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上午10时，考古发掘人员下到墓穴内，把木椁顶部打扫干净。由于棺椁庞大，结构复杂，且从垫木底到外椁盖顶面的高度为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在揭椁开棺之前，发掘人员对此做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决定先将椁的外框拆除再掀椁盖。椁的外框用四根完整的长6.73米、宽4.9米、厚0.4米的方木组成，其四角相互以卯榫接合，极其严密和牢固。外框内是五块木板横铺而成的盖面，亦是严丝合缝地镶嵌在框木的槽口上，只要拆除外框，揭开盖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开启棺椁是白荣金的拿手好戏。很早的时候，他就跟考古所一位技艺非凡的王福祥师傅学过木器的制作，并对各种木器的榫卯结构及排列组合有很深的研究，想不到这次开启马王堆汉墓的棺椁竟派上了用场。他事先找工地外的小铁匠炉打造了六把锥形锐器和六个铁钩，作开棺揭椁之用。此时，他先带领发掘人员将锥形锐器一点点插入椁框的搭榫部，再用撬扛慢慢使四根方木渐渐脱离、移动，终使外框全面解体，纷纷坠地。

接下来，就是对盖板的揭取。只见多名发掘人员手扒盖板的边缘，随着省委派来的现场指挥者马琦一声“开——”，所有的人一齐用力，宽大而厚重的木板腾空而起。紧接着，另外四块盖板陆续被揭开。这时，大家发现除这一层盖板外，里面还有椁板盖封着。考古人员又以同样的方法，连着打开了两层椁板，至此，一个埋藏千年的地下宝库豁然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这是一个结构呈“井”字型的椁室，中间是光亮如新、刻画各种纹饰和图画的棺木，棺木的四边，是四个巨大的边箱，边箱里塞满了数以千计的奇珍异宝，这些宝物在阳光的照耀下，灿烂生辉，光彩照人。在场者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接着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这是世之罕见的埋藏两千多年的珍宝啊！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存到现在，并不失当年原有的风采华姿啊！这个发现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既然无意中发现了盛装着琳琅满目的宝物的边箱，发掘人员自然要首先对其进行清理和保护，同时，大家对这种“井”字型的奇特椁室感到异常地兴奋和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考古发现中，完整的井字形椁室，还是很少见到。这种椁室的形式是从什么时候产生，又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从已发掘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看，在原始社会早期，墓葬的形式极其简单，只是在地下挖一个土坑，既无棺椁，也无墓室，死者的尸体也无特制的东西加以包裹，只是用土草草掩埋了事。大概从母系氏族公社后期开始，对死者的尸体，有了以树枝等物遮掩后再覆盖土层的做法，即文献中记载：“厚衣之以薪”的说法。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后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的分化，对死者的埋葬方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墓坑的土壁又增加了一层围护的木板。这样的墓葬通过考古发掘，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已被发现。在一个长四米、宽三米的墓坑内，考古人员看到坑内土壁围置和铺垫了木材作为木椁，有的木椁底部还涂以朱色。当然，这时的木椁只是利用了不事雕凿的天然木料，与后来春秋战国直至西汉时期的木椁有着极大的差异和距离，但它毕竟迈出了墓室建筑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在浙江嘉兴马家浜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发现了用加工过的木板围成的椁室，这是墓室建筑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阶段。

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大型木椁墓室制度的完善和达到顶峰，应在春秋、战国到西汉之间，这个期间的墓葬除木制棺椁外，尚无大型砖石砌筑的墓室发现。当然，由于一些帝王陵墓尚未得以发掘，其地下建筑和葬制不详，对是否有砖石砌筑的墓室一时还难以下准确的结论。

