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临沂方面拒绝派人北上，根据山东省革委会文化组的指示精神，省博物馆决定委派本馆吴九龙和修复室的青年修复专家杨正旗押运竹简赴京，并作为山东方面派出专家，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会合，共同对出土竹简进行整理、保护和研究。

鉴于时间紧张，博物馆方面来不及订购车票，1972年5月8日凌晨2点51分，吴九龙、杨正旗携两箱竹简登上了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当吴、杨二人上车后，发现车箱里早已人满为患，不仅座位全无，狭窄的过道里也满满当当，整个车箱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熏人的臭气。无奈之中，二人只好把箱子放在两个车箱相连的过洞里，由于木箱有较强的承重能力，每人一个放在身下，既保证了安全，也算有了个硬坐。

列车在济南站短暂停留后，又喘着粗气缓缓向北驰驶，当越过著名的黄河钢架大桥后，开始加速奔驰。略带几分凉意的暖风从打开的窗子飞窜而入，在车箱中来回飘荡，让人在微熏中昏昏入睡。面对暗淡的灯光和纷乱中渐渐沉寂下来的车厢，吴九龙对杨正旗说道：“你闭上眼睛打个盹吧，箱子我照看着。”

“还是你先来吧。”杨正旗推让着。

“你知道，今晚我是睡不着的，一是惦着咱的箱子，再一个是就要见到我的父母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吴九龙说着，有些湿润的眸子里闪着激动的亮光，随后又苦笑了一下，眼望漆黑的夜幕，在隆隆的列车行进中，断断续续地忆起了来山东前后所经历的一段悲欢离合的往事——

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随后又被发配到嘉兴农机厂当了一名车工之日起，吴九龙觉得也许这一生都将与自已所钟情的考古工作绝缘了。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不得不放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一门心思干好眼前的工作。由于在北大读书时自己学过绘图，对工厂的图纸很快就能看懂领会，进厂两个多月便可做为骨干力量开始和师傅们轮流顶班劳动了。1971年底，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国家筹办“两大文物展览”的契机，在周恩来、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图博口下放的部分业务人员开始陆续归队。趁此机会，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学家谢元璐给远在浙江嘉兴的吴九龙写信，希望他能归口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作贡献。谢在信中透露，除北京、上海、天津等三个直辖市明确规定不能进入外，其他省市都可自行联系归口事宜。吴九龙是在北大读书时，在随老师和同学到山东临淄春秋故城的发掘工地实习中和谢元璐相识的。当时谢作为著名考古学家，代表国家文物局负责这个考古工地的协调工作，吴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但就这样两个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都悬殊颇大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建立了深厚友谊。尽管后来二人天各一方两茫茫，但友谊之情未了，来往书信未断，在这个节骨眼上，吴九龙接到了谢元璐的来信，并准备按照谢的意图开始行动。因为从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终生的理想。自从当年由中学毕业考入北大历史系后，吴九龙就曾设想进考古专业学习。一年后，历史系开始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等三个专业，吴九龙被划到了历史系。为了实现进考古专业学习并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他找到了对自己倍加关爱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杨泓。经杨泓向当时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推荐，才改进考古专业，并因各方面优秀的成绩当选为考古班班长。这位当年的一班之长，自然不能抛却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所以当冬天过去，春天再度来临之时，他要从蛰伏的大地深处探出头来，重新回到生机盎然的天地之中一显身手，干一番轰轰轰烈烈的事业。

