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赛塔碑被发现不久，《埃及信使报》曾发表了关于这块石碑的评论文章，或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份埃及报纸被一个法军上尉传到了他仅为12岁的表弟手中。这位12岁的少年在20年后写出了一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文章，他竟然破译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从而解开了千古之谜。这位天才少年就是后来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洛特省省会菲热克，自幼天资聪颖，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11岁时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上又表现出罕见的天资。少年商博良成长在一个经常听人谈论埃及的环境中，所以当他12岁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罗赛塔碑的消息后，便立志要做一个破译象形文字的人。或许有了这样的人生之梦，商博良从13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波斯语和科普特语。由于他确信科普特语就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语，所以他对这门语言的学习格外用心，并将平时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译成科普特语记在日记本上。他如此煞费苦心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掌握这种埃及语言，它会是我将来研究埃及纸莎草纸文献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商博良还涉猎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

1809年，即著名的罗赛塔碑发现后的第十年，年仅19岁的商博良受聘担任了巴黎格勒诺布尔公学历史学教授，但天才常被庸人排挤和暗算，年轻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幸免，他被一群庸才挤掉了教授的职位，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

尽管商博良命运多舛，举步维艰，但他仍潜心问学，把破译罗赛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当作最大的夙愿和崇高的理想。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试图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者不计其数，大家都或明或暗地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竞争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对手，他们分别是英国人杨格 、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国人萨西。

当时，杨格、阿克布拉德、萨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拥有一份罗赛塔碑的复本，研究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既然有了一段已经破译释读的希腊文版本，那么，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体文字的版本里找到相应的词，并确定这些词的词性，谜就可以解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罗赛塔碑被发现的近二十年里，四人中竟没有一个能理出任何头绪。1802年，阿克布拉德辨认出世俗体版本中的一些词，萨西亦然，到1819年，杨格才破译了十来个单词，却又误解了其他一些词。

商博良始终密切注视着竞争者的研究动态，担心他们超前，但又不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杨格的发现是“可笑的吹牛”，说阿克布拉德“连三个字都读不出来”。

商博良虽然在讥讽别人，可他自己直到1820年都毫无任何突破性成果。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解答一个问题，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个符号表示一种意思，还是属于一种表音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发音？此时，学者们已经知道，碑文中在国王名字的周围加一圈边饰，乃是古埃及人的习惯。根据罗赛塔碑已成功释读的希腊文的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渐辨认出相对应的象形文字。1822年，他在尼罗河上菲莱岛屿的方尖碑上，又发现了跟罗赛塔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腊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边另一圈边饰里的名字则是埃及艳后克丽欧佩脱拉。比较这两个名字，商博良发现了4个符号的语音，并且把其他字母也排出了顺序。石碑铭文中象形符号共有1419个，而希腊文的字是486个，由此商博良发现了其中暗含的秘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表音作用，而且有些符号发音，有些则不发音。在托勒密和克丽欧佩脱拉这两个名字的边饰里，共有12个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据这些符号，研究罗赛塔碑和其他石碑上有边饰的84个名字，接连认出了“亚历山大”、“贝雷尼斯”、“尼禄”、“韦斯巴芗”和“图拉真”等名字。发现了这一破译方法之后，激动万分的商博良想尽快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献之中。于是，他到意大利都灵博物馆详细察看了德罗韦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认萨利埃购入的纸莎草纸文献，并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萨尔特购买的收藏品，商博良发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致达西埃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表音象形文字字母表》。这篇论文的问世，在标志着商博良对象形文字天才破译的同时，也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的诞生。

此后的商博良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辨认象形文字更多的名字之中，并期望确定他发现的字母表完全适用于法老时代的所有文献。从一些自埃及寄来的碑文抄本中，他读到了“图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时，商博良还证实罗赛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的碑文是译自希腊文，而不是像过去所认为的希腊文是译文。由于他的成功释读，使原本“死的”文物一变而为“活的”向导，并引领人们的视线进入数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后的埃及考古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生机。

从象形文字的释读这门科学来看，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常常要受到众人特别是庸才的轻视与不屑。当42岁的商博良心血耗尽、英年早逝时，许多庸才学者居然还在指责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想的产物”。然而到了1866年，又一种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古文献被发现，后人释读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和成果是正确的。此时，天才商博良已死去数十年了。