当历史发展到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帝王将相甚至普通官宦的墓葬，基本扬弃了木棺玄宫的建筑方式，逐渐以砖石取而代之。这个转折，在古代葬制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吸取了木椁墓容易被盗被焚的教训，以及砖石建筑技术的发展，才引起了这场变革。是否就是这个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墓葬结构变革了。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发现的几座西汉晚期墓葬，就是用砖结构而成的墓室。同后来砖石结构的墓葬不同的是，砖的尺度很大，长一米左右或在一米以上，宽四五十厘米，厚十多厘米，且内为空心，表面刻有各种图案花纹。也许从这个时期开始，砖石发券或叠涩砌建筑的墓，一直在不断发展，贯穿了东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从已发掘的帝王陵墓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同的石料，成为砖石混合的结构，到了明、清，帝王的墓室就更加宏大完备了。已发掘的明十三陵定陵和对外开放的清东陵地下建筑，即向世人做了充分的展示。

若单从马王堆发现的木制结构的墓室和“井”字型棺椁来看。应断定此墓葬当在春秋之后、西汉中晚期以前，因为从春秋开始，这种“井椁”制度就有所记载。如孔子用作教科书的《仪礼·士丧礼》，就曾专门提到丧葬用井椁的事。后来的士人褚寅亮在其著述《仪礼管见》卷下之一篇中，就曾明确指出：“井构者，以椁材两纵两横，间叠而层累之如井字然。”而胡培翚在《仪礼正义》中，说得更加详尽：“盖椁周于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椁。”如此详尽的记述，可惜千百年来，后人只在古文献中见到，未有一件完整的实物出土以作资证。虽然通过考古发掘，从春秋至西汉的墓葬已先后发现了成千上万座，遗憾的是墓室的棺椁非腐即烂，无一完整成型者，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在望墓兴叹的同时，也为此引发了喋喋不休的论争。马王堆古墓这具庞大而完整的“井椁”的出土，使存在了几千年的谜团顿然冰释。

井椁的完整实物已经见到，但为什么要做成井字形的墓室？有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与古人视死如视生，认为死者灵魂不灭的观念有关。既然死者灵魂不灭，且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仍过着同人世间一样的生活，也就自然需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以及生前爱好的玩物。为了使死者过得更好，后人就用殉葬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马王堆地下墓室无论是布局还是所放殉葬品，正是这种灵魂不灭观念在人类头脑中扎根生长的具体体现。实际上，这是一场古代贵族宫殿以及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也可以说是死者的一座地下宫殿。

之所以把它称为地下宫殿，是因为井椁的整体布局采用了坐北朝南的形式，中央是墓主人的棺材，当后来棺材被打开时，发掘人员发现墓主人头朝北脚朝南，是为生前的面南背北形式。其周围的四个边箱，尤如不同的房间，北边的头箱可视作墓主人的堂屋和居室，是长年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也可理解为“正殿”。因为是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所以特别宽大，比其他边箱大了近一倍，布置也比其他边箱讲究和阔气，地下铺着竹席，四周围以丝幔。为什么要铺竹席、围丝幔？这自然与贵族家庭当时的装饰有关。从记述汉代人生活吃住的史料来看，当时的帝王将相和富贵人家的居室或堂屋，地下都铺有各种不同材料制成的地毯，这头箱底部的竹席，无疑是地毯的模拟和象征。另外，在居室或堂屋的墙壁上，都挂有用丝绸织绣的帷幔。《汉书·货殖传》曾记载说：“富者木土被文锦。”“木土”是指房子的墙壁，“被文锦”是指墙壁上挂着用锦绣做成的帷幔。《汉书·贾谊传》记载的“富民墙屋被文绣”，亦是指墙上挂有丝帷这一风俗。这一风俗，不仅普通的贵族如此，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宫殿，也大多采用这一装饰。同是《汉书·东方朔传》中就曾记载汉武帝的建章宫是“土木倚绮绣”，由此看来，这种在房屋殿阙的墙壁上贴挂丝帷锦绣的风俗，在汉代的上流社会是十分盛行的。