吴九龙要走的消息很快在工厂传开，由于他在工厂的出色表现，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都劝他留下，他的师傅不无动情地劝道：“九龙呵，不管怎么说，嘉兴是鱼米之乡，在我们这里娶个姑娘安个家不错了，你就留下来吧……”面对同事们的盛情挽留和三个直辖市不能进入的硬性规定，吴九龙心中犹豫起来。正在这时，在北京家中的母亲突然患病昏厥，而父亲则远在外地干校正接受劳动改造，处于自身不保的境地，对这一切自然无从知晓。幸得邻居发现并及时送医院抢救，才算保住了性命。得知这个消息后，吴九龙在加深了对母亲担忧与挂念的同时，也坚定了离开嘉兴的决心。于是，他主动给山东省委下放干部分配办公室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要求到山东省工作。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山东离北京较近，二是自己曾在山东临淄作过实习，和省博物馆文物组的人员熟悉。如果到了文物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较之其他省市都将顺利和愉快一些。不久，吴九龙收到了山东方面的回信，大体内容是同意安置，但对“文革”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原则是要下放到农村教中学，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这个消息令吴九龙有些不快，但想到学校每年尚有寒暑两个假期，可以借这个难得的自由时间，回北京探望一下多病的母亲，也可缓解积郁在心中的担忧与挂念之情。想到这里，便打点行装，辞别了嘉兴那块为之洒下青春汗水并给予自己温暖与安慰的热土，匆匆向泉城济南奔去。

当吴九龙风尘仆仆地来到山东省委分配办公室时，仍怀着一线望，向一位专管接待的负责人叙说了自己依然想干考古工作的想法。这位分配办的负责人原是一名刚离开部队不久的转业干部，听完后冷冷地回答道：“山东这个地方历史不长，只有学可教，没有古可考，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整天婆婆妈妈真是难伺候。话说得干脆一点，你如果乐意留下，就到农村去好好给我教书，且只有老老实实地教，不许向学生宣传反动思想和散布资产阶级流毒，否则，我这里不留。”

面对这位负责人没头没脑、不可一世的蛮横与霸道之态，吴九龙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侮辱，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1965年，我在北大读书时，跟着老师来山东实习过，多少了解一点情况，也有了些感情，今天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愿望罢了，如果此事不成，就按您说的办吧。”吴九龙于无奈之中在答应对方要求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趁此机会回北京探望一下病中的母亲。想不到这个请求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对方的恩准，并给予了十天宽松的时间。

走出分配办的门口，悲喜交加的吴九龙脑子乱哄哄的，总觉得这次交涉的结果不尽人意，也令人于心不甘。他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在去火车站之前，又来到了山东省博物馆，找到此前相识的文物组负责人杨子范请求帮助。杨子范热情地作了接待，在答应尽一切力量给予帮助的同时，又让吴到省革委会文化组找一位叫高寿安的负责人求助。这高寿安是一位刚从干校劳动改造中放出来的老干部，此人中等略胖的身材，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给当时正茫然的吴九龙留下了很深的印像。以至若干年后，每当吴九龙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对这位老人心怀感激之情。二人见面，高寿安真诚地对吴九龙说：“你们分配的事不属于我管，如果博物馆乐意收留你，我就和杨子范同志共同去做省革委会分配办的工作，假如我们从中周旋得当，你的运气又不错，或许这个愿望是能实现的……”

吴九龙心怀一线希望告别高寿安，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第九天，当他返回济南到省革委会分配办报到时，那位粗俗霸气的负责人依然神气十足，却又不忘卖好地说道：“看你小子还有点理想，我这次就特批你一回，到博物馆报到去吧。”吴九龙闻听惊喜交加，嘴上连忙称谢，但脑子尚未糊涂，心中暗想，如果不是杨、高二人鼎力相助，现在要去的地方绝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中学了。真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变色龙呵，这样的人，用之于党则党遭殃，用之于国则国不幸，倒不如索性找一瓶敌敌畏给这个王八蛋灌进去，天下可能就会太平一些，至少他不会再去祸国殃民了。吴九龙心中发着恨，拿了报道通知书，昂首挺胸走出了分配办。

