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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曾震撼了世界，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当时我作为湖南省博物馆负责人之一，除了参加一号汉墓的发掘之外，在之后的二、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因担任发掘施工组的领导，也每天守在施工现场。在女尸研究和出土文物的科研工作中，我的责任是组织接待各方面的专家，因此有幸认识了众多的学者，并了解到他们的科研成果，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筹建马王堆汉墓陈列馆时，上级令我参与设计筹划以及赴沪筹措建筑材料和陈列设施等工作。文物陈列开放之后，我负责宣传接待，因此有幸接待了许多中央首长及外国元首和专家学者。使我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研究、宣传展陈的全过程，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岳南先生著《西汉孤魂》，嘱我题序，我未敢推辞。写几点感触，提示本书的内涵，裨益于读者。
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是在一种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掘的。当时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尤其是在席卷全国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之后，人们对与“历史”有联系的东西，一律视如敝屣。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中去进行古墓发掘，真叫“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困难。如一号墓的发掘经费被扣除一半，一个仅有60把锄头、20个胶卷的报告被斥之为浪费。请劳动局批准30名农村劳力，说是不能影响农业生产，他们派给的城市民工，最大的71岁，最小的16岁。后因下雨怕塌方，向教育组请求学校支援，遭到严词拒绝。雨天进餐，驻军医院不准进入礼堂，只能蹲在房檐下吃饭。推土机推倒了墓边的几棵树，医院领导指责是破坏森林（其实树在文物保护范围之内）。墓周堆积如山的泥土，偶尔滚入道路上，又说是破坏了医院的卫生。更有甚者，文化组一军代表在千人大会上，竟信口雌黄地说：“博物馆吃饱饭没有事，天天去挖死人骨头棺材板子……”因此使几位考古干部要求辞职改行。今天的人们听到这些话，可能认为是“天方夜谭”，可当时，那就是事实。我们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重负”，通过艰苦的努力，完成这6000立方土的发掘的。因此，对于当年手足胼胝地劳动在工地上的人们，五六十岁的老技工，十几岁的年轻讲解员，应当给予诚挚的谢意。尤其是为马王堆汉墓及湖南考古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老技工任全生、苏春兴、漆孝忠以及复员军人尹继龙，均已辞世多年了，他们的名字将与马王堆汉墓永世长存。二十几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教授刘敦愿先生来长沙，我陪同参观马王堆现场，当他听完我对一号汉墓发掘情况的介绍后，颇有感慨地说：“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想不到发掘条件如此之差，而经过又是如此之艰难，这在我国的田野考古史上，实属少见，实在应该写成文字载入史册。”
当然，二、三号汉墓的发掘，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湖南省委的重视，情况已大为改观。但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四人帮”又多处掣肘，时有干扰。
由于马王堆汉墓保存基本完好，因此出土珍贵文物共三千多件，如漆器500件、兵器38件、竹木简922支、丝织品一百余件、木俑266个、竹器一百余件。另外还有大量的农副产品和中草药，以及铜鼎、铜镜、玳瑁卮杯、木梳、木蓖、角梳、角削刀以及泥“半两”钱、泥金饼、木犀角、木象牙、木壁、木罄等明器。尤其重要的是，除四幅帛画外，三号墓出土有十多万字、二十多种的帛书，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且有不少是古佚书。
已故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于1980年冬在美国圣·若望大学作《从新学转到历史文物》的学术报告时说：“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他的原意是这众多的文物，就是用实物写成的二十五史。据此我们也可以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也正是用实物写成的西汉初期的百科全书。
38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已出专著八十多种，论文约三千篇。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都出版了介绍马王堆汉墓的专刊及书籍。国内建立了不少研究组织，如湖南中医学院建立了“马王堆汉墓医书研究会”，并出刊有《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国家文物局组成“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先后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释文、译注等数十种；以湖南医学院为主的约十所医学院校，组成了“马王堆古尸研究小组”，出版了《长沙马王堆古尸研究》；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和上海丝绸工业公司也建立有“马王堆文物研究组”，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湖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动植物标本研究组”，编写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1979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8月26日至29日，湖南省文物局在长沙召开了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美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泰国，以及台湾、香港和国内的学者专家共六十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在总结发言中说：“关于马王堆汉墓的研究，现在仅仅是开始，今后还需要用许多世纪来研究来纪念。”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涉及了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中医中药学、解剖学、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临床医学，以及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文字学、版本学、音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和农业、手工业、宗教、军事、地震、交通、绘画、音乐、舞蹈、纺织和烹饪等各种学科。正是由于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有些学科的历史需要改写，因此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明光曾建议编辑出版“马王堆文化丛书”，建立“马王堆学研究会”。不少人认为他的建议不无道理。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经新华社公布以后，曾一度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据新华社统计，1972年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和宣传，成为当年世界最热门新闻之一。但这38年来，通过国内陈列和国外展览，仍然受到各国首脑、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的赞赏和称誉。