有关三层椁板打开，发现了四个边箱和边箱内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的消息迅速传遍长沙各界，新闻单位、电影制片厂立即增派最为精明强干的记者、摄影师和最好的拍摄设备。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以及各机关、单位、团体、工厂、学校的干部、工人、学生连同长沙居民和附近的农民，怀着各种好奇之心，向马王堆发掘工地蜂拥而来，整个墓坑之外形成了数千人围观、穿梭、议论的集市一般的混乱局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问题、新情况，发掘人员顿感茫然无措，情急之中不得不划出大部分人员作接待介绍、维持秩序和文物的安全保护，发掘工作受到重大影响，文物的安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面对此情此景，发掘人员不得不请求在工地具体实施组织的省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向省委汇报，请求派兵封锁工地。省委领导班子本来就是以手握军权的部队首长为骨干组建而成，派兵封锁自然不在话下，曾参加过长征的省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杨大易，立即拍板，调一个连的解放军进驻工地，实施封锁。尽管如此，发掘工地依然是人来人往、观者如潮，一个连的官兵也难以全面封锁，因为解放军面对的毕竟不是敌人而是长沙的干部、市民、学生，军队与地方百姓也毕竟有着鱼与水的关系，许多事情不宜太过分地做绝。这就注定了对局面维持有不利的成分，致使许多人混水摸鱼或明诓暗骗式地混进了现场。杨大易见状，在板着脸严厉训斥了进驻部队一位连长的同时，亲自来到发掘工地坐镇指挥，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给发掘人员创造一个平和安详的工作环境。但这位一世英武豪杰的司令员面对蜂拥而来的地方大军，也感到力不能敌，不得不做了退缩和让步，工地上的人群和混乱局面复又如常。在这种境况下，北京来的考古专家王向发掘队领导建议，让发掘人员白天在室内研究提取、保护文物的办法，打造相应的提取器具，夜间正式提取文物，并配发了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如新闻记者的证件，其他人一律不准靠近工地。此时，由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派来的两位专家胡继高、王丹华也抵达工地开始参加工作。

于是，发掘工地白天不再喧哗、骚动，夜晚却又热闹、繁忙起来。整个墓坑里里外外，高强度的电灯、碘钨灯交相辉映，照得工地如同白昼。发掘人员憋足了劲，以异常惊喜亢奋的心情，首先将工作目标正式对准了四个边箱中的头箱。

发掘人员面对的这座墓室椁内的头箱实属罕见，其内中摆设亦是奇特，箱内两侧摆着古代贵族常用的色彩鲜艳的漆屏风、漆几、绣花枕头和两个在汉代称为漆奁的化妆盒。两个化妆盒中一个的盖和四壁用是麻布胎制成，盒底是用双层的硬木胎做成，两底之间有一个大的间隔，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奁盒。奁盒上面有一个圆盖，外表呈黑褐色，上面加刷一道很薄的清金漆（金粉与银粉的混合体），之后，再用油彩绘以黄、白、红三色云气纹，看上去神采飞扬，华丽璀璨。

打开奁盒的盒盖，发现上层隔板上，放置着手套、絮巾、组带和绣花镜套子。再揭开一层，发现构造颇为奇特不俗：下层有一很厚的托盘，托盘上面凿有九条凹槽，每条槽内又放置着一个很小的奁盒，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呈椭圆形，有的呈长方形，还有的呈圆形或马蹄形。小奁盒上的花纹也各有差异，有的为漆绘，有的是油彩绘制，还有的为锥画，或者是锥画和漆绘相混合。经考古人员后来考证，此为九子奁。待将这些小盒子打开，发现竟全是化妆用品，形同今天常见的唇膏、胭脂、扑粉等物，看来这是一个女人用的物品。

另一个外观基本相似的奁盒为单层，里面除了五个小圆盒外，也放置一个小铜镜和镜擦子、镊、茀（小刷子）、笄（簪子）、木梳、木篦等各一个，另外有一把环首小刀，这些无疑都是梳妆用具。特别有趣的是，梳篦是用黄杨木做成的，刨削工整，分齿均匀，一把宽仅五厘米的木篦，竟有74齿，是用什么神奇的制造工具将这把木篦制造出来，在马王堆古墓发掘二十多年后，研究者也未能解开这个谜团。