由于有了此前的铺垫，来到省博物馆报道后，吴九龙被杨子范点名要到了文物组，在招待室暂住了两个晚上之后，即赴临淄春秋故城发掘工地，参加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等单位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此时正是农历1971年的年尾，这一年的冬天山东奇冷，雪也分外多，鉴于越来越恶化的天气，整个发掘工地加紧缩小范围，以尽快揭示预期的秘密。吴九龙身穿一件破棉袄，外套粗布罩衣，在寒风呼号、大雪纷飞的夹击下，同其他考古队员一道，于泥水中不断追寻、探索、破译着一个又一个千年秘密。待一天忙活下来，衣服早已湿透，因无其他衣物可替换，湿透的罩衣、棉袄要等到了晚上用火炉烘干后，第二天再接着穿上去工地劳作。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半个月后，吴九龙奉命向省博送图。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这个建设跟文物遗址的保护又有很大矛盾，许多遗址如果让农民们任着性子挖下去，遗址势必就要遭到破坏。如果不让挖掘或修筑灌溉设施，又会出现大片的农田浇不上水的情形。临淄齐国故城的文物保护工作在这种两难的矛盾中，已反复折腾了多年，并渐渐引起了当地民众对政府和文化职能部门的不满。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一矛盾，做到兴修水利与文物遗址保护、发掘兼顾，国家文物局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发掘人员主动缩小保护与发掘范围，并以最快的速度制出缩小后的图表送北京，以便作出批示。因情况紧急，发掘队决定派吴九龙先将图送往省博物馆请领导们过目，然后送北京报批。吴九龙受领任务后，不敢怠慢，骑上一辆自行车顶着漫天大雪，先从临淄发掘工地到达张店火车站，再搭乘火车奔赴济南。因大雪下得紧，积雪过多，火车于半夜时分在中途停住不能动弹，经询问列车人员得知，原来火车铁轨的一个道叉被冻住，搬道工施出浑身的力气，怎么也弄不动那已埋在大雪中的道岔，因而火车只有趴在原地不动。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列车总算又挪动着笨重而疲惫的身躯，冲进了茫茫雪野。饥寒交迫、又困又乏的吴九龙，眼望窗外漆黑的夜幕，心中渴盼着列车早一点到达济南，但那列火车却如同一头行将倒毙的老牛在寒风中左右摇晃，就是不肯加速前行……

正这样朦朦胧胧、时断时续地回忆着，列车喇叭突然响起，北京站就要到了。

5月8日上午9点10分，列车到达北京站。吴九龙、杨正旗二人肩扛木箱，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站口，花八角钱雇来一辆三轮车，拉着人和木箱直奔位于沙滩红楼的国家文物局。不巧的是，王冶秋外出开会未归，吴九龙便找到在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并一直关注自己成长的老一辈考古学家谢元璐说明情况。谢听后大喜，在将竹简验看之后，立即让吴带上竹简照片直奔中华书局。此时，中国历史、文物界的一流学者张政烺、启功等刚刚得到平反，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云集中华书局做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待见到张政烺后，由谢元璐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吴九龙将照片拿出来展示，张政烺看罢说：“快请启功先生看看。”于是著名古文献专家、文物鉴定专家、书法家启功被从另一间屋子请来，开始观看照片。过了一会，启功猛地抬起头，神情激动地对张政烺说：“这个东西不得了，要赶紧想办法整理、保护，不能再耽搁了。”紧接着又转身对吴九龙说道：“你们先回文物局等王冶秋，我们几位过一会儿也赶过去，大家一块想办法，看怎么个搞法合适。”吴九龙答应着，随谢元璐乘车返回。

下午4点多钟，王冶秋回到文物局，吴九龙、杨正旗在谢元璐的引荐下，来到王冶秋的办公室作了简单汇报，随后开箱验看了竹简。王冶秋看罢，脸露惊喜之色，但很快又由晴转阴，只见他眉头紧锁，面色沉重地说：“想不到损害这么严重，这个墓到底是怎么挖的？九龙呵，你说说看，弄成了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办，怎么办？谁负责挖的这个墓？……”王冶秋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抖着手，冲吴、杨二人发起火来。