埃及学自创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比之商博良的时代又有了很大发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文献资料被揭示出来，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以及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学者长年潜心研究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不断地开拓和深化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文明的认识。

此外，埃及学学者与史前史学者一起工作，逐渐采用了新考古学的严谨方法。他们不再仅仅研究文献或漂亮的文物，而开始对发掘的地层作专业考察。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地层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决不亚于石碑或神庙墙壁上的铭文。借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实验室的研究，埃及学已大幅度地扩展了它的研究范围。1976年，第一届国际埃及学会议在开罗举行，此后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全世界埃及学学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埃及学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亚述学和赫梯学等学科也相继诞生，整个两河流域的年代学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辉煌展现于世人的面前。 fffnFWGUhZvB0gvbWxlGZaCKbqIaqqCgePXEMWIw/Gizx6bCDLOOK60jrOIzXXt0

自拿破仑远征埃及并发现了湮没于地下的古埃及文明之后，欧美人对东方文明的兴趣骤然大增。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片平原，其间零星散布着神秘的丘陵，风沙卷来，有的地方就形成一个个小土包。《圣经·旧约全书》把这个区域叫做阿拉姆－纳哈莱姆，意思是“两河间的叙利亚”（叙利亚意为土地），这是希伯来文，而希腊文则称“美索不达米亚”，其含义和前者相同。《圣经》中曾讲了一段著名的预言，其中一句是“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芜，干旱如旷野”。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古老的亚述正在《圣经》中所说的北方，湍急的底格里斯河流经境内，而苏美尔、巴比伦也在此处，这些古老的国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展开，一直伸向波斯湾。历史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亚述和巴比伦王国的统治下，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后来随着阿拉伯人、塞尔柱人、鞑靼和土耳其人的相继入侵，那盛极一时的文明衰落了，只剩下一些大大小小的土丘。后来的人从那些土丘上看不出一点古代文明的影子，那里没有希腊和意大利的庙宇或雕像，没有埃及那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和方尖碑，没有用生人祭神的石台留下来向人民诉说墨西哥的残杀和尤加坦的荒野故事。当地的居民不知道那些土丘里还埋藏着文明的废墟和价值连城的文物，而他们的语言和几千年前的语言也没有丝毫关系。至于偶尔有一些上刻楔形文字的陶片被发现，初见的人也只是把它当作“湿沙地上的鸟爪印”。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圣经》里的预言和那些沙漠里的古怪的土丘，才激发了科学探索者的热情。后来的结果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不但成为考古发掘工作最早取得辉煌成果的胜地之一，而且还引发了亚述学学科的诞生。

有史料可查的最早进入这一地区探险、考察的是一位名叫皮托·德拉·凡勒的意大利人，这位孤独而勇敢的探险家于1616年就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考察。当凡勒返回欧洲时，带回了许多巴比伦废墟中的遗物，其中包括几块刻有楔形符号的陶碑残片，这种楔形符号是欧洲人首次见到的一种新的文字样本。当时没有一个人能释读和破译，甚至人们对这种文字与远古文明的联系以及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没有丝毫的认识，所以也就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到了1756年，丹麦国王派遣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赴中东地区考察和收集古物，有些令人伤感的是，这个考察队尚未到达目的地，便有五人抱病而亡，只有一个叫卡什登·尼伯的人历尽艰难设法到达了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波斯人的首都——玻斯玻利斯（今伊朗境内）。尼伯不辱使命，他返回欧洲时，带回了大批的古物，其中有许多是在该地找到的楔形文字碑文。同140年前的凡勒时代不同的是，尼伯带回的碑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并掀起了研究、破译的热潮。这些碑文经整理后，于1772年全部公开发表，为后来奋力破译楔形文字的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借鉴。

尽管在尼伯时代，学者们已意识到那刻画在残碑上的楔形文字与早已消失了的古巴比伦文明有关，并竭尽全力开始破译，希望能知道文字记载的内容。但几十年过去了，破译工作却毫无进展，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随着罗林森 在波斯的岩石山峡中的伟大发现，这个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

