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赛塔碑被发现不久，《埃及信使报》曾发表了关于这块石碑的评论文章，或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份埃及报纸被一个法军上尉传到了他仅为12岁的表弟手中。这位12岁的少年在20年后写出了一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文章，他竟然破译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从而解开了千古之谜。这位天才少年就是后来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商博良。

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洛特省省会菲热克，自幼天资聪颖，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11岁时在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上又表现出罕见的天资。少年商博良成长在一个经常听人谈论埃及的环境中，所以当他12岁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罗赛塔碑的消息后，便立志要做一个破译象形文字的人。或许有了这样的人生之梦，商博良从13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波斯语和科普特语。由于他确信科普特语就是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语，所以他对这门语言的学习格外用心，并将平时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译成科普特语记在日记本上。他如此煞费苦心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掌握这种埃及语言，它会是我将来研究埃及纸莎草纸文献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商博良还涉猎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

1809年，即著名的罗赛塔碑发现后的第十年，年仅19岁的商博良受聘担任了巴黎格勒诺布尔公学历史学教授，但天才常被庸人排挤和暗算，年轻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幸免，他被一群庸才挤掉了教授的职位，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

尽管商博良命运多舛，举步维艰，但他仍潜心问学，把破译罗赛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当作最大的夙愿和崇高的理想。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试图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者不计其数，大家都或明或暗地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竞争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对手，他们分别是英国人杨格 、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国人萨西。

当时，杨格、阿克布拉德、萨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拥有一份罗赛塔碑的复本，研究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既然有了一段已经破译释读的希腊文版本，那么，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体文字的版本里找到相应的词，并确定这些词的词性，谜就可以解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罗赛塔碑被发现的近二十年里，四人中竟没有一个能理出任何头绪。1802年，阿克布拉德辨认出世俗体版本中的一些词，萨西亦然，到1819年，杨格才破译了十来个单词，却又误解了其他一些词。

商博良始终密切注视着竞争者的研究动态，担心他们超前，但又不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杨格的发现是“可笑的吹牛”，说阿克布拉德“连三个字都读不出来”。

商博良虽然在讥讽别人，可他自己直到1820年都毫无任何突破性成果。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解答一个问题，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个符号表示一种意思，还是属于一种表音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发音？此时，学者们已经知道，碑文中在国王名字的周围加一圈边饰，乃是古埃及人的习惯。根据罗赛塔碑已成功释读的希腊文的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渐辨认出相对应的象形文字。1822年，他在尼罗河上菲莱岛屿的方尖碑上，又发现了跟罗赛塔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腊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边另一圈边饰里的名字则是埃及艳后克丽欧佩脱拉。比较这两个名字，商博良发现了4个符号的语音，并且把其他字母也排出了顺序。石碑铭文中象形符号共有1419个，而希腊文的字是486个，由此商博良发现了其中暗含的秘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表音作用，而且有些符号发音，有些则不发音。在托勒密和克丽欧佩脱拉这两个名字的边饰里，共有12个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据这些符号，研究罗赛塔碑和其他石碑上有边饰的84个名字，接连认出了“亚历山大”、“贝雷尼斯”、“尼禄”、“韦斯巴芗”和“图拉真”等名字。发现了这一破译方法之后，激动万分的商博良想尽快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献之中。于是，他到意大利都灵博物馆详细察看了德罗韦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认萨利埃购入的纸莎草纸文献，并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萨尔特购买的收藏品，商博良发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致达西埃的信：论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希腊罗马君主姓名时使用的表音象形文字字母表》。这篇论文的问世，在标志着商博良对象形文字天才破译的同时，也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埃及学的诞生。

此后的商博良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辨认象形文字更多的名字之中，并期望确定他发现的字母表完全适用于法老时代的所有文献。从一些自埃及寄来的碑文抄本中，他读到了“图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时，商博良还证实罗赛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的碑文是译自希腊文，而不是像过去所认为的希腊文是译文。由于他的成功释读，使原本“死的”文物一变而为“活的”向导，并引领人们的视线进入数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后的埃及考古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生机。

从象形文字的释读这门科学来看，商博良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常常要受到众人特别是庸才的轻视与不屑。当42岁的商博良心血耗尽、英年早逝时，许多庸才学者居然还在指责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想的产物”。然而到了1866年，又一种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古文献被发现，后人释读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和成果是正确的。此时，天才商博良已死去数十年了。

埃及学自创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比之商博良的时代又有了很大发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文献资料被揭示出来，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战报、宗教和医学文献，以及教谕诗、史诗、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学者长年潜心研究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不断地开拓和深化埃及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文明的认识。

此外，埃及学学者与史前史学者一起工作，逐渐采用了新考古学的严谨方法。他们不再仅仅研究文献或漂亮的文物，而开始对发掘的地层作专业考察。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地层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决不亚于石碑或神庙墙壁上的铭文。借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实验室的研究，埃及学已大幅度地扩展了它的研究范围。1976年，第一届国际埃及学会议在开罗举行，此后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全世界埃及学学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埃及学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亚述学和赫梯学等学科也相继诞生，整个两河流域的年代学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辉煌展现于世人的面前。 T/D2DR1R5m5t+YL66ImVFVquJhfmJg9Vht6xGOfTq5uRwXsW90RW1wfzSLqycA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