）曾专程自广州跑到四川边疆考察地质，亦得石器数十件。1931年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到川西调查民俗，在一个称作道孚的地方发现史前遗址多处，采集石器数十种。这批石器全部存放于华西大学博物馆保护、研究……正因为有了以上的工作基础，戴谦和把从广汉运来的这批玉石器交给华大博物馆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弄清广汉玉器的情况，葛维汉曾多次向戴谦和请教，并会同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对摄影师老晋所拍的照片做了研究，初步认为“月亮湾一带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同时预感到在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遗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并挖出，可作为这个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证加以考察研究。为了更详尽地了解这处遗址与出土器物的内在联系与文化性质，葛维汉以“广汉遗物之富于考古价值”为主题向华西大学校本部打报告，要求率领几名教职员工亲赴月亮湾玉器出土地点做一次考察，通过对这一地域的考察研究，从而得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这个报告在得到校方批准后，葛维汉又决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筹集经费做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找到更多的器物加以研究，尽快解开埋藏玉器之谜。为促成此事，他致函于广汉的董宜笃相商，请其出面和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们联系，做些前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地方当局和士绅们的同意与积极参与，至少不至于在背后捣鬼，中途下绊儿，将事情搞乱搅黄。同时葛氏又利用华大博物馆的影响力，一边筹款，一边积极做四川省教育厅的工作，最终办妥了针对广汉县中兴场月亮湾地区的考古发掘执照。广汉县方面在董宜笃的奔波说和以及陶旅长从中斡旋下，县长罗雨苍以广汉县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函对此次发掘表示同意和支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葛维汉得此消息兴奋不已，决定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季水枯时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周围进行试掘。但由于其他事务耽搁，此次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就宣告流产。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葛维汉决定再度组织人员对月亮湾进行发掘，在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后，终于付诸行动。这年的阴历三月初四、初五两日，葛维汉、林名均等华大博物馆的四位教授，携带着测量器、绘图版、水准器、卷尺、铁锹、铲、锄、粗制毛刷、竹篾等发掘器物，连同十几名训练有素的发掘工人一起乘车来到了广汉。在董宜笃的引见下，很快与县长罗雨苍、当地驻军陶旅长等军政要人接上了头。罗雨苍与陶凯当晚共同设宴款待葛维汉等人的到来，并于席间商及发掘的具体事项。最后决定以“此项发掘，非以现代科学方法不能辨明其层位而求得时代之价值。然此事在蜀尚属创举，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乃改用县政府名义，由罗氏出面主办”。（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载《说文月刊》1942年3卷7期。以下引文同）为了表示地方政府对此次发掘的支持和重视，罗县长指派两名亲信邓巨铺、萧仲源专门负责发掘中的人员组织、调配以及后勤服务等事项，其他的诸如发掘计划、发掘地点以及发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学方面的事项皆由葛维汉全权主持。由于月亮湾地下藏宝的秘密随着燕道诚的泄露，陶旅长手下官兵的发掘，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三番五次地光顾等等举动，早已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当秘密挖宝的陶凯军队撤走后，成都与广汉的古董商人、土匪、恶霸、地痞等各色人物，纷纷潜入月亮湾，欲发一笔横财。尤其是当地最有名的如王脚猪和人送外号鬼难拿、鬼见愁、鬼敲门三兄弟等悍匪，主动与当地社会不安定分子相勾结，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进驻月亮湾，在平坦的稻田和弯曲的水渠边大肆挖掘起来。在不算太长的日子里，整个月亮湾已不再是油菜花盛开，稻香四溢，曾养育了无数子民的温馨家园，瞬间变得千疮百孔，窟窿遍地。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地方治安之责的陶旅长曾多次派出军警进行弹压，但只收到一点暂时性效果，得到片刻的安宁，一旦军警撤出阵地，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混乱局面。月亮湾那鸡犬不宁、狼烟不绝的状况，渐已成为广汉军政要人的一块心病。这次葛维汉一行的科学发掘，算是一个大的契机和转折点。为了保证发掘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当地治安状况尽快好转，罗县长和陶旅长商定，在发掘期间派出一个连约一百二十人的官兵与三十名团丁，日夜驻守在发掘现场，并集中部分精力合力围剿、堵截、消灭在月亮湾活动的不法分子，如有为非作歹或继续违抗者格杀勿论，或就地正法，或枭首示众，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混乱态势。

第二天上午，葛维汉一行来到了月亮湾进行实际勘察，此前派来的官兵与团丁早已按照预定的守护、警卫方案部署完毕。为表示对此次发掘的重视，也为了彻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宝的不良社会影响，陶旅长与罗雨苍县长等军政要人于第三天上午率一干人马来到月亮湾发掘工地进行视察。在葛维汉的陪同下，一行人先在燕家院子的四周和月亮湾台地转了几圈，葛维汉边走边指着眼前的地形，讲着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推测与未来的发掘计划。看得出，葛氏的兴致很高，而重返月亮湾的陶旅长此时的心情更是出奇地好。当这群特殊的视察大员们转到两个守护的机枪手面前时，陶旅长望着架在土堆上那散发着瓦蓝色光芒的德国造轻机枪，两眼放光，兴致大发，转身对陪同的守护连长明知故问道：“这枪的威力咋样，大不大？”聪明伶俐的连长早已闻知面前的这位活阎王有好大喜功、爱慕虚荣、故弄玄虚的嗜好，立即站直了身子短促有力地回答道：“报告旅座，威力巨大，比过去的机关枪可是厉害多了，不愧是德国造，真是名不虚传呵！”

