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听取了高至喜的汇报，当即答复道：“目前由图博口直接管理和领导的单位，大多数专家下放到干校或农场劳动改造尚未归队，人手奇缺，但不管怎样困难，也要派人去协助，我的意思是从我管辖的人员中，先派胡继高和王丹华两位同志前去，以后再设法选调几位增援。胡继高和王丹华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留学波兰哥白尼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的硕士生，一个主攻漆木器脱水，一个主攻古纸保护，对其他课题也有较深的研究，算是文物保护方面年轻的专家了。如果墓中的文物没有损坏，我估计肯定有漆木器出土，他们去正合适。至于其他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我跟你一道去考古所，请夏鼐、王仲殊二位同志给选派吧。”

高至喜搭乘王冶秋的轿车，来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找到了所长夏鼐和负责人王仲殊，请求派人指导和协助。

夏鼐听了高至喜的汇报，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问道：“估计是谁的墓葬？”

“他们说可能是西汉长沙定王刘发的墓，但也有人说是刘发母亲的墓。”高至喜答。

夏鼐听罢，刚要说些什么，张开的嘴又突然闭上，眼睛盯着身边的王仲殊。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自“文革”风潮掀起之后，包括夏鼐在内的大队人马都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里只留下王仲殊和一位军代表主事。1971年，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罗森大使，通过主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找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希望协助修复两部羊皮书。这两部羊皮书是著名的“培拉特”手抄本，时代为公元6世纪和10世纪，内容是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基督教经典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等“四大福音书”，分别用金、银粉抄写在薄薄的羊皮纸上，堪称阿尔巴尼亚的国宝。1942年，德军入侵阿尔巴尼亚，当地的神父冒着法西斯的隆隆炮火，在撤退时将这两部书匆忙埋入教堂一个角落的地下。几十年后，人们将此书挖出时，发现已严重损毁。为了尽快修复这两件国宝，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向中国求援。就这样，修复羊皮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任务”落到了中科院考古所。

鉴于此事关系国际声誉，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主持工作的王仲殊和军代表立即向中科院打报告，请求将下放河南干校劳动改造的夏鼐等专家调回，以便完成此项重任。中科院再打报告给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考古大师夏鼐连同他手下几个年轻的弟子王㐨、王振江、白荣金、冼自强等结束了劳动改造的生活，重新回到考古所。

回到考古所后的夏鼐依然没有主持全面工作的权力，他只是作为羊皮书修复顾问的单项角色开始工作。

许多年后，王㐨、白荣金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当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森，在北京饭店将那两部羊皮书从一个箱子里拿出来时，那部用银粉书写的书，已粘在了一起，如同一块干枯的、四周腐朽的千层饼。那部用金粉书写的书，则膨胀得很大，并呈四面开花状，有的地方已腐烂成孔，若用手一碰，整本书像一捆干燥的烟叶，唰唰啦啦地掉下许多金粉末，其脆弱程度达到了修复的极限。”

尽管如此，在夏鼐大师的指导和王㐨、白荣金等人的具体操作下，用了数月的时间，终于将早已变形、紧紧粘在一起的上千页的羊皮书揭取开来。

由于书中每页的羊皮均像笛子膜一样薄，加之一部用拉丁文写成，另一部用古希腊文写成，修复起来极其困难。王㐨等人不得不对书页的加固做多种材料的工艺处理实验，最后决定采用“蚕丝网膜加固技术”予以处理修复，并达到了在外观和强度上都非常理想的效果。

两部羊皮书共宰羊两百多只，先后有四十多个单位予以协助才最终修复成功。这项“国际任务”的完成，使参与的修复者在得到了中阿双方外交、科学界高级官员一致称赞的同时，也使此项技术在即将到来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此时的夏鼐还没有恢复主持考古所全面工作的权力，但由于他的崇高声望和在考古界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学术地位，王仲殊对他十分尊敬。于是，王仲殊沉思片刻对夏鼐说：“夏先生，如果他们发现的马王堆古墓是定王刘发或他母亲的墓葬，那里边可能有金缕玉衣和大量的丝织品，您看派谁去合适？”

“技术组的几人中，王振江、白荣金参加过满城汉墓的发掘，提取和修复过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这方面他们有经验，冼自强参加过定陵地宫的发掘，提取过丝织品，至于王㐨嘛，在丝织品的提取和研究上就更没的说了。”夏鼐在一一分析着手下的几员大将。

王仲殊转身问王冶秋：“你们派了几个人？”

“两个，胡继高和王丹华。”王冶秋答。

“那我们也派两个吧。”王仲殊说着，以商量的口气征求夏鼐的意见：“夏先生，您看咱派王㐨和白荣金怎样？一个主搞丝织品，一个防备金缕玉衣出土后的提取和保护。”