面对王冶秋焦急、忧虑、嗔怒的态势，吴九龙心中有话想说但又觉得不好表达，他不能说出发掘中的前因后果，毕竟发掘已经结束，历史不可能再给一次重新发掘的机会了，目前急需要做的不是对发掘者打不打屁股的是非清算，而是如何尽快保护和整理竹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关于这一点，王冶秋也是心知肚明，他的话只是一时性起，发发牢骚罢了，一个愚昧、荒唐加无知外兼乱哄哄的年代，自然要产生一些荒唐、无知和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历史老人对人类自身的无知和缺乏理性的报复和警示。这样想着，王冶秋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焦燥不安的心绪也渐渐趋于平和，那迷惘的眼睛突然为之一亮，温和地对吴九龙说：“唉，有了，二楼，先到二楼，走，咱去看看。”说着将手高高举起，冲门口猛地一挥，心性十足地带领谢、吴、杨三人向二楼走去。

此时王冶秋腿部有病未愈，走路时一瘸一拐地有些吃力，但他拒绝别人搀扶帮助，一个人坚持蹬上楼梯并在二楼找到了一间内有自来水管的屋子。他伸手将水龙头拧开，一股清冽的水“哗”地流了出来，“好，就在这里吧！”王冶秋精神抖擞、声音宏亮地说着，又很快转身对谢元璐道：“老谢呵，你看是不是就在这里？”

“目前也只有这里了。”谢元璐深知此时文物局的条件，苦笑了一下，轻声回答。

“那你找办公室的同志收拾一下这个屋了，弄几张桌子和清理竹简用的东西，准备工作吧。”说完又扭头对吴九龙道：“九龙呵，你们先找老谢安顿下来，我尽快调集专家前来整理，你们要积极配合工作，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我帮助解决……”吴、杨二人急忙点头称是。

当天，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启功、张政烺等史学界大腕来文物局找到王冶秋，针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保护以及未来的研究等问题作了探讨，这些老学者们对竹简如此重视，让王冶秋很为感动。

第二天，红楼二层的那间屋子已收拾完毕，一位姓常名惠的70多岁的专家被找来。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及文物鉴定、保护专家，到来之后立即带领吴、杨二人投入了工作。当他看到吴九龙工作起来不慌不忙、颇有些条理的样子，不禁问道：“九龙呵，你是那儿毕业的？”

“北大。”吴九龙答。

“噢，我们还是同学呢。”常惠微笑着说。

“可不敢这么讲，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活儿还靠您多指导呵。”吴九龙出于对这位老专家真诚的尊重，颇为谦虚地回答着，二人的感情自此变得越来越亲近。

不久，王冶秋来到清理竹简的房子，对吴九龙等几个人说：“跟你们说过的王丹华同志今天报到来了，这可是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专家，这竹简清理的事，就由她为主好了。”说到此处，转身对一位女士作着介绍。大家看到，面前这位女同胞，大约四十岁的年纪，中等偏瘦的身材，齐耳短发，面色略带倦意，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见王治秋在众人面前夸自已，王丹华面带羞涩，不好意思地对王冶秋，也是对大家说道：“看看，王局长又吹上了。”说罢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自此算是加入了这个特殊的阵容，并开始主持整个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保护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和彼此感情的交流，吴九龙、杨正旗对王丹华的人生经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归国女留学生，王丹华的留学与研究方向都和王冶秋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王冶秋作为文物界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对文物的保护修复一直惦念在心，他既看重中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同时又十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运用。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博人才特别匮乏的现状，王冶秋和文物界的领导者们都意识到，要掌握现代科技，就必须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培养的途径除国内的大学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之外，还要走国外培养的路子。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产生视野开阔、技术过硬的一流人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自1955年起，文博系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选拔人才到国外留学。由于波兰的哥白尼大学设有文物保护专业，而且波兰的文物保护技术水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名列世界前矛，因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哥白尼大学攻读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位。在王冶秋的力主下，1955年，中国文物系统选派优秀青年业务人员王丹华、胡继高二人前往波兰哥白尼大学留学。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浪潮，许多海外留学生站在对岸，观望东方扑面而来的汹涌潮头，怀着真诚与幼稚的心愿，迫不急待地要求提前回国，加入到“高歌猛进的大跃进”浪潮之中。远在波兰的王丹华、胡继高，也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之情，立即致信国家文物局党委，请示是否只选学几门课程，以便提前打道回府，报效祖国和人民。王冶秋和其他局领导人研究后，认为这种想法是“胡闹台”，极为不可取，必须打消这种念头。便立即回函王、胡二人，令其不要一听到刮风就认为要下雨，人家要上吊，你也急忙找绳子。祖国需要的是人才，而决不是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二混子庸才”。需一切从长计议，仍按波兰学制规定进行系统学习，并攻读硕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学位证书，就不要回国。

