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丹华主持清理工作开始不久，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已展开。在王冶秋的斡旋、努力下，自1972年开始，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罗福颐、顾铁符两位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临摹竹简，并与吴九龙一起对出土竹简初步开始辨认、省识、校录等工作，为以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做了铺垫。

此时，刚刚挣脱了锁链的中国考古事业如同得到天助，“哗”地一下进入了建国以来第二个辉煌时期。就在银雀山汉墓发掘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考古人员又于湖南长沙发现、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发掘了唐代文书。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发掘，一个“考古中兴”的局面业已形成。鉴于上述地区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瞩目和震动，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冶秋亲自主持，于1974年10月，相继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三个整理小组，全国各地大批著名专家、学者被从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地区抽调到国家文物局，集中力量共同对早已湮没的古代文化信息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一时，国家文物局办公大楼内，学者云集，专家如云，文物局内部招待所全部被各地来京的专家学者占满，有许多学者因一时找不到铺位而索性在自己的整理室内过夜。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每个专家学者脸上都洋溢着快乐与幸福，因为这样的局面预示着黑暗的尽头，光明与希望的到来。每个人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愿献出平生所学，以迎接伟大之时代的到来。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中，参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的主要有中华书局杨伯峻、刘起釪、魏连科；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中山大学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罗福颐、顾铁符；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北京大学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吴九龙等。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进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书的玄机奥秘被层层揭开。

从整理的情况看，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因长期在泥水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连缀竹简的编绳早已腐朽。但从残简遗留的痕迹，可窥其简册的形制大多以先削好的单条竹简，采用三道丝绳编连的方法进行。在上下两端编连时，各留出约1～2厘米的空白作为天地头，中间加一道编连，待简文连成册后再用毛笔蘸墨书写而成。每枚竹简书写一行，每行字数多在35～36字之间，最多的40多字，少的也有20多字。竹简上的文字全部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隶书，字迹有的端正，有的潦草，显然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但字迹除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都显得较为清晰。由于发掘时竹简受损程度较严重，使每简的字数差别较大，如在编辑的4942个号码中，自3000号以下，多为仅存两字至三四字的断简。简书的每篇篇题，多写在简文第一简的简背，全篇结束后又于尾部标有全篇总字数，也有的篇题书于篇末，或在篇首篇末均有所书，但这样的情况只有《孙膑兵法》中的《八阵》一篇出现。有的由于内容残损，未见篇题，后由整理小组根据篇文内容拟加，并加以[]以示区别。为便于检寻，整理小组让每篇文章自成一卷，以尾简作轴心，文字朝内自左向右卷起，卷后其首简背面的篇题即呈献于外，看上去一目了然，检寻起来极为方便。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通过对竹简认真释文并加以分类校勘，将其重点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周秦诸子

1.《六韬》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

4.《孙子兵法》十三篇

5.孙子佚文五篇

6.《尉缭子》五篇

第二部分　佚书丛录

1.《汉元光元年历谱》

2.《孙膑兵法》十六篇

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

4.《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

5.其他之类（如算书、相狗、作酱法等）十三篇

考古人员和整理人员从一号和二号两墓出土的陶器、钱币、铜器和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以及墓坑形制等方面分析，可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特别是鼎、盒、壶等陶器组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断。此前曾提及的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半两钱”及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确定这两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证。尤其是“三铢钱”的出土，作为一种特殊的标志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推断的正确。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仅为短短的四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在这座墓葬里既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铸的“五铢钱”。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即一号墓的确切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

考古人员在二号墓的发掘中，除了出土“半两钱”以外，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同样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当年由吴九龙从墓坑棺椁中完整捧出来的这份历谱，其简长69厘米、宽1厘米，约当汉尺的三尺。简上存有丝纶痕迹四道，出土时散乱残折。此简移送北京后，整理小组人员吴九龙将残简进行清洗、分离和照相，并对书写的文字进行考释，由著名学者罗福颐做了临摹，此后请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陈久金、陈美东两位专家按照摹本排比其简首数字。通过两位天文历法学家的研究“知其干支顺序皆横向排列，并发现一简上有十月至后九月的字样，方知这是汉代改用三统历以前的历谱。细观此历，只见前半部有少数残损，所幸的是十月至后九月一简中虽有残损，但尚未断折，据其他竹简摹本干支加以编联排比，补其缺失，再以宋人《资治通鉴目录》审校，其结果与元光元年岁首的晦朔大致相合。由此初步断定，出土的这部分残简就是汉元光元年历谱。”