1835年春天，曾是士兵和运动员出身、后来从事考古的英国学者亨利·克利维克·罗林森，正在波斯小镇贝希斯敦 一带作实地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居民那里得知附近不远的一个岩石山峡中有大片的石刻图像和符号，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决定立即前往考察。当他来到现场时，顿时被眼前的境况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一面约三百四十英尺高的巨大悬崖石刻，刻有巨幅的人物肖像，肖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共有一千两百多行。面对眼前的奇特景观，罗林森很快意识到，这巨大的悬崖石刻，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于是他不顾生命危险，靠当地居民制作的狭窄的壁架和歪歪斜斜的梯子，登上崖壁开始抄写、临摹石刻文字和画像。当他将这一艰苦费时的工作完成时，他已被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这个新任的职位上，他一边从事着外交活动，一边集中精力着手研究从崖壁上抄来的三种楔形文字的秘密。凭着自己天才的悟性，他很快成功地破译了楔形文字的一种——古波斯文。几年之后又成功地破译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古巴比伦文字，这种文字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它不仅是古巴比伦文明的文字，也是亚述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通用文字。

1851年，罗林森出版了他在贝希斯敦发现的石刻文中的巴比伦文字的部分译文，这些译文的发表，使整个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当年罗林森发现的石刻中的第三种文字仍继续困惑着罗林森和一切有志于研究楔形文字的学者。十几年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林森尚不能破译的第三种文字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埃兰语。1869年，法国学者朱勒·奥波特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后来才由埃兰人和巴比伦地区的居民继承使用。朱勒·奥波特的这一论断，逐渐为后世学者所肯定，苏美尔文是这一广袤地区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文字，是楔形文字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就在罗林森竭尽全力研究石刻文字，破译巴比伦语之时，大批的欧洲学者涌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始在一个个土丘和山坡中进行田野发掘。在这段混乱时期内，成绩最为显赫的当属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保尔·伊迈尔·鲍塔 。当这位领事听说一个叫豪尔萨巴德的地方可以找到大量的刻文砖时，便派了几个人去现场了解，这几个人经过一番考察，不但发现了刻文砖，还发现了刻有巨人和怪兽的墙壁。鲍塔得知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急忙亲往考察，到达现场后，他看到先前派去的几个人已经发掘出大量的壁刻塑像，这些塑像从外观上看去，有的像公牛，有的像长有长须的大胡子人，有的则是带翅膀的狮身人面像。面对这一件件远古的遗物，鲍塔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他顾不得对眼前的遗址做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便匆匆向全世界宣布，说他已找到了人类向往已久的扑朔迷离的亚述王宫——尼尼微城。他的一家之言使整个欧洲为之震动。为防不测，法国政府命令鲍塔尽最大可能地发掘遗迹，并将所获一切古物送回法国本土。

鲍塔不辱使命，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几乎将豪尔萨巴德遗址翻了个底朝天，许多大型雕塑在发掘中不断出土，这中间有长翅膀的牛身人头宫廷卫士、高达15英尺的国王与神灵的石膏肖像以及许多稀奇古怪的塑像等等。鲍塔指挥他的工人历尽千辛万苦，把这些战利品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搬上了底格里斯河的筏子上漂往波斯湾，然后在那里装船，经过南非好望角附近波浪滔天的水域运往法国。当这些价值连城的古物安全抵达法国本土时，举国上下欢声雷动，长久地沉浸在惊奇与兴奋之中。这些古物不仅引爆了新的亚述学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引发了一种被称为“亚述复兴”的新时尚。

就在鲍塔由于豪尔萨巴德的发现与发掘掀起欧洲风暴的同时，不甘心屈居人后的英国政府急忙派出一位叫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的青年探险家赶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摩苏尔，进行考古发掘。很快，莱亚德在摩苏尔发现了两个亚述宫殿遗址，不久又发掘出了象牙雕刻、楔形文字碑以及记载古亚述人战斗场面的雕刻画版。透过这些发现，莱亚德深信，以前鲍塔所发掘的遗址并不是真正的尼尼微，而历史上真正的尼尼微正在他的追寻之中。

1847年，莱亚德离开了摩苏尔，开始将目标转向库云吉克遗址，这个遗址当年鲍塔在发掘豪尔萨巴德之前曾考察并发掘过，但最后又放弃了。就是这个鲍塔放弃了的遗址，恰恰正是令无数学者梦牵魂绕的真正的尼尼微城，这是传说中强盛的亚述王国国王们的首都，也是《圣经》中所说的先知约拿布道传教的首都。