王、胡二人遵照这个指示，决定打消刚刚生发的“胡闹台”的念头，并转变找绳子的上吊思想，继续在海外求学，一直坚持读完硕士课程。在决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王、胡又专门请示国家文物局，请求指导主攻方向。王冶秋和其他领导人商讨后认为，从已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漆木器脱水和古纸保护最为急需，也最为重要，希望二人分别选一题目作为主攻目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胡继高选择了漆木器，王丹华选择了古纸保护，经过刻苦学习，最后二人均以满分五分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二人被同时留在中国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随着不断的工作和具体实践，王丹华深深体会到当年进行系统学习的重大作用，并领悟到王冶秋等领导者的真诚与远见。假如当时为追逐时髦和浪潮，半途而废，势必在后来许多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上处境尴尬甚至无奈，而摆在面前的这批竹简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王丹华查看木箱和案板上的竹简时，见多识广的她还是大吃了一惊。出土竹简呈深褐色，绝大部分与灰白色粘土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又一团不规则的竹块，有的竟十余根重叠纠缠在一起，并伴有若干残片竹屑，状如乱麻，极难分离。由于竹简的含水率高，纤维组织被破坏，质地脆弱，完全失去了竹子的韧性，如同一堆腐朽的烂竹柴，只要水纹一有大的波动，便会使其折断，若用手指轻捻即成酱末状。又由于竹简出土时遭到了人为的毁坏，越发加重了清理的难度。面对本身条件如此遭糕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批竹简，王丹华尽管觉得极其为难，但也只好拿出平生所学，鼓起勇气与常惠、吴九龙、杨正旗等，在作了一番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后，按照十个大的步骤小心谨慎地操作起来。其清理的主要过程为：

1.把与泥水混和的竹简分别盛于5只平底搪瓷盘中，短简编为1～4号，长简编为5号，用蒸馏水浸泡。

2.提取无字残简，反复进行清理试验，根据试验情况确定方法、步骤及使用的材料。

3.提取粘连成块竹简，浸泡在盛蒸馏水的搪瓷盘中，然后进行分离、清洗，一部分用极薄的牛角片轻轻分离，一部分先后使用表面活性剂、渗透剂进行浸泡，尔后再轻轻分离。由于竹简极为脆弱，用手触摸时稍不留神就会折断，必须谨小慎微，尤其注意避免字迹被泥水粘掉。

4.用无色有机玻璃板托起浸泡在蒸馏水中的竹简，倾斜控去流水，持小号羊豪毛笔，用其笔尖顺竹丝轻轻洗去粘泥。由于竹简的质地已极松疏，多刷几笔字迹就会脱落，简片也往往会散开，这就要求在洗涤泥垢中需特别小心，不得触伤墨迹。