在研究中，陈久金和陈美东二人又于零乱的竹简摹本中发现了“七年䚕日”一简，䚕字虽不可识，但据二陈推断应是历日的意思。“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六年次年改为元光元年，此简却写于七年，推测此转抄者在抄写此历时改元尚未公布，故写作七年。有了这一佐证，更确知这一历谱为元光历无疑。”经考证，此“七年䚕日”一简，当是此历谱的首行，犹如后世历书的封面。又据《汉书·五行志》载：元光元年“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查该竹简历书，七月先晦一日的干支正是“癸未”，由此进一步断定这就是元光元年的历书。至于竹简所书“七年䚕日”，据两位研究者的推测，应是决定改元前所用的年号，即汉武帝建元七年。

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考古史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历谱中还附记了与农事有关的节气时令征候等，它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1年）历谱，要早七十余年。在此之前，对汉代太初以前所用的。

历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实例，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由于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时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实用历，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历史年代千年来沿袭之谬误，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古六历的重要实例，对研究整个古代历法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价值。

由于有了《元光元年历谱》作为标志，年代上限应断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即银雀山二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起始年代比一号墓晚了6年。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据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据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从出土竹简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又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若干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让现代人类首次有机会窥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一书的真实情形。

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孙子兵法》竹简书，其整简和残简近300枚，计2600多字，超过宋代刻本《孙子》全文的三分之一。通过校释，竹书《孙子兵法》与宋本《孙子》内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文字简约。如宋本《虚实》篇“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竹书作“能与敌化之谓神”。

（2）竹书多用借字、古字。借字如胃（谓）、皮（彼）、立（位）、冬（终）；古字执（势）、县（悬）、恿（勇）等。宋本则一般都改用本字、今字。

（3）竹书不避皇帝名讳。如前所述，竹书《虚实》篇中另有“兵无成势，无恒形”，其中的“恒”字宋本作“常”，当是汉人避文帝刘恒名讳所改。

（4）竹书用字有较宋本优胜处。如宋本《形》篇“胜者之战民也”，竹书句首有“称”字。称者，权衡、较量也。结合上下文意，似竹书更符合孙子军事思想。

至于所发掘的银雀山两座墓葬的主人，由于缺乏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考古发掘者与汉简整理小组人员都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此墓的发掘者吴九龙、毕宝启等学者的估计，这个“司马”应是墓主人的姓氏，不会是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推断墓主当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在二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据吴九龙、毕宝启推断，“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曾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按照出土汉简整理小组人员、著名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临沂汉简分类考释序》中所说：一号、二号汉墓为“夫妇合葬墓。一号是男墓，二号是女墓，不仅因其随葬竹简内容，更有椁内柩的方位符合男左女右的成例可以为证。汉代合葬并不一定同圹，曾见《汉书》上有过记载。一号墓随葬二漆耳杯，底均刻划有“司马”二字，始为墓主的姓氏。以其无一件兵器而多兵书，则其身份推想可能是将军幕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武夫”。

但这个说法却遭到了吴九龙的反对，按吴的说法，这两个墓深度不一样，一个略高，一个略低，头向也不太一致，且还错位，不太可能是夫妻合葬墓。因为如果是夫妻合葬墓，按常理应该是一样高低，方位平行。但这个观点同样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从两个墓的先后顺序看，二号墓要比一号墓至少晚6年，也就是说当一号墓的主人入葬6年之后，二号墓的主人才刚刚死掉，此时一号墓的地面标志不会全部消失干净，如果不是与此墓关联密切的人，不会紧挨着它的旁边再开挖一个墓穴。即使对方要这样做，恐怕一号墓主的后人也不会答应，只能是夫妻合葬墓才会相隔如此之近。由于一号墓已被封土埋掉，其穴位外貌只能看个大概，所以当二号墓开挖时便出现了稍有错位的现像。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号墓的深度已不可测，二号墓的深度也就出现了比一号墓低下50厘米的情况。这个情况虽不能确切证明一、二号墓就是夫妻合葬墓，但也并不足以否定其是合葬墓的可能。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吴九龙的认可，他认为在没有更充分材料的情况下，既不作肯定，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否定意见。