经过几年的发掘，关于库云吉克遗址就是尼尼微城的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莱亚德发掘出了自公元前704-前681年一直统治着亚述的国王辛那赫瑞布 的部分宫殿。这个宫殿拥有71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后来建造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正是辛那赫瑞布的孙子——亚述巴尼拔的杰作。这座图书馆包揽了亚述王国语言、历史、文学、宗教、医学等大批书籍。整个宫殿至少有27个入口，每一个入口都由巨大的牛、狮或者狮身人面的石雕卫士守卫着。尤其是那些记载着亚述历史和神话的石雕壁画，据发掘者莱亚德估计，如果将画一幅接一幅地排列起来，可达两英里长。

19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花费了多年时间，把莱亚德从尼尼微发现的2.4万多块楔形文字碑分类翻译。在这些翻译人员中，成就最为显赫的当属乔治·史密斯 ，这位著名的亚述学者在考察一堆残破的石碑时，偶然发现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这段记载向研究者叙述了古巴比伦时期，神派大雨和洪水惩罚邪恶有罪的人类时的情景，就在那次大灾难中，一个名叫乌特那皮斯图的人造了一只木船，载着家人和许多动物，在洪水的肆虐中幸存了下来。碑文记载的故事极像《圣经·创世纪》一书中描述的《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

自鲍塔和莱亚德时代起，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之谜渐渐解开。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各古老城市的发现和大量楔形文字文献的翻译，学者们还解开了有关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以及亚述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秘密。

从翻译的文献可知，较早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是苏美尔人，而紧随之后兴起的则是两大强有力的文明，即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这两大文明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据考古发现和文献留下的线索，当时巴比伦人在南方，亚述人在北方，持续发展了几个世纪之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却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某个民族的入侵、打击和统治。大约过了两百年，即公元前14世纪左右，入侵的民族遭到驱逐，亚述人继而控制了巴比伦地区。公元前12世纪，在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强有力的统治下，亚述曾一度繁荣昌盛。但好景不长，在提格拉特皮拉沙死后，国家开始衰落，直到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627年，在国王辛那赫瑞布和国王亚述巴尼拔等著名统治者在位期间，亚述不但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辉煌与荣耀，而且成为一个威震四方的强大帝国。

正是这位在亚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辛那赫瑞布使尼尼微成了亚述帝国的首都。据考古发掘的情形看，尼尼微城建在一座山丘上，围墙长达七英里半，至少有五处因修造城门而被断开，也许还有更多的城门，只是尚未发掘出来。山顶的最高处有辛那赫瑞布国王的王宫，占地面积达两英亩。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花木葱翠繁茂，殿内房屋设施周全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物构成的一套精致的供水设施将水输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一个带轮子的移动火炉在寒冷时为房间供热。……继辛那赫瑞布之后，他的孙子亚述巴尼拔国王还在这座恢弘的宫殿里，建造了一座令人难忘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收集了当时亚述人所能得到的全世界各地的图书和稀世碑匾雕刻。也正是这座图书馆的建立和丰富的收藏，为后来亚述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公元前627年，曾称雄一时的亚述巴尼拔去世，亚述再次走向衰落。不久，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民族入侵亚述并占领了尼尼微城。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击败了亚述的残余武装力量并全部占领亚述，从此，曾经辉煌、强大的亚述帝国便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废墟之中。

随着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古发现，欧洲人对《圣经》或古希腊和罗马年鉴里提到过的古代城市兴趣倍增，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比找到这些废墟和文物的埋藏地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事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无数探险家、学者、商人、文物贩子等等各色人物，按照《圣经》或年鉴中记载的古代文明的蛛丝马迹，开始了规模更大、区域更广的搜寻探查。

1834年，法国建筑师、艺术家兼文物古董商查理·特克思尔来到了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地方位于爱琴海东边，古罗马人称之为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是世界最大的交通要道之一，按现在的区域划分，它的东边是亚洲，西边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是俄罗斯大草原。多少个世纪以来，各种武装力量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南征北战，商旅的队列在这里来往穿梭，世界人类在这里会合，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