5.由于清洗过的竹简极为脆弱易折，在脱离水面时不能承受水的吸引重力，必须用薄玻璃片托起，一根根装入编号的玻璃管内，用蒸馏水浸泡。塞口之后，平放在垫衬塑料泡沫的平底搪瓷盘中。

6.每10枚为一组，给予编号，然后分别从玻璃管内取出，放入平底盘中，以2%～3%草酸溶液进行脱色。脱色后，字迹变得清晰起来。

7.将脱色竹简按顺序平放在托板上，进行拍照，随后立即用蒸馏水浸泡多遍，使之洁净。已经拍照的竹简，其编号应与玻璃管的编号绝对相符。

8.已拍照的竹简，放入盛蒸馏水的平底盘中，用特制的薄玻璃将其托起，当调整好位置之后，正面再合加一条玻璃片，以丝线分三道轻轻捆扎，然后放入装有蒸馏水的玻璃管内。

9.向玻璃管内注入五氯酚钠溶液，用以防霉防腐。

10.熔蜡封口。

对于以上10个步骤，大多数能在国家文物局二楼完成，但也有少数项目如照相等，则要到故宫博物院照相室才能完成。王冶秋得知后，认为文物局到故宫这段路途必须多加小心，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后再到故宫拍照，王丹华、吴九龙则乘坐王冶秋的专用坐骑——伏尔加轿车往返，这样自然就安全了许多。

正当王丹华、吴九龙等专家倾尽全力对竹简进行清理时，竟出现了一段包含着诡谲色彩的意外插曲。山东省博物馆军宣队代表张营长突然来到北京，把吴九龙、杨正旗二人悄悄找到自己居住的旅馆，寒暄过后，从一个小木箱里掏出一捆竹简神秘而严肃地说：“这是临沂那伙人偷偷留下的，这次我奉领导之命专程送来，馆领导的意思是你们拿回去，悄悄放进正在整理的那一堆竹简中，别让其他人知道，更不能让王冶秋知道，一定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像电影里上演的日本鬼子向高家庄进行扫荡一样，‘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如果一旦声张出去，让王冶秋等领导知道，要追究起来可就麻烦大了，弄不好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对于张营长的言谈与神色，吴、杨二人开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对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方才明白内中缘由。

原来，当杨佃旭随车押运银雀山出土文物奔赴济南后，临沂县文物组的张鸣雪突然将一个靠墙角的黑色小缸搬了出来，缸中尚有一部分竹简正浸泡在水中。由于这个小缸所在的地方比较隐秘，在此之前的装箱中，竟被文物组的几个人故意匿藏了起来（毕宝启、吴九龙说是故意匿藏，杨佃旭说是无意中遗漏的，此事实尚有争议）。等去济南的杨佃旭走后，张鸣雪将小缸搬出来满脸兴奋地对身旁的刘心健说：“嗨，小刘，你来看，他们非逼我们把东西全部送走，想不到大伙还是在这里藏了一把，这可真是天不灭曹呵！”

看到张鸣雪摇头晃脑、得意忘形的样子，刘心健想起了发掘中的不快，此前和毕宝启、吴九龙叫劲时结成的对外联盟迅速解体，由外战的外行变成了内战的内行，他怀着极度的厌恶之情白了对方一眼道：“哼，别高兴得太早了，谁知道是福还是祸，一旦让人抓住把柄，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说完，头转向一边，不再理睬对方。

张鸣雪似乎还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兴奋与激动中，他并不理会刘心健的态度，依旧不识好歹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明日我把它清理出来，看看是福还是祸。”

“整一个丧门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祸你也会惹出祸来的。”刘心健扔下一句秤砣一样塞人的话，撇了下嘴，扭头走出了屋子。