关于一、二号墓是否是夫妻合葬墓的问题，由于材料的缺乏，看来是难以弄清楚了，好在后人更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便是这两座墓出土的器物中，占比重最大，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书籍。望着这堆用竹简刻就的书籍，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堆书籍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汲冢书》的故事。据《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从各种典籍来看，《汲冢书》确为一个名叫不凖的盗墓者首次发现，据当代史家李学勤考证，盗墓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以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土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当这位叫不凖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夜中打开墓穴之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凖干脆以他认为最不值钱的竹简作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为官方闻知，开始派人追缴、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发现的竹简除被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收缴，所得竹简经束皙等当时的鸿学硕儒整理后，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也是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用书籍随葬并不只是银雀山汉墓主人的特殊爱好，有这个爱好的在历史上大有人在。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以“生平之物”随葬，是古代的一种风气。所谓“生平之物”，当然是死者生前日常用品和心爱的珍贵物品，从秦皇汉武陵墓地宫中那一堆又一堆穷奢极欲的物质财富中可以感受到这股风气的强劲。据文献载，用书籍随葬，古人谓之书殉笔葬由来已久，这个葬式最早起于何时何人已难以考证，但不是一种制度，因为在西汉以前不见记载，后来才渐渐有所记录。如东汉周磐临死前，令他儿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置棺前。另据《晋书·皇甫谧传》载，晋朝时的史学大家皇甫谧，临死前的遗嘱是让后人把《孝经》一卷为他随葬。但这似乎仍看不出是一种制度，仅属个人爱好罢了。这个时候，无论是活人还是将要死去的人，对书籍还是很看重的，所以就有了零零碎碎的一篇或一卷书简随葬事例在民间流传。

书籍被真正看作“不值钱”，是到了印刷术比较普及之后的事了。印刷术始自唐代，唐以前，书籍的流通全靠手抄。买卖书籍的店铺叫“书肆”，据参加银雀山汉简整理考释的著名史家杨伯峻考证，这种书肆可能起于西汉末。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在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所生活的西汉前期，书籍既赖传抄，可能当时还没有借以流通的书肆，那么书籍的难得就可以想见了，因而书籍也就自然地变成了一种可贵而高雅的“平生之物”。

随葬品既是墓主生前所习用和珍爱的东西，自然也和墓主生前的思想倾向有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映出当时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思想风貌。这种反映，在随葬的书籍中尤其敏感。按杨伯峻的说法，因为东汉的周磐是一介儒生，且是《尚书》经师，所以要用《尧典》随葬。皇甫谧的思想中混杂儒道两家，所以要用《孝经》随葬。再如1959年发掘的武威磨咀子六号墓，据考古人员的推测，墓主很可能是一个传授《仪礼》的经师，所以用平素所诵习的半部《仪礼》随葬了。与银雀山汉墓差不多同时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三号墓也出土了大量帛书和地图之类的文物，因为这个墓的墓主是轪侯兼长沙国相的儿子，自然有力量雇佣抄手抄书。从出土帛书中可以看到，其品类比较杂，抄本也不统一，其中《老子》一书即有两种不同抄本。墓主以这些书籍随葬，表明他在生前是喜好这些东西的，这和历代帝王将相以大批宝物随葬，内容虽有不同，但其为个人珍爱的“生平之物”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前后的20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批儒评法”，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一个基本评判就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有学者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看出和《老子》同抄的还有颇具法家思想的佚书《经法》等，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初“外黄老而内法术”的政治路线。而有学者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书籍以兵家为多的特点，将这些兵书的思想划入法家范畴。尽管这个划分未免有些知识分子的投其所好，并兼有武断和书生意气的性质，但如此多的兵书战策同时在一个墓中出土，这和战国以来兵书的风行与畅销是相吻合的。

