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异常。想不到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但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空白得以填补，而且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为中华民族古史年代学研究发挥作用，这无疑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庆幸的事情。作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林志纯在接到专题任务后，顾不得年老体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从林志纯教授和他的门生郝际陶、王乃新、吴宇虹、张强、刘健、郭丹彤、李晓东、吴绍祥、曲天夫、吴延歌等青年学者对世界诸文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公元纪年，是公元6世纪著名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创立的，他根据罗马的纪年传统，推算出耶稣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753年，这一年为基督元年，即公元元年。据研究者称，从宏观上讲，以公元为坐标，一元时空意义上的西方古典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为出发点并将罗马儒略历向前延至远古时代的一种时间排序。

与中国的古文字不同的是，两河流域与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种用削尖的芦苇秆压印在泥版上写成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前，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圣经·旧约全书》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有时甚至是歪曲的记载。自19世纪初，随着近东地区大量泥版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学科——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建立，则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相对而言，埃及年代学的研究有着较为丰富的纪年史料，如王表、国王家谱、铭文及天象记录等等。根据这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遗存，并以第二十六王朝（后王朝时期）为基点，由后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历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时期及希腊－罗马统治时期。

前文已叙，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托勒密时期，僧侣学者曼涅托就已经为埃及年代学的创立作出过许多努力。由于曼涅托既懂希腊文，又精通埃及语，托勒密二世遂命他用希腊语撰写了那部闻名于世的《埃及史》。这部著作同以往王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陈述性的语言来记叙国王及其统治的。遗憾的是，这部著名的史书除了保存在约瑟芬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外，原著已经被战火焚毁。不幸中的万幸是，这部著作中带有王朝划分的王表却辗转流传下来。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分成30个王朝，这种分期方法被早期埃及学家所采纳，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研究价值。

就埃及年代学意义上的“王朝”而言，在僧侣曼涅托《埃及史》一书中划分界定的基础上，后人又加上了一个王朝，成为31个王朝。从事研究的张强博士在提交的总结性研究报告中说：“任何年代学研究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将一段历史，通过各种方法、手段，准确、精密地予以定位。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非常简单，然而对几千年以前的一个文明的历史年代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研究者面临两个必须解决又很难解决的难题：第一，古埃及纪年与现代纪年不同，古埃及年表与现代年表亦不同。第二，有关埃及年代学的材料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有些在记载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甚至被篡改。就王表来说，著名的帕勒摩石刻（因该碑收藏于西西里首府的帕勒摩博物馆而得名）中的王表大部分已残破，而都灵纸草（因收藏于意大利的都灵埃及博物馆而得名）由于保存不善而成为残片，尽管有商博良等人的天才修复，但许多脱漏仍无法补救。”

林志纯教授的弟子郭丹彤、李晓东博士在提交给“工程”的两篇关于埃及学的研究报告中，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详细，按两位博士的说法，现代埃及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904年，德国学者迈尔发表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埃及年代学的专著《埃及年代学》。1925年，法国学者魏尔对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和结果进行了阐述，从而形成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框架。这一时期，著名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和皮特里也为埃及年代学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著名年代学家帕克于1950年发表的《古代埃及历法》和1971年为《埃及的遗产》一书所写的有关章节，是目前有关埃及年代学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它奠定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基础。在年代的划分上，由于古代埃及人是用每一位国王的统治年代来纪年的，这就存在着把埃及的民用纪年推算成现行的公元纪年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有公元纪年相参照的埃及民用纪年的年代。所庆幸的是，古代埃及人给研究者留下了载有国王统治顺序和年数的王表，以及一些有关年代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如第二十六王朝到罗马征服时期的埃及年代史料记载就比较明确。故此，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证据，以有公元纪年的第二十六王朝为起点，由后往前推，这样便可得出古代埃及的全部年代。

从李晓东博士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关于埃及年代学中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划分是：

前王朝时期　史前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

早王朝时期　第一至第二王朝（约公元前3000-前2700年）

古王国时期　第三至第八王朝（约公元前2700-前2160年）

第一中间期　第九至第十王朝（约公元前2160-前2010年）

中王国时期　第十一至第十二王朝（约公元前2106-前1786年）

第二中间期　第十三至第十七王朝（约公元前1786-前1550年）

新王国时期　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三中间期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1069-前656年）