张鸣雪感到自己讨了没趣，大跌面子，禁不住心中火起，冲着刘的背影大声说道：“狗东西，你不要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见刘心健头也没回，张鸣雪更感跌份儿，气恼之下，喊了声：“管他娘的是福还是祸，老子就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说着弯腰臂，“呼”地一下将缸搬起，口下底上对着一个铁盆子倾倒起来。按张的设想，如此做法必能将缸中竹简倾巢倒出，但连倒三次都未能如愿。此时的张鸣雪如同受到了羞辱，索性抱着黑缸在空中抡了三圈，又在地下晃了三晃，这一抡一晃，缸中的大部分竹简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再往外一倒，只听“哗”地一声响，缸中残简加泥水全部倾覆于铁盆中。当张鸣雪将这批被遗漏的竹简清理出来时，其数量已十不及一。本来这惨重的损失足以令人扼腕，想不到临沂方面的领导者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对此置若罔闻，没有人再去理会。后来在尹若松局长的指示下，竟作为临沂县考古的重大成果，堂而皇之地参加了1972年8月在临沂地区艺术馆举行的全地区文物展览。就在这次大张旗鼓舞的展览中，受邀前去捧场的山东省博物馆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皮底下竟出现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在不可思议的同时对参展的竹简提出疑问，待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对临沂方面私藏竹简隐匿不报并没事人一样公开展览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在省博领导人看来，临沂方面的这个做法，是对省和中央文物部门权威的公然挑衅，是对文物保护法的蔑视与肆意践踏。为了保证这批竹简尽可能地完整，在学术研究上少受损失，省博物馆领导人以上报省革委会和中央相要挟，迫使临沂方面撤展，交由省博物馆派人送往北京。于是，便有了张营长携简赴京，并计划通过吴、杨二人作内应，在外界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残简悄悄放于正在整理的竹简中的一幕。至于这样做的理由，正如军代表张营长所言，主要是怕王冶秋知道后提出批评。尽管此事错在临沂，但临沂属于山东的一部分，而山东省作为一个地域上的整体，文化方面是一个系统，所有的领导者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是这蚂蚱有大小之别罢了，一旦出了事，对谁都没有好处。本着家丑不可外扬、打掉了牙和血吞、宁让国家吃亏、决不让自己倒霉的战略意图，采用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之计，将这一看似棘手的事情摆平搞定。对于张营长提出的这一要求和计策，吴、杨二人尽管觉得不够光明磊落，但想到这瞒天过海总比借刀杀人要好，在这到处都在借刀杀人或者干脆亲手杀人的世道里，弄个瞒天过海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况且再光明磊落也无法弥补这些竹简的损失了。想到这里，吴九龙、杨正旗各自叹口气，按张营长的意图，将送来的残简收拾好，在无外人知晓的情况下，悄悄放于整理室中，并同其他竹简一起进行了整理和保护。这个意外插曲也算是有了一个令山东方面比较满意的了结。

经过近两年夜以继日的工作，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据初步统计，一号墓出土编号竹简共4942枚，完整竹简每枚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残损竹简长短不一，无法一一统计。二号墓出土竹简共有32枚，每枚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由于二号墓发掘时方法得当，保护有力，出土竹简基本保持了整体的完好。

从总体上看，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残损之严重，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银雀山竹简的成功清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为抢救保护这批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清理工作一经完成，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王冶秋等文化界、文物界的领导人，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商承祚、夏鼐、苏秉琦、罗福颐、顾铁符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中国新闻媒体作了报道外，日本报刊曾给予了长篇累牍的宣传报道，称这项工作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中兴”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和远东地区出土的同类或类似竹简、漆木器等古老器物的清理，提供了典范。这一方法在为后来的清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继这次银雀山汉墓竹简成功清理之后，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出土了安徽阜阳汉简、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等等大批价值连城的竹简，而这些竹简的清理工作，无一不是以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方法为样板而进行操作的。当然，对王丹华、吴九龙、杨正旗和王冶秋等领导人而言，一切都是后话了。现在急于要做的是立即对竹简内容进行研究，以便尽快揭开那充满无穷魅力与强大诱惑的玄机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