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之际，武装斗争和封建割据在全国范围内激烈地进行着。就秦汉时代论，一方面，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劳苦大众、无业游民、流寇盗贼加流氓无产者，正火烧火燎地反对秦二世和赵高政权；另一方面，六国国王和大臣世将的后代，怀揣着复仇与复国的双重梦想乘机举兵攻秦。不论哪一个营垒、哪一个武装集团，其主帅战将和谋主军师都急于吸取前人关于战争的经验和理论，以应用于眼前的斗争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这种新的形势造成了兵书的盛行，而阅读兵书战策也很自然地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如韩信的属将大都能引用兵书来提作战原理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那位在秦汉之际较为著名、总爱以大儒自居的陈余，也停止了“军旅之事未尝闻之”的老调而高谈兵法并和来人辩起难来。萧何是刘邦集团的总后勤部长、兼管兵员补充和给养供应，但对兵法战策也颇为精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流行的兵书计有182家之多。自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成了气候并统一天下后，开始“命韩信申军法”。韩信于182家中“删取要用，定著35家”。据说韩信本人也借着兵书战策在人民群众中畅销的大好时机，也鼓捣出了《韩信三篇》兵法刊布于世，并派手下在军内外广泛推销，有时还强行摊派，此书居然风行一时，跻入各大书铺的排行榜居高不下。据野史说，韩信本人从这部兵书中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版税，并用这笔稿酬买了几只名鸡放在床铺上扑楞了好长一段日子。作为刘邦手下最著名的战将，韩信在全国尚未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就曾要挟刘邦而做过齐地的父母官，以他对兵书的喜爱和自己的军事素养，自然对齐国之地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影响。不管是出于实际应用还是臣僚部下的阿谀奉承，兵书的大量抄写和流传，当与韩信主齐与本身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兵书的发现来看，像《孙膑兵法》这种佚书出土于山东临沂地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一个偶然现像或巧合。

当然，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除自身的学术价值外，还揭示了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当年的秦始皇究竟焚毁和禁绝的是哪些书？是见书就焚？还是有其政治目的地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可操作或不可操作的空间有多大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银雀山出土竹简中得到了的诠释。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焚书”之策，最先是由历史反革命分子、秦国的丞相李斯所提出，由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右翼秦始皇亲自划圈批准的。在《史纪·李斯传》中，所记载焚禁之书，与《本纪》所载基本相同。

由此可知，李斯建议对书籍的处理情况是：所焚烧、收禁的，主要是“以古非今”的儒家经典《诗》、《书》五经和百家语，秦以外各国的史书、医药、种树等纯讲生产和科技，没有政治倾向的书籍，还可以保留下来。按照汉代学界大腕王充的解释，李斯所说以及后来所焚的书，包括《书》、《诗》、《易》、《礼》、《春秋》等，这些书籍，有一部分没有烧，收藏在官府，专门供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们研究。可惜后来项羽怀着复仇、复辟的心理，率领一伙由强盗和流氓组成的军队，在攻入秦都咸阳之后，将大批的宫殿、官府、署衙焚毁怠尽，这些仅存的只供学者们研究的书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在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面前，秦王朝统治下的那些只知动口不知动手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们，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秦政权所实施的封建统一的国家制度了。在秦首都咸阳以外，尽管民间仍有人偷偷收藏和诵习《诗》、《书》以及其他儒家的著作，如《史记·儒林传》曾载楚汉相争，刘邦举兵围鲁的时候，“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情已经不多了。如果结合银雀山墓葬的入葬时间和地点作一些分析，问题也就更加清楚突兀出来。