特克思尔来到安纳托利亚之后，希望能找到一个由古罗马人建立的在文献中被称为汰纹的居民点。当他不辞辛劳，走过了无数个村庄和城市之后，终于在安纳托利亚的北部中心地区一个叫博阿兹柯伊的小村落找到了线索。在村民的带领下，他来到了村后山边的一座废墟前。这座躺卧在野树和荒草中的废墟遗址，其规模的宏伟远远超过了特克思尔预期的想象，整个城墙大约圈地三百英亩，部分古城墙虽经千年风雨的剥蚀、战火的摧残，依然不屈地挺立在高山之下。而两条被荒草泥沙遮掩但仍能辨别轮廓和痕迹的极其宽大的马路，一条有一对石狮守卫，另一条的路旁则守候着一个高大的石刻狮身人面像……面对眼前的壮丽景观，特克思尔欣喜若狂，激动得泪流满面。

让特克思尔更加惊喜的是，村民们告诉他在这座废墟的附近还有另外一座遗址，并愿意带他同去观看。特克思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上天赐予的绝妙机遇，立即随村民沿着一条山道朝东北方向走去。约一个小时后，特克思尔便望见前方隐约出现了高大的石灰岩山头，接下来又发现了石灰岩山头上出现的深深的天然裂缝，沿着这条裂缝进去，里面竟出现了巨大的房屋，房屋的石墙上刻画着几十个男女的图像，从装束和饰物推断，这些图像似是国王或王后，以及仙子仙女等。殷勤的村民们告诉特克思尔，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亚塞尼卡亚，意为“有雕刻的岩石的地方”。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接连发现了两个庞大而奇特的古老遗址，这让特克思尔在极度的震惊之后又陷于一片茫然。难道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汰纹？不可能，这绝不是古文献记载的那个汰纹，特克思尔在冷静思考之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博阿兹柯伊还是亚塞尼卡亚遗址的雕刻风格，以及两处废墟规模的宏大粗犷，都使知识渊博的特克思尔确信眼前的遗址和艺术品绝不会是罗马人留下的。但面对着这宏伟独特的废墟遗址，他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一个适合它的历史年代和名称。不仅特克思尔如此，其他后来的学者在观察现场后，也同样感到茫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克思尔发现的这两处遗址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久久萦绕在学者们的心中。这个谜直到1872年才出现了破译的曙光。

这一年的春天，有一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从叙利亚城哈马得到了五块带有雕刻的石头，尽管他本人并不懂这些符号，但莱特凭着自己对文献的熟知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一个被称为赫梯的神秘民族雕刻上去的，因为《圣经·旧约全书》中有好几处提到过赫梯人。莱特把石上的雕刻以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大英博物馆，希望得到专家们的帮助。但鉴于这些雕刻难成系统，加之赫梯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许多学者本来就怀疑历史上这个神秘民族是否真正地存在过，所以没有多少学者对莱特提出的观点感兴趣，破译工作没有丝毫的进展。

最终，打开赫梯人神秘之门的钥匙不是在土耳其找到的，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埃及被发现。1887年，在埃及一个叫阿玛尔那 的村子里发现了许多记有楔形文字的泥版，这一意外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对埃及历史的理解，而且打通了破译赫梯文明的门户。

经学者们研究得知，阿玛尔那村发现的泥版，是公元前14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埃赫那吞 宫廷的记录，就在这些记录中，有多处提到过哈梯人，即赫梯人。有些奇怪的是，这些泥版的碑文几乎都用“阿卡德语”——一种19世纪西方学者所了解的楔形文字语言写成，而唯独有两块泥版却用一种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字写成，对泥版上的文字，研究者当时尚无法破译。

1893年，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强塔的法国人类学家在博阿兹柯伊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挖掘工作。他发现了两块泥版，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玛尔那发现的那两块泥版上无法破译的楔形文字相同。他的这一非凡的发现，以无言的事实将古埃及文明与在博阿兹柯伊修建城堡的那个文明联系起来了。于是科学工作者们开始提出有关赫梯人的理论，特别是当新破译出的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埃及的文献中提到了这个神秘的民族之后，有关赫梯人的理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西方学界发展起来了。