如果说这个奁盒仅仅是一堆化妆品和梳妆用具，倒不足以引起发掘人员的格外看重，让发掘人员分外看重和视若珍宝的，则是在这个普通的化装盒内，竟藏有一枚角质印章，上写“妾辛追”三个字。妾为古代妇女的谦称，那么“辛追”两字当是这个墓主人的名字。正是有了这个角质印章，世人才得以知道马王堆一号古墓目前尚藏在棺内的墓主，是一个叫辛追的女人。

在这两个盒子的旁侧，站立着23个造型优美的木俑，其中十个身着锦绣长袍，双手垂直拱于胸前，好像在随时听候女主人的召唤，这似乎是女主人贴身的高级侍女的模拟。在侍女的侧前，有五个乐俑席地而坐，其中三个鼓瑟、两个吹竽，这应是墓主人家的乐队。在这支乐队之前，有四个舞俑正在作翩翩起舞状，另外四个歌俑跪坐在地毯上似在放声歌唱。看上去，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家庭歌舞团，从这些木俑的神态和形象中，可以想像到竽瑟并奏、钟鼓齐鸣、舞姿翩翩、歌声悠扬的欢乐场景，领略到墓主人生前过着怎样的一种钟鸣鼎食、豪华奢侈的生活。

另外一处引起发掘人员重视的是，在头箱的中部，放置了多种盛酒用的漆钟、漆钫、漆壶以及许多用朱砂、红漆和黑漆书写有“君幸酒”三个字的漆耳杯和漆卮杯。另外在一套漆器餐具上，多数有用红漆或黑漆书写的“君幸食”三个字。从这些文字的字面意思来看，似是让客人喝酒、吃饭的祝词。而整个头箱，似乎就在反映墓主人生前起居、歌舞宴饮的生活模拟。

位于椁内的东、西、南三个边箱，应是墓主人居处厢房的模拟，东边箱放置了312支竹简，上面记载着一千多件殉葬品的名称、质量、长宽度等，这些被称作“遣策”的竹简，就是墓中所有殉葬品的清单。除此之外，还有六个木俑和一个头戴高冠身穿棉衣的“家丞”，它的脚下写着“冠人”两字，从其形象和文字上推断，可能属于今天的大管家一类的人物。在这个大管家的周围，有59个立俑，似为一般的家庭佣人。在这群俑人的四周，散布着鼎、盒、罐等漆器和陶器，这些器具种类繁多，光彩夺目，似是墓主人宴请宾客的礼器和用具，实为罕见之珍品。

南边箱内的物件看上去有些普通，只是一个“家丞”率领39个立俑，余为钟、钫、釜、甑等陶器，似为墓主人的厨房和奴婢的住室。

西边箱有点特殊，它似是墓主人的储藏室，又似钱粮库。因为里边堆放着33个规模颇大的竹笥（箱子），竹笥用绳索一道道捆着，在打结的地方有封泥，封泥上有“轪侯家丞”的印记。

考古人员打开上层的一个竹笥，发现了两件完好的乐器，一件为竽，一件是瑟，竽置瑟之上。其中竽是用竹管做成，尽管已历两千余年，但仍似新的一样通身泛着黄中带红的亮光。

经测量，这件竽长约九十厘米，由22根竹管做成，竹管分前后两排插在竽头上，每排11管，并有吹口。竽管长的有76厘米，短的14厘米，从中还发现了23个簧片和4组折叠管，竽管上有出气孔和按孔。簧片由小竹片削制而成，有的上面有白色小珠，即现在不再用的“点簧”。从竽的整体构造来看，似是墓主人家中平时用的实物。对于古代的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代的人没有见过，但“滥竽充数”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件竽，虽不是南郭先生曾用过的那一件，但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这个时间推断，想来南郭先生赖在宫廷中混饭吃的竽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这件竽的下面，是一件外罩锦衣的木瑟。当考古人员将锦衣剥离后，木瑟显露出来。由于这件瑟为木制品，从外观上看，显然不像那件竽一样光亮如新，但整体却十分完整，似是实用之物。