听罢此言，陶旅长得意地点点头，接着大声对两个机枪手命令道：“你们两个给我冲西边那个横梁子来一梭子，震一震王脚猪和鬼难拿这些个老王八，看他们还敢再来跟我陶某叫劲。”两名机枪手不敢怠慢，立即掉转枪口，将一长串子弹“哗哗啦啦”地推上膛口，开始扣动扳机“咚咚隆隆”地放起枪来。密集的子弹飞出枪膛后在西边不远的横梁上“哧哧溜溜”地上下窜动，不时有飞弹发出“唧唧”的怪异而骇人的鸣响，流弹撩起的一串串火花与烟尘，蛇一样贴着地皮不住地窜动、翻腾、跳跃，形成了一道奇特而亮丽的风景。众人见状，识趣地齐声喝彩，陶旅长见这次在洋人面前都露了脸，遂得意忘形地大笑起来。

待罗雨苍、陶凯等军政要员例行完公事，前呼后拥地返回县城后，葛维汉与林名均决定找燕道诚了解当年挖出玉器的详情。此前，对燕道诚挖出玉器的具体情形，董宜笃曾对葛维汉说过，并言具体情形是“由小到大，分为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长方坑之装饰”。而随戴谦和赴月亮湾调查的摄影师老晋则对林名均说，坑中的玉器形状及放置情况是“大小不等，迭置如笋，横卧泥中”。为此老晋还特地说明，此种说法是从燕道诚之子燕青保口中得知的，当时“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但这个说法显然与葛维汉听到的不合，到底孰是孰非，只有再请燕道诚出面回忆并决断。当几人来到燕家找到燕道诚，并请求其回忆那天晚上挖玉器的具体情形，以及玉器在坑内的布置状况时，燕氏摇了摇头，晃了晃脑袋，抬起袖子擦了把有些昏花的眼睛说：“当晚由于老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刮着寒风，下着小雨，马灯的光亮既小且暗，加上当时怕被人望见，心惶惶的，只顾向外掏东西，没顾得详细观察器物之间有啥子联系。再说它们联系不联系与我们挖宝有啥子关系，我们只要把宝掏出来就对了。不过隐隐约约地还是有些印象，这个坑肯定是长方形的，坑中的玉石器整体的堆放情况似是圆形的器物如玉璧、石璧等，都是从大到小重叠在一起的，在坑的周边环放着一圈石璧，其他器物的堆放情形就模糊不清了。再说这事都过去几年了，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人老了，头昏了，也就懒得特意去记了。”

葛维汉等发掘人员听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描述，颇不甘心，又找来燕青保询问，对方的回忆跟燕道诚不相上下，同样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心境和燕氏父子本人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训练，所以对坑中玉石器情形的回忆，只能供考古人员作个参考，但不能看作结论。不过按燕氏父子的说法，此坑连同大批器物的出现，至少给研究者留下了三个未解之谜。一是这个坑是谁挖的，在什么时间挖的，为何不是其他形状而偏偏挖成长方形？二是坑里的玉石器为何要重叠堆放，横卧泥中或环坑一周？三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璧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作何种用途？

为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葛维汉、林名均决定先将燕道诚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个坑重新掘开看个究竟。此时坑边溪水暴涨，林名均只好指挥工人将欲发掘的一段用泥石断塞，并将坑之两边掘开，使溪水改道经坑边流出。后借助燕氏田溪中所设水车将水车干，慢慢寻找到当初发现遗物的原址开始发掘。经淘掘后，发现其为一长约七尺、宽三尺、深一尺多的土坑，坑中旧藏遗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林名均等“仅得玉圭之残块两片及残缺小石璧数件而已”。因当年器物被取出之后，为寻找金银珠宝，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乱挖一气，使考古人员再看到这个坑时就显得有些杂乱和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对于这段发掘经历，林名均在他后来撰写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的报告中说道：“此类石璧残块，尚有为前此燕氏弃掷于岸旁者，吾人亦一一拾取携归。此外尚有由坑中所散出之长方形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磨成之有孔石珠，混于溪底泥沙之内，吾人淘洗约近百件。据云，自燕氏淘溪之后，附近居民于其近旁拾得此类石珠甚多，用线穿连以为儿童玩具。然皆散失（吾人曾于一乡人手中购得数颗），小玉块则无人拾取，任水漂去。按周礼典瑞，‘鄢圭璧琮琥璜之渠会，疏璧琮以敛尸’，则其地或为古代重要人物之坟墓，诸物乃殉之所用也。或为古代祭祀大地山川之所，亦有可能。”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进行了一番交涉后，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的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实施。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溪底工作既毕，便紧接第一坑之南开第二坑，同时依其北开第三坑，长宽均同第一坑。第三坑土层与第一坑相同，在第二层中亦掘得若干陶片与石器残块。二坑半属溪岸，较田坝约高尺余，上二层泥土系后人堆积，继有近代陶瓷残片，无何等价值。下第三层，与第一第二两坑之瓦砾层同，所得亦相似。再下即为未曾翻动之黄土层矣。