自1974年马王堆汉墓陈列馆建成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观众两千余万人次，来自世界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约五百万人次，其中有国家总统、首相和总理，以及各国驻华使节等。各种代表团、访问团和各类学术团体九千多个。
1972年10月，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夫妇参观了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后，听我介绍古尸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时，十分惊讶地说：“奇迹，真是世界奇迹！”同年柬埔寨首相宾努偕夫人来参观时，看到刚出土的漆器光彩照人时，问我是否在外面涂了什么东西。我对他说：“按照国家文物政策规定，历史文物必须保持原貌。”宾努笑了，他说：“要是这样，那就太惊人了。”宾努自进入博物馆后即笔记不停，这在我所接待过的众多外国首脑中是仅有的。1977年5月，缅甸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偕夫人在邓颖超同志陪同下前来参观，他对我说：“关于马王堆汉墓，我在国内就听说了，很乐意亲眼看看。缅中两国很早就有来往，这可能和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差不多。”
1974年4月4日，日本友好书屋读者代表团参观之后要求座谈，大理大学横山先生率先发言：“一号汉墓简报在日本很受欢迎，日本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都怀着极大兴趣读了这个简报，他们得到的是书本知识，今天我能亲眼看到这些宝贵的东西，实在太感谢了。”安宅先生说：“帛书在日本报纸上是整版报道的，而且都是头版头条。平时我国只有火灾地震才放在头条报道，尤其是《老子》的出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书屋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希望早日出版。”团长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四大文化之一，所以我们日本人把中国的考古学作为世界宝库看待，现在你们能把古代文物完整地发掘出来，以利于国家建设，所以我要对中国考古科学家表示敬意。”
1977年5月，缅甸总统吴奈温及夫人参观出土的女尸。
1976年4月，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董事会一行24人前来参观。团长说：“我们在国内看了《考古新发现》的电影，今天能看到文物，实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愿望，所以很高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艾尤于1987年5月专程来看帛书《老子》，在如愿以偿后，他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有不少是稀世珍品，我为你们而骄傲。”
近二十年来，马王堆汉墓的部分文物曾先后到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展出，无一例外地均受到了欢迎。1990年3月17日在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公园展览馆展出后，立即在日本又引起了第二次“马王堆热”。著名人士陈舜臣、里岩重吾等纷纷在报刊上著文称赞，观众更为踊跃，最多时一天竟有14850人涌入陈列室。展出168天，观众为40万人次。观众怀着激动的心情，写满了16册留言簿。1992年2至6月，在法国菲尼斯特尔省的达乌拉斯文化中心展出后，80天之内，观众为68000人次。法国科学院著名汉学家杜德兰先生说：“开始我认为展览远离大城市，可能不会成功，但由于展品精、形式新，吸引了不少500公里以外的巴黎人前来参观，人数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计，展览是非常成功的。”有一位观众留言说：“从陈列中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智慧，古代中国的文明告诉人们，现代中国总有一天会发展起来。”
岳南先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在长沙、北京、西安等地访问了与马王堆汉墓发掘、研究以及参加西汉古尸研究的数十人，并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与出版物，苦心孤诣地撰写了《西汉孤魂》一书。较为详尽地叙述了马王堆三座汉墓发掘的前后过程，以及对西汉古尸和众多文物研究的成果，笔触生动，描绘真切，使本书达到了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地步。由于其可读性很强，出版之后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过去有关马王堆汉墓的专著，大都属于学术性范围，且多为考证或诠释某一方面的问题，而全面反映发掘过程及其成果的，除已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外，关于二、三号汉墓的发掘报告，由于某些人的耽搁，至今未能出版，故本书的问世，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可能弥补这一缺憾。
新中国建立近六十余年了，我国文物考古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写大众化的文章太少，他们过分强调学术性（这是必要的），在一篇文章中常常过多引证古文献，而且多用考古词汇、专用术语相堆砌，这样致使社会大众望而却步。所以，文物部门的几个专业报刊，发行量很小，致使文物考古的社会影响受到了严重的局限。当然，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写了这一类文章，怕同行说是水平低，在职称评定时人家也不认账等等。我常想，全国科委系统有“科协”组织，他们办报纸、写文章，开讨论会，把一些深奥复杂的问题，讲得通俗明白，生动有趣，受人欢迎，不仅在扫除“科盲”，而且在“科技扶贫”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文物界也十分需要培养这样一支队伍，积极开展“文普”活动，使社会各界都来了解文物、宣传文物、保护文物，从而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损坏盗窃历史珍品的文物案件渐趋消失。国家文物局原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在病榻上曾对我说，想找一些同志座谈一下有关文物宣传通俗化的问题，可惜他在谢世前也未如愿。
岳南先生有志于中国文化史的著述，他与人合作已出版了《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并已单独出版了《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等书，均已受到社会读者的赏识，《西汉孤魂》的出版当不例外。由此，我们文物界的同志应该欢迎诸多的文学、文艺工作者，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应关注文物考古事业。作为文物大国，祖先给我们留下一份极为丰厚的遗产，需要人们运用手中生花之笔，来予以宣传揭示，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也使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这些著述，去了解辉煌的古代中国，去认识走向繁荣的现代中国。这算是我的一点祈求吧。
侯良
1998年2月10日于长沙
2010年8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