银雀山一号汉墓入葬的时间，如《简报》所言，其上限不会早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这就是说，离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而这么长的时间之后，随葬的众多的竹简中，为什么独不见儒家的经典？这显然与秦始皇焚书有一定的关系，按当代史家宗彦群的说法，临沂一号汉墓的墓主虽不能断定是什么硕学鸿儒，但所藏著作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少了。流传于世的宋代刻本《孙子兵法》据统计只有5973个字，但写在银雀山汉墓简牍上的《兵法》文字就有300多枚，若编缀起来则是相当规模的一捆。而一同入葬的《管子》、《晏子》等书的字数则要多得多，写在竹简上编缀起来就会有十大捆。随葬的这些著作的简编，合起来的数量虽到不了通常说的“学富五车“的五车，但也绝不能算少。如此看来，墓主人可称博学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博学的人，在他的藏书中为什么独独没有儒家的经典呢？把这些现像综合起来，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解释：随着新兴的革命的封建制逐步战胜腐朽的反革命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已十分普遍。这个说法的一个佐证是，生活在战国后期，晚年被他的老同学用毒药所害的韩非，就曾经描述过他亲眼目睹的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了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取代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并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毫不含糊的专政，将儒家思想强行装进了高高的大纸帽子之中，令之难有跑出来兴风作浪的机会。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统治者又大抵因袭秦政，同时还要继续打击旧贵族复辟的残余势力，它的政治措施按《汉书·元帝纪》的说法就是“以王霸道杂之”。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献策，实际并未全面施行，直到汉宣帝时还是如此。西汉前期的儒家既未定于一尊，而秦时遭灭顶之灾，元气尚未恢复，民间自然很少学习儒家经典的了。临沂一度为旧鲁地和齐地的边缘地带，远离秦都咸阳，且为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儒家思想传播的老窠和根据地，在90多年后的西汉前期，儒家经典的流传仍然没有能恢复“焚书”前的规模。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对当时的儒学和儒家思想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银雀山两座汉墓一次性出土类别、字数如此之多的先秦古籍，这是自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经盗墓贼不凖盗掘的那座古墓出土《竹书纪年》等大批竹书之后的近1700年间，最为重大的一次发现。据史载，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失。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大部分得到了整理与保存，特别是大批兵书的出土，其意义当更为独特和重大。自宋之后的一千多年来，学术界许多大师巨擘都曾把《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统统说成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和不值一看的臭狗屎，压根不能当作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研究。这次在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大批竹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批古籍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存在并开始广泛流行的事实。尤其是失传长达1700多年之久的《孙膑兵法》的面世，使学术界聚讼千余年的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历史悬案豁然冰释。

1974年5月底，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基本结束。6月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发现、发掘以及对出土器物、竹简书等等研究成果，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号标题作了全文转载，其标题和内容是：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又一新成果
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 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讯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四千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现存的《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膑兵法》失传，上述疑案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次《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时发现，使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新发现的这批竹简中，有大批先秦典籍，但却没有儒家的书，这座墓葬在秦始皇焚书以后不久，这就证明秦始皇焚书是有严格政治选择的。他所焚禁的是儒家的反动经籍，沉重地打击了“是古非今”的反动复辟势力。这也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有力批判和揭露……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同时对古代文字学、隶书的演变和书法的研究，也很有价值……文物出版社把这批竹简的影印材料和有关研究文章，编辑成《孙膑兵法——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书籍，准备陆续出版。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和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批文化瑰宝，有相当一部分古籍对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类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术巨擘也无缘一见。这批竹简在悄然无息地掩埋了两千多年之后又横空出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内容，订正了流行史书中许多错误的记载，同时洞开了一个湮没日久的古老神秘的世界，并由此引发历史烟云中一道道干涸的河床重新泛起狂涛巨澜。而在这条长河的沐浴中曾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姜子牙、管仲、晏婴、伍子胥、孙武、孙膑等风云人物，又以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姿态，携带着历史滚滚风雷与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往事，再度跃入现代人类的视野，并以全新的音容笑貌地向我们一步步走来—— VAhXcAoLJwU6Ythq4KgucPcOD49BR1AWzYbQS+68tu3GaVGcFDFoLQSVfIYFJD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