“可以，让他们两个先去，如果还觉得人手不够，再增派人员。”夏鼐回答着。

4月13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组的王㐨、白荣金两名专家，带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王仲殊的嘱托以及湖南方面的热切期望，携带照相器材等专业考古发掘工具，先于国务院图博口的胡继高和王丹华，登上了北京开往长沙的列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长沙马王堆发掘工地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

当马王堆墓穴内发现特大型棺椁的情况通过省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向省委、省革委会分别做了汇报后，引起了上至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下至各部门领导的重视。与此同时，湖南新闻界也闻风而动，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日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潇湘电影制片厂、湖南省图片社等几十家新闻、影视单位，纷纷派出了新闻、摄影记者向马王堆工地涌来。当地群众、长沙市民更是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赶来，欲一睹这旷世奇观。整个发掘工地人声鼎沸，拥挤热闹起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湖南省委书记、解放军第47军政委李振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等人，驱车赶往马王堆发掘现场，在亲自察看了现场并询问了发掘情况后，立即在三六六医院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由李振军和省委政工组副组长、省军区副政委马琦来分管发掘事宜，由省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主抓，同时以省委的名义，在三六六医院大门口张贴通告。其大体内容是：为保证正常的发掘秩序，保证地下文物的安全，请群众不要围观，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等等。需要对这样一个颇具军队色彩的领导班子特别指出的是，自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在各地制造混乱并将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当权派打倒后，毛泽东便派解放军以“支左”的名义，进入地方各级领导岗位，以便收拾残局。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60％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都掌握在高级军官手中。以前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或被打倒，或被撤消，或被调离，只有6％的人留任。此时湖南方面组织的这个领导班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

就在发掘人员向北京求援的同时，为增加发掘力量，经报请省委同意，将正在湖南江永县农村下放劳动改造的原湖南省博物馆考古学家周世荣调回长沙，参加马王堆汉墓的开棺工作。4月14日，王㐨、白荣金乘坐的列车抵达长沙。为了表示对北京专家的尊重，湖南省博物馆根据省文化组张瑞同的指示，迅速将两人接至当时长沙规格颇高的湖南宾馆下榻。两人在宾馆稍事休息，即乘车向马王堆工地赶去。

王㐨、白荣金与发掘人员崔志刚、侯良、周世荣等一一见面略作寒暄后，即开始作现场勘察。当两人看到从墓穴中挖出的填土小山一样地堆在一旁，心情为之一振，尤其是当他们进入深达十几米的幽深墓穴并亲眼目睹那口奇大无比的木质棺椁时，尽管两人对此早有耳闻并自信见多识广，但还是大大地惊讶了好一阵子。

接下来，便是围绕这世之罕见的巨大棺椁如何开棺和提取文物问题的讨论。根据王㐨的建议，发掘人员首先在墓坑之上搭起大棚，以防雨水浸袭。同时在大棚内搭起照相架，以便更好地撷取发掘资料。当王㐨得知发掘队只有一台老式相机、且包相机的皮盒子漏光，几乎无法使用时，当即提出除自己带来的那台用两千元人民币从日本进口的高级相机外，需从湖南省图片社调两台进口相机和两名专职摄影人员以便配合，并要求这借调来的两人要听从王㐨的指挥。由于“文革”风潮依然未熄，各地的武斗事件时有发生，故处事严谨的王㐨建议将所拍摄的照片资料共分成三份，分别放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图片社等三家保存，这样即使一家或两家受到武斗的冲击并将照片损坏，还可有第三家保存的资料以备学术研究之用。当然，如果第三家也遭到冲击并将资料损坏，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现在所能做到和防范的只有这些。

与此同时，白荣金要求发掘队请来一名木匠带着全套工具并准备若干木料在工地守候，一旦棺椁中有文物出土，且需要用木箱等盛放时，木匠必须按指定规格以最快的速度将木箱制好，以使出土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白荣金还要请一名铁匠守在工地，时刻准备打造所需发掘工具。碰巧，在离马王堆工地不远的一个民巷里，就有一个小铁匠作坊在开炉营业，这倒省了发掘队的一份心思。

经过一番讨论和紧张的准备。发掘方案和发掘工具相继定出和备齐。为尽可能地使发掘资料清楚而完整，王㐨带人在距墓口之下8米深的地方搭起了大小相连的两个木架，并安装了四个碘钨灯，以备照相人员之用。

这天晚上，王㐨、白荣金从工地回到湖南宾馆，年轻的服务员一边找钥匙为其开门，一边望着两人灰头土脸的样子和满脚的泥土，瞪着乌黑明亮又有些天真的眼睛，迷惑地问道：“你们是干啥的？”