到了1905年，在博阿兹柯伊发现的泥版中的一块被送到一个名叫雨果·温克勒 的学者那里，这是一位在德国柏林大学专门从事巴比伦和亚述楔形文字研究的专家。温克勒决心要解开这无人知晓的文字的秘密，他猜想这可能就是赫梯人的文字。他得到了塞尔多尔·马克利蒂——一位供职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博物馆的土耳其官员的帮助，于1906年开始了在博阿兹柯伊的考古挖掘工作。

1906年8月20日这一天，温克勒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位挖掘者交给他一块刻有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泥版。温克勒在事后记录道：“一眼望去，我就知道与其相比，我以前的任何工作或经历都变得毫无价值了。”那位挖掘工人交给温克勒的泥版是后来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熟悉的一篇重要文献的一个副本，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于公元前1270年签署的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的另一个副本用埃及象形文字刻画在埃及卡纳克的一个神庙的墙上。按当时的制度，这等重要的文件一般保存在国家官方的档案馆里，这就意味着博阿兹柯伊肯定就是人们长期寻找的赫梯人的首都。温克勒，以及在他之前的舍斯的假设理论被证实了，赫梯人那扑朔迷离的神秘的历史最终被确定下来——他们创造的文明，就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

直到1912年温克勒逝世之前，他和另一位学者马克利蒂一直在博阿兹柯伊废墟遗址上挖掘泥版。他一共发现了一万多块泥版或它们的碎片，然而他却没能如愿地破译赫梯人的文字。破译赫梯人文字这一荣耀最终归属于一位叫贝德里奇·赫里兹尼的捷克学者，他于1915年宣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赫里兹尼认识到赫梯语不是中东语言的一个分支，而是与起源于欧洲和印度的印欧语系相关联。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赫梯人文字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

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与研究，考古学家们了解到土耳其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前的几千年。安纳托利亚高地上的废墟遗址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甚至更早。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文明不断地兴起，又不断地颓败。公元前1950年左右，博阿兹柯伊废墟遗址上就已经矗立起城堡和定居点了。

与最初的哈梯人不同，赫梯人喜爱征战，他们很快将自己的王国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现代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他们留下的大量废墟遗址。赫梯人的军事扩张冒险远不止于这一地区，公元前16世纪初期，一个赫梯国王先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以南的叙利亚，后又带领军队南下500英里，征服了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赫梯人与埃及人之间不断地打打和和，他们之间不时有战争发生，但王室也有通婚。公元前1246年，国王哈图西里三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后来发现于埃及卡纳克庙宇墙上的一幅雕刻就描绘了当时埃及法老与赫梯公主的结合。

赫梯文明繁荣了五个多世纪，但到了公元前1200年，灾难降临了。科学家们已找到了证据，证明大约在不长的几年时间内，哈图沙和其他许多赫梯城市被夷为平地。尽管初看上去赫梯王朝的覆灭来得迅猛而突然，但致使它遭此灭亡的各种条件因素却已孕育了好几十年。诸如长达一个世纪、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干旱，大多数的庄稼歉收，严重地削弱了赫梯王国的实力。学者们推断，由于长时期的旱灾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不安和骚动，人民开始迁徙，寻找好一些的生活环境。于是，臣民的不稳定，再加上北部迁徙而来的掳掠性游牧部落和西部入侵民族的合力，把赫梯王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到了公元前1150年，赫梯王国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在城市毁灭时幸存的赫梯人四散奔逃，许多年后最终为别的民族所同化。然而赫梯文化在历史上却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在赫梯王国覆灭两百年以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又崛起一系列小的王国。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王国的居民不会是赫梯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却选择了赫梯人的语言，承袭了赫梯人的一些宗教和风俗习惯。学者们把他们称为新赫梯人。

在叙利亚，新赫梯人建立起了城邦，并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正是这些叙利亚新赫梯人雕刻了后来威廉·莱特在哈马城找到的石头；而《圣经》里提到的也正是这些新赫梯人。哈马石头和《圣经》上得到的零散信息仅是第一手线索中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些线索帮助现代学者逐步解开了赫梯文明之谜。 fffnFWGUhZvB0gvbWxlGZaCKbqIaqqCgePXEMWIw/Gizx6bCDLOOK60jrOIzXX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