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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一座不为世人知晓的银雀山，由于发掘出一批稀世汉墓竹简，震惊了世界，闻名天下。这一考古成果，先后被列入“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新中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中。
银雀山之所以享誉中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土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简牍兵书——大量汉初特别是先秦的宝贵兵书。这批兵书共计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及《曹氏阴阳》、《天地八风客主五音之居》等兵法专著与专论。特别是两《孙子》的同时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诸如孙武、孙膑是一人还是两人；《孙子兵法》是一人所著还是两人所著；《孙子兵法》原本为十三篇，还是曹操在删削了原本的八十二篇之后，重新编辑成了十三篇等等一系列千年悬案。由于汉简《孙子兵法》是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为《孙子兵法》的文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校勘资料，其在学术上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自银雀山汉简出土以来，除了当年的考古工作者发表的发掘简报外，为之疏理、校勘、注释，以及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学术论著大量涌现。但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现这一考古事件和兵书内容的作品却十分罕见。相比之下，在20世纪初，当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除了专家学者对出土的经卷和其他文物以及环境等诸方面进行大量研究外，这一发现还激活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不但有早些时候进入敦煌洞窟临摹写生的张大千、常书鸿等艺术大家，随着敦煌声名的远播，有越来越多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也从这一宝藏之中吸取艺术养分，发掘、创作出了《飞天》、《丝路花雨》、《秦王破阵》、《祁连山下》、《敦煌之恋》等著名的歌舞、戏剧、音乐、报告文学等史诗般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将敦煌文化以快捷简明的形式传播到人民大众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又丰富了敦煌文化，并为这一古老的文化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从而使这一文化血脉得以延续和流淌不息。
由敦煌藏经洞的开启所发生的一系列新的文化创举，使我在受到启迪的同时，也联想到银雀山汉墓的开启与发现。如此惊心动魄的考古大事件和如此博大精深的兵学文化面世，怎么就没有一部惊世骇俗的文学艺术作品对这一题材给予表现和拓展，以不同的角度和艺术形式，把这一事件本身与出土兵书的思想发扬光大，传承久远呢？每想到此，心中便添了一种遗憾与期盼。
令人感到惊喜和欣慰的是，就在银雀山汉墓发掘30年之后的今天，岳南同志的长篇纪实文学《遭遇兵圣——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发现破译之谜》创作完成，并即将刊诸枣梨。这是银雀山汉简兵书出土以来，首次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前后经过与汉简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及研究者最新的学术成果，作全景式详尽的文学性描述。这部作品的面世，作为一种文化像征，它打破了30余年来，银雀山汉简发现、发掘、破译这一重大题材，只囿于纯学术研究领域的局面。这枝出墙的红杏，或许预示着文学艺术创作的满园春色即将到来。
就岳南同志这部《遭遇兵圣》的文本而言，自有它独到之处。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他进入这一题材角度的与众不同。它不是像众多同类作品一样平铺直叙地来讲述这个古老的故事，而是通过一次偶然的发现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考古发掘这扇开启的窗口。有了这样一种出其不意的精巧进入，就较为轻松地冲决了令人为之头痛的坚硬的围城，从而使整部作品的叙述如同奔腾的江河之水一路流淌开来，直至形成了令观者惊叹的浩瀚景观。
当然，这部作品在一路荡漾中所展现的不只是《孙子兵法》和孙武子本人，同时还有现代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长河中的如姜子牙、管仲、司马穰苴、孙膑、庞涓等兵学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宏大场景的铺排和展现，毫无疑义，这与作者深入生活，勤于研究，吃透了这批简牍的精髓是分不开的。岳南同志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提醒读者这样一个不可忽略又恰恰易被忽视的重要文化现像——银雀山汉简兵书的出土绝不是偶然的，像所有事物的生死存亡都不是偶然的一样，兵书的出现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底蕴。
我们知道，中国号称“兵法王国”，历代兵书数以千计，而其渊薮却着重发源、反映在齐鲁之邦。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四五十万年之前就有与“北京人”同时代的“沂源人”（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距今8000年到4000年间“东夷文化”的产生不仅是山东地区文明曙光的预兆，也是中华文明曙光的预兆。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西周，齐鲁封国，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继被奉为“兵主”（战神）的蚩尤之后，又有了被尊为兵家鼻祖的姜太公。接下来又有开创齐国霸业的管仲和一代兵学大家司马穰苴，之后便产生了被誉为天下兵圣的孙武和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被尊为“王师”的孙膑及其名著《孙膑兵法》等。先秦之后，一大批军事家如诸葛亮（山东沂南县）、羊祜（山东费县）、戚继光（山东蓬莱）等也都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连绵不绝地从这块土地上生长了出来。银雀山汉简的发掘，无疑是齐鲁文化特别是齐鲁军事文化的反映。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被称为“东夷”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有着自身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兵学巨匠、战略大家，继之才有了最著名的《孙子兵法》等一大批兵书战策的诞生、运用、流传，有了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兵书的机缘。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山东的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大批兵书，而其他地方则难以窥见的原因。
岳南同志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对姜子牙、管仲、司马穰苴等几代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和军事战略思想着意刻画，其目地就是要追寻孙武本人性格的形成和其兵书为什么达到了古代社会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深层缘由。从作品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孙武所达到的这一奇峰，是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攀登而上的，如果没有几代巨人在下面的支撑，孙武也就不可能成为后来人们看到和景仰的孙武子了。
《管子·正世》有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中国文化宏阔而博大，弥漫着一种强大磁场，迸发着诱人的魅力。每当重大的社会变迁之际，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人物站出来，矢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或因政府的推动，分别为中国文化做起了革旧布新、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这个光辉而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仍盛行不衰，并为有识之士发扬光大。岳南同志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了解、研究银雀山汉简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又一扇窗口，它作为一盏文化之灯，必将为人们了解古代兵法的书山之路，亮起异样之光。
是为序。
吴如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