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吾人即注意附近各地有无其他遗物，后果于小坡之上拾得石器残块两块，溪岸拾得少数陶足。后又由一农人处购得石斧一柄，柄刃及口部残缺。又得刀柄一段，尚存一孔，据谓亦得自溪中，距燕氏淘制处约十余丈。此外尚购得红色小石凿一柄，谓于溪南土中所得。据此，则遗物散布之区域，甚为广大，若能用长时间做大规模之发掘，成绩必更有可观，惟因种种限制，吾人不得不暂时结束。将所掘之坑用泥土补填复原，并给地主以相当回报以赔偿其损失。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虽有陶旅长与罗县长派出的军兵、团丁共一百五十余人严防死守，并不时将那德国造轻机枪朝四周的土梁子和树林放上几梭子子弹，以示威胁与恫吓。但仍有为数众多的亡命之徒不吃这一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顶风而上，故意与守军官兵团丁们叫劲，声言要血洗月亮湾，夺回失去的地盘，保家卫国，让洋人们统统滚蛋。他们白天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然蛰伏，每到晚上便像狼虫蛇鼠一样从不同的地方钻将出来，开始对发掘工地及其相关人员进行骚扰。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财路随着几个洋人的到来被封堵，于心不甘又颇不服气，便与地痞流氓勾结，四处散布流言，称县政府与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成奸，出卖祖宗，将近千名驻军开赴月亮湾秘密挖宝。月亮湾下埋有古蜀国的开国之王——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等。陶旅长的挖宝大军敞了蜀王的坟，得了这把宝剑和一匹鎏金马，并挖出了两口袋金珠玉器与十几棵摇钱树。而这蜀王的坟一旦被挖开，月亮湾甚至整个中兴场和广汉的风水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四方乡邻百姓即将大祸临头云云。由于这一番蛊惑煽动，使原本文化程度低下，整日在巫术与魔法的阴影中苦度时日的劳苦大众，由最初的嫉妒变为眼前的恐惧，由恐惧演变为对县政府与驻军的愤怒，再由愤怒的火星迅速燃起了仇恨的烈火。在烈火的燃烧中，这些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劳苦大众们，怀揣着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与急欲摆脱灾难的焦急之情，开始主动与各路地痞、流氓、土匪及大胆的刁民勾结，嘴里狂喊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有责，共同对敌”的口号，秘密成立了一个“广汉民团乡勇爱国护宝总指挥部”，开始与驻守的军队、团丁展开游击战。在如此民怨沸腾、险象环生的境况下，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再这样折腾下去，不但发掘的器物有所闪失，几个洋大人的人头都可能要丢掉。如果这几个洋人真的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悍匪们作为“肥猪”绑去，将头砍下，那事情可就闹大了，不但自己要丢官罢职，脑袋都怕是很难保住。想到这里，遂以“匪风甚炽、安全堪忧”为名与陶旅长、葛维汉协商暂停发掘，待“匪患已除，民众息怨，事理尽晓后，再做发掘事宜之筹划”。本来陶旅长还想凭着自己的武力坚持一阵子，声言再派出一个团进驻月亮湾与悍匪刁民决一雌雄，但葛维汉此时早已吃尽了被骚扰的苦头，再加上怕事情越闹越大，与己与当地政府、百姓都没有好处，遂萌生退意，同意了罗县长的意见。于是，发掘队于3月26日撤出工地，整个发掘过程为期整整十天。

关于这段看起来有些意外的插曲，林名均在他的报告中曾说道：

三月六日发掘工作开始，然附近无知乡民，竟妄造谣言，谓吾人掘有金马，时邻境匪风正炽，恐因此发生不测，且夜间必须步至八九里以外住宿，为避匪患，众皆为苦，故甫十日即行结束。

此次发掘，在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六百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二十件，琬圭、石珠十余件，琮三件，玉圈、小玉块数十件。另外还有三件石斧、一件石锥、二件石刀、二件石杵、五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所出器物分置六箱，全部押送至广汉县政府。罗县长在过目之后，便“以此有关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后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按照林名均的说法，与罗县长的慷慨大度成鲜明对比的是，“惜燕氏私藏数器，几经交涉，未能购至，仅摄影以作参考而已”。

葛维汉、林名均等人怀揣复杂的心情返回成都后，尽管有时间短促、发掘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的无奈与遗憾，但事已至此，只好将精力投入到发掘器物的整理与研究之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著名的华西大学改为华西医科大学，华大博物馆的器物由四川大学博物馆接收保存，在馆内长期摆放展出的“广汉太平场遗物”，即有这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 zRAC3mUM94dqvE40qf9k35WX4ttXH6N8gu+6RBMMKUichLuIr20yBa0b0Hnz5Y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