后王朝时期　第二十六至第三十一王朝（约公元前664-前332年）

希腊－罗马时期　希腊和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332-公元641年）

以上这份历史分期表，从纪年中的“约”字中可以看出，其年代并不是绝对而只是相对正确。

青年学者吴宇虹教授的研究成果还向学术界表明：同埃及年代学研究方法基本相同的是，两河流域年代学的建立，也是由文献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世纪是两河流域的纪年清楚可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年代学文献丰富而可靠，主要有《亚述王表》、《亚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国王经典》。在这些文献中，《亚述王表》记载了亚述早期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统治年数，而《亚述名年官表》不仅记载了亚述帝国晚期诸王的排列顺序和在位年数，同时还佐证了《亚述王表》的可信程度。成书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国王经典》，则记载了从巴比伦王那布那萨尔（公元前747年即位）到亚历山大大帝为止，共30位巴比伦统治者的在位年数以及重要的天文现象。天文年代学家根据这些天文现象推算，可准确地得出某王即位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过什么天象。如发生在亚述国王阿淑尔丹在位第十年的一次日食，经推算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这次日食的推算，证实了根据《亚述名年官表》所排列的、公元前911年以后的亚述帝国内部纪年的准确性，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可靠的公元标志。

另外，从年代学的角度看，依据《亚述王表》等文献，可从公元前1000年亚述各王的统治年代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然而再往上推，由于王表中一些王的在位年数出现残缺和错误并略去几个早期王，研究者便无法得到早期各王所在的公元年的精确年数，也无法利用它来推算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各个早期王朝的公元年数。因此，年代学家就不得不通过诸如考古发掘等其他手段去解决早于公元前15世纪的两河流域的年代及其公元纪年的问题。

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相比，赫梯年代学的研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刘健博士，为“工程”提交的《赫梯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研究报告中认为，赫梯学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初，学术界一般将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勒于1906年在博阿兹柯伊的考古发掘作为标志。正是由于这次非同凡响的发掘，才揭开了大规模研究赫梯历史文化的序幕。通过几代学者近百年的努力，基本确定了赫梯历史的大致轮廓，对赫梯文化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但是，就赫梯年代学而言，虽然学者们费尽心思，对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以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历史文献、天文学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梯年代学的研究仍然困难重重。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赫梯国家不同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王国，其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王表，也没有像曼涅托和贝若索斯那样致力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研究的古典学者。赫梯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以赫梯文、帕莱文、卢维文、阿卡德文、哈梯文和胡利安文等各种文字书写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献。但从这些文献的纪年特点及文献记录的特点看，赫梯人并没有准确的纪年方式，文献本身不可能为赫梯绝对年代的确定提供明确的线索。赫梯年代学绝对年代的确定所依据的是周围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成果，对赫梯文献中与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交往记录加以对比，并参考考古发掘所发现的证据，可以得出赫梯各个国王统治的大致年数。

从刘健博士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赫梯民族约在公元前19世纪迁移并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因内外部原因灭亡，赫梯的历史不足千年。从小的框架而言，赫梯历史不过四百年。年代学家将这个时期分为古王国、中期王国及帝国三个时期，已确定的王约12位，其中古王国和帝国的王表已经基本确定，而中王国至帝国期间一百多年的王表尚不可考。就目前的情况看，考古发掘已经在博阿兹柯伊、玛莎特和科依泰派发现了大量的泥版文书。1994年开始的奥尔塔科依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又出土了三千多块有文字的泥版，这些新的考古资料的出土，无疑将为赫梯历史文化及年代学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证据。

关于希腊、罗马年代学的研究发端较早，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补充和创新。到公元前1世纪，著名学者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已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老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尤塞比乌斯在其著作中将纪年方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 ¹⁴ 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在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正如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所言：“我的同行们都很羡慕研究中国古文明的学者有那么多传世文献可作依据，这在国外古文明的研究中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建立所依据的文献材料远不如中国丰富。”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它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泥板残片，有的泥板残片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泥板残片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泥板残片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只要把公元前一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泥板残片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泥板残片。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三、材料的互证：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同时并存，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可以凭借这个特点，互相对照补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较满意的效果。而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为中心，各个王朝疆土广袤，与边远地区的联系，不像近东与西方古典时期那样有序和密切。年代学家在采用“同时期参照法”时，其效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四、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建国后的近五十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这一点，在“工程”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中已经显示，尤为突出的是“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个专题的设置。按照“工程”的计划， ¹⁴ C测年专家将利用核物理高科技，对安阳出土的有字甲骨进行测年实验，这是国外没有，中国首创的一个典型个案。当然，有字甲骨是中国的特产，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挖不出来的。尽管西方列强的 ¹⁴ C测年技术相当先进，但要凭这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在他们控制的一亩三分地里，要想为近东、两河流域或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而测试如同中国一样的有字甲骨，可谓背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作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CF0Vuyiim7Q4wEw1NImsELlRqy+BjrZ3WXhIqEChlHNnVxhEJdnnzBdt3+qlwA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