“你看我们像干啥的？”白荣金调侃地反问。

服务员小姐想了一会儿说：“我猜不出来，看你们被车接车送的样子，像个领导，可是每次出去回来，又看到你们满身泥土，像个种地的农民，这样奇怪的事，咱怎猜得出？”

王㐨、白荣金被姑娘的一席话逗笑了，王㐨说：“告诉你吧，小姑娘，我们既不是领导，也不是种地的农民，而是刨坟掘墓的！”

服务员小姐听罢，瞪着惊奇的大眼睛，轻轻摇了摇头说：“你们骗人哩！”

“不是骗人，是真的，我们就是挖墓的。”白荣金一脸正经地回答。

“那你们挖谁的墓？”小姑娘似信非信地问。

“五里牌外马王堆一座汉朝的墓葬。”王㐨答。

小姑娘听了，更有些不解地问：“汉朝，那是什么朝？”

王㐨、白荣金大笑起来。看着小姑娘满脸的天真，白荣金补充道：“汉朝嘛，是一个叫刘邦的人创立起来的一个朝代……”

白荣金尚未解释清楚，小姑娘又急不可待地问：“这个刘邦是好人还是坏人？”

望着小姑娘透出的天真幼稚的神色，两人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答道：“我们也搞不清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反正只管挖他的墓就是了。”

小姑娘不再问，开了门，两人走了进去。

白荣金往床头一坐，欲脱衣服洗漱，低头望了一眼鞋子上沾满的泥土，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便抬头对王㐨说：“我看这不是咱住的地方，非搬走不可。再说，明天就要正式开棺了，住这里咋行？”

“他们不是说工地没地方吗？”王㐨答。事实上，自被安排到这里居住的第一天，两人就觉得很别扭，曾向湖南方面提出要搬到工地居住的想法。可湖南方面出于对北京专家的尊重，还是以工地没有地方居住为名拒绝了，依然让他们留住在这里，但他俩却总感到自己满身的泥土与清洁、肃静、舒适的高级宾馆的整体氛围不协调。于是白荣金说：“干脆，明天车一来，咱们就将行李放到车上，一同到工地。临走时告诉服务台将房退掉，这样领导们就会在工地为我们安排地方了。”

“好吧。就这样。”王开答。

第二天一早，两人收拾行李，退掉房间，乘车向工地奔去。负责发掘工作的省文化组副组长张瑞同，只好将墓旁自己居住的一间小南屋让出来，让王、白两人住了进去。就在王㐨、白荣金住进工地小屋的当天夜里，王㐨由于久不能寐，便独自一人起床到外面散步。当他来到发掘现场时，只见侯良正率领一群参加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女讲解员，用竹筐从墓坑中向外运送木炭、白膏泥等杂物，为开棺扫除最后的障碍。只见这些姑娘们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与汗水，一个个赤着脚，用头顶着竹筐，艰难地向坑外运送。此情此景，王大为感动，他想用相机拍下这个感人的场景，但自己带来的照相机没有闪光灯，只好找到住在不远处、前来拍摄电影的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请求拍摄几个镜头。谁知这位摄影师来到现场之后，看到姑娘们衣衫不整，头发散乱不堪，浑身泥水，赤脚弓背的样子，说：“她们的形象太差了，要是拍了，有损中国人的形象，我要犯政治错误的……”当场拒绝了。王㐨再三请求，这位摄影师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此事过去25年之后，重病在身的王㐨回忆这段往事时，以十分敬佩和感念的心情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侯良和那群小姑娘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墓坑中几万斤木炭和白膏泥，几乎都是这些湖南妹子用头一筐筐顶出去的。由于昼夜苦战，这些小姑娘的身体大多都累垮了。当时一个叫丁送来的女讲解员，由于疲劳过度，头顶木炭突然晕倒，差一点栽入墓坑，赶紧送到三六六医院急救室抢救才脱险。而侯良当时正患肝病，依然是昼夜在工地上苦干。他像农村的生产队长一样，清晨起来四处喊人，用80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先带上工具从城里的家中出发，每天早出晚归。每遇下大雨，他一个人守在墓坑边，观察水的流向，并及时开沟排水。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过程中，他磨烂了三套衣服，一个很厚的垫肩也因为担土而磨得面目全非了……遗憾的是，这样感人的场景在后来拍出的电影中，没有留下一个镜头，也没有一个记者、作家去描述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事实上，正是这些“有损于中国人形象”的中国人。胼手胝足，负重前行，构筑起共和国大厦的坚强基石，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MzunVPAQ5t1npqi7IoCnBX0CaJ3rlfVSlzhgMgoO8zGU0lLryocpRovgP9uog8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