在诸种乐器中，瑟的产生和使用应是较早的一种。古代有“伏羲氏造瑟”的传说，中国古代的《诗经》上有“琴瑟友之”的诗句，说明瑟的历史十分久远。春秋战国时，鼓瑟吹竽风行一时，直到西汉还很流行。过去也有“湘灵鼓瑟”的故事，湘灵就是湘妃，传说她是尧之女、舜之妻，舜到南方来巡视，突然病死于苍梧，湘妃为此十分悲恸，常鼓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唐代诗人庄若纳曾写道：“帝子鸣金瑟，余声自抑扬，悲风丝上断，流水曲中长。出没游鱼听，逶迤彩凤翔……至今闻古调，应恨滞三江。”传说舜死后葬于九嶷山，其妻娥皇女英悲痛万分，泪洒竹上，成为斑竹。今山上斑竹丛丛，人们看到它就想起了这古老的传说。

据说公元4世纪从印度传来一种曲颈琵琶，隋唐时期流行全国。同时传统的瑟仍在民间流传。但秦汉时的瑟没人见过，建国后，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共发现了16具瑟，但多数残缺，独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保存仍十分完整，甚至连柱位也很清楚，所以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具完整的弦乐器。

这具瑟长116厘米，宽39.5厘米。瑟身下面底板两端有两个共鸣窗，其名为首越和尾越。瑟面有首岳，尾端有外、中、内三条尾岳，用以绷弦。25根弦是用四股素丝搓成的，分别系在尾端的木柄上。瑟很富于表现力，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后汉书·蔡邕传》说，某位友人请他吃饭，他听隔壁瑟音激昂，似有杀气，遂离席而去。后被主人发觉，他据实以告。主人找鼓瑟人查问，原来他弹瑟时看到螳螂捕蝉，心有所思即形于指。蔡邕是东汉末年人，可见汉代四百年间，瑟一直在流行。

当竽和瑟两件乐器被清理出来后，考古人员又在西边箱发现了六笥丝织品。其中盛放服饰的竹笥两个，内装服饰19件，盛放缯的竹笥两个，内装丝织品54件，另外两个竹笥内盛放着香囊、鞋、衣著、手套等杂用织物二十多件。就丝织品一项而言，此墓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花纹之鲜艳繁缛，堪称中国考古发掘中一次空前发现。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缫丝、织绸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有茧壳。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四千七百五十年，在那里也发掘出绢片、丝带和丝绒。后来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化为家蚕。

正因为如此，早在公元前6－5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希腊、罗马等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作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塞里斯”代称中国——即“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古希腊人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公元20年）也在《游记》中称中国为“丝之国”，尔后西方人又称长安为“丝城”。

据说罗马帝国的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曾穿着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远渡重洋去寻找新大陆时，为了鼓励海员们的士气，曾宣布：谁首先发现陆地，另赏一件丝绸上衣。可见当时丝绸衣服仍很珍贵。

中国养蚕缫丝的方法，大概在秦汉以前已传到朝鲜，之后又东渡日本。张骞出使西域，也带去了丝绸，后来的西方商人们千方百计想把蚕种搞到手。据说，古时新疆和阗地区瞿隆旦那国，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让中国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偷偷带到西域。大约在公元6世纪，养蚕法传到了东罗马，至14世纪传到法国，16世纪传到英国，19世纪才传到美国。

尽管中国丝绸已五千多年的历史，但由于蚕丝是动物纤维，由蛋白质组成，故极易腐朽，因此古代丝绸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很难了解其全貌，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首先揭开了这个谜团。这次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囊括了此前所了解的一切古代丝织物的品种。如绢、罗纱、锦、绮、绣等等，都是此前很难见到的。而丝织品的颜色又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的制作技术又分织、绣、绘等不同的工艺，且这些纹样又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等。经初步点验、鉴别，出土的服饰类有绛绢裙、素绢裙、素纱襌衣、素绢丝绵袍、朱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黄地素缘绣花袍、泥金银彩绘罗纱丝绵袍、泥银黄地纱袍、彩绘朱地纱袍等等十余种。可谓品种齐全，美不胜收。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西边箱出土的素纱襌衣，堪称稀世珍品。这种襌衣共出土两件，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仅有48克，另一件是49克。50克为一市两，所以两件衣服都不足一两重，如果把袖口和领口镶的锦边去掉，有可能只有半两重了。所以上海纺织研究院的一些丝绸专家看到后，十分惊喜。他们认为其轻薄程度可以和现代生产的高级尼龙纱相媲美。古人形容这种衣服“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过去人们没见到过实物，说不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丝织物，现在亲眼看了，才知古代文人的描述恰到好处。

《诗经·郑风·丰》上说：“衣锦褧衣，裳锦褧裳。”这里所说的“褧衣”，据考证就是这种没有里子的襌衣。它的原意是说，古时妇女们为了美观起见，喜欢把薄薄的襌衣罩在花衣上面穿。它和我们现代戏剧舞台上所使用的纱幕是一个道理，在布景外面罩上一层纱幕，会产生一种立体感，使人更觉其中的神秘美妙。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妇女是懂得一定的美学原理的。

类似《诗经》上的一些诗歌，直到唐朝还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缭绫》一诗可以作证，他在诗中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奇彩异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有关此类衣服的传说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唐时驻广州的一位官员，某日接见一位阿拉伯商人。商人老盯着看他的胸口，他问何故。商人说：“你虽然穿了两件绸衣，我还能看到你胸口上的黑痣。”商人说完，引得这位官员大笑。官员说：“我穿的不是两件，而是五件。”一说这，更使商人瞠目结舌。

好的丝绸源于好的蚕桑。《齐民要术》一书总结了从西汉到北魏的蚕桑技术，其中提到了用压条法来栽培优良“黑鲁桑”品种的方法。这个时候，家蚕的品种也得到了改良，据说已能养“四眼二化蚕”了。正是由于栽桑、养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才可能产出高质量的蚕丝。有些丝织品通过切片投影和X射线衍射等方法鉴定，证实所用原料全是家蚕丝，因为丝纤维的纤度为0.96－1.48旦（每9000米长的单丝重一克为一旦）。单丝显微实测截面面积为77－120平方微米，说明蚕丝极细。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当时长沙地区不仅桑叶质量有了提高，而且养蚕技术已大有改进，否则不可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蚕丝。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服饰中，可以看到使用绒圈锦的地方不少，如丝锦袍的领子、袖口，以及衣带、香囊、镜衣底等都用了它。这种绒圈锦的织造技术高级而复杂。它的经丝用二色或三色，纬丝用单色。经丝有四组，一组底经，两组地纹经和一组比较粗的绒圈经，底经与纬经组成锦面的底子，两组地纹经交叉进行，绒圈经则用作起绒。如果织幅为50厘米，它的总经数就有8800－11200根之多。东汉的王逸在《机妇赋》中曾详细描述了这一织造过程。根据他的记述，后人知道提花机是在机后建一个三尺多高的花楼，机架前面多悬综面，增加脚踏，把地纹经和绒圈经加以排列组合，同类合并。织花时要两三个人协作。挽花工坐在花楼上，按设计好的纹样挽花提综，机台上的织工专门织纬，这种织法非常复杂，非有精湛的技术不可。另有《西京杂记》上说，汉昭帝时，河北巨鹿有一位纺织专家陈宝光的妻子创造了织绫机，使用120镊。即一部机用120根经线，60天可织一匹花绫。此种机每一线有一个脚踏的镊，共120个镊，其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当考古发掘人员将竹笥中的竽瑟、丝织品等一一提取后，又在同一个边箱中，发现了44篓泥半两钱（冥币），及泥“郢称”金版，另外有装在麻袋里的粮食稻、大麦、小麦、粟、大豆、赤豆以及梨、杨梅、大枣、梅等食物和瓜果蔬菜等。有些器物上，都用红漆和黑漆书写着“轪侯家”三个字。由于当时发掘人员的主要精力是尽快地将边箱内的文物取出并设法保护，对文物之上那或写或印的“轪侯家”、“轪侯家丞”等字样，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认为这个墓女主人的身份应是轪侯的妻子或与轪侯家有关联的人，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身份，一时难以准确地断定。既然难以断定，发掘人员也就不再深究，因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快速而又安全、合理地抢救文物。

之所以说是抢救，是因为当庞大的椁盖打开之后，由于空气、光照等的进入和渗透，许多文物已物化变质，甚至消失不见。就在这座古墓发掘的若干年后，王㐨还清楚地记得，西边箱内几十个竹笥，刚揭开椁板时，还呈鲜嫩的淡黄色，光亮如新，灿烂夺目。但就在考古人员为其照相、绘图的空隙，竹笥的外部如同晴朗的天空漫过乌云，瞬间变成既霉且腐的丑陋的黑色，令人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让发掘者倍感头痛的是，椁箱高达1.44米，箱底还有数十厘米的水，这些水看来是入葬后渗入的，几乎所有的文物都遭到浸泡。而考古发掘又跟一般的盗墓取宝或搬运东西有本质的区别，每欲取或取出一件文物，都要经过严格的编号、绘图、照相等程序，这就限制了文物提取的速度，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让几位富有经验的老技工任全生、胡德兴、苏春兴等，腰系绳索，俯身趴在边箱上，用手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提取。这样，有些文物变质和消失的厄运也就注定了。

当任全生伸手将东边箱那个被编为133号陶罐取出并打开时，他惊奇地发现罐内装满了紫红色鲜艳的杨梅果，如同刚从树上摘下一般亮丽可爱，即使是那不算太长的果柄，也栩栩如生。但就在搬动过程中，由于空气和光照的作用，鲜艳亮丽的杨梅果很快变成黑色的炭灰状。此外，也是在这个边箱里，考古人员张欣如将一个编号为100的云纹漆鼎取出，揭开鼎盖，发现里边有近十片莲藕片浸泡在水中。这些藕片质地白皙，如同刚刚切开放入其中，其藕片之上那一个又一个小孔也清晰可辨，惹人爱怜。为了避免杨梅果氧化教训，王㐨建议立即为其照相、绘图。但当漆鼎搬到墓坑之外时，随着水的荡动和空气、光照的浸蚀，藕片已消失大半，待绘图和照相完毕后，所有的藕片在运往博物馆的路上，竟全部神奇地消失了。当时，在现场负责对器物记录、定名和总体编号的白荣金，根据这一现象，立即联想到长沙地区两千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据白荣金后来介绍，他于1970年7月，同本所的高广仁、高玮以及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宋良玉等专家，对1937年发生在山东聊城、菏泽一带的大地震，结合古遗址沉积层，进行过地震考古理论的探索。也就在这时稍后的8月，发生了渤海区域大地震，他们一起赶赴黄河入海口及附近各县进行了实际考察，“所以脑子里留有参照考古发掘实物可考察地震这根弦”。这次藕片因轻轻震荡而消失，使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地震方面来。正是根据白荣金的联想，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何其烈将此事写成内参发往北京。凑巧的是，正在搞地震普查的图家地震局领导看到后，立即派两名专家赴长沙找到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负责人侯良调查，并对漆鼎内的物质做了化学等诸方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的结果是：藕片在初出土时，本身的成分早已溶化，也就是说藕片的灵魂已失，由于未受外界的影响，才保留了外壳。根据这一情况，地震专家到长沙地震台查阅当地有关资料，发现长沙地区自公元477年到马王堆汉墓发掘的1972年，共发生地震21次，其中20次为4级，一次为5级，也就是说长沙地区在1700年中没有发生过强烈地震，正是由于没有大的地震发生，浸泡在漆鼎中的藕片才得以长久保存。由此也可以推断，长沙应是一个远离地震带的地区，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当不会受到强烈地震的侵害。藕片的消失，对文物本身来说是个不幸，但就地震研究而言，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