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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举荐,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只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安特生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师丹斯基画像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阶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尊敬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重要的是让葛兰阶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葛兰阶(右)正在研究周口店出土的化石标本,在旁观看者为法国古物学家德日进。(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提供)

周口店老牛沟北坡上的明代建筑永寿寺,此处是考古人员歇息坐卧的地方。

此时的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阶在寺庙稍作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阶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没有必要在这里费劲了……”

1921年周口店发掘现场,左一面为师丹斯基,右面是葛兰阶。(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提供)

安特生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他不知道,但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卖给药店,专供人往肚子里喝,用以救治内病。有的则当作一种外伤药,可以止血愈伤,一堆堆朽骨被研成粉末撒到刀割或创伤的裂口上,确有止血愈伤的作用,因而特别受到在野外干粗活的劳动者青睐。从1918年安特生来周口店那时起,他在心中就做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师丹斯基、葛兰阶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一百五十米左右,是一个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十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状陡立着,看上去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好多好多。”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黏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

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伟大发现的梦想返回寺庙休息。

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骼化石。葛兰阶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慧眼,大胆推测出那是一种鹿骨化石。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

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采到的化石不仅有与先前相同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葛兰阶经过仔细鉴别,赞同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肿骨鹿”动物化石。而和“肿骨鹿”同时采到的还有犀牛牙齿、鬣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大门即将敞开。

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里喝着掺水的烈酒,庆贺这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师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他和葛兰阶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中说,这一夜,大家激动得几乎没有闭眼。当翌日清晨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二人只好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之后,安特生与葛兰阶赤裸着身子,趟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

令安特生永生难忘的是,在波滚浪涌的河边,当他和师丹斯基握手作别时,面对朝霞映照下的“龙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师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又来到周口店。

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矿,这条脉矿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发掘地。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起源时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拣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周口店山上堆积层中的石器(引自Children of theYellow Earth)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尽管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安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我始终充满存在人类遗骸的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这位年轻人,但师丹斯基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师丹斯基在周口店组织发掘时所画现场开采情形(引自Childrenof the Yellow Earth)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远古人类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会意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当时的师丹斯基并未意识到它的真容和价值,只当作类人猿的一颗普通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并恍然大悟。

1926年7月某日,在北京的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作环球旅行,现已抵达美国并很快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于皇太子抵达日本东京前,做好在科学界方面的安排,然后共同前往中国。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中国在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由北京动身前往日本东京迎接。在离开中国之前,对皇太子在中国的活动也预先做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安排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件一箭多雕、一石多鸟的大好事。

维曼教授画像(引自Children of theYellow Earth)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只是令安特生没有想到,对方传来的研究报告竟让他目瞪口呆。

1926年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工作室,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最令安特生感到震惊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来。

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辞,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辞。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场合演讲是理所当然的。

继梁启超之后,在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报告他和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的收获。德日进是应天津北疆博物馆(现改为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父的邀请来到远东进行工作的。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家对人类远古的研究和探索极具科学的前瞻性,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早被世界所熟知,欢迎皇太子盛会当然应该有法国人参加并作演讲。

1926年10月18日,北平《晨报》登载瑞典皇储抵京的消息。

1926年瑞典王储参观位于故宫内的北平古物研究所时,在武英殿前留影。(故宫博物院提供)

维曼教授研究室所绘古代周口店犀牛颌骨

由安特生作报告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他是做为压台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

安特生先是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做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维曼教授与他根据周口店发掘遗物复原的恐龙残骸(引自Children of the YellowEarh)

……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师丹斯基亦持有同样的看法。不过根据研究,这个遗址的层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是属于第三纪晚期还是第四纪早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会改变: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事实,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

……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 ,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茅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远,并到达它们后来居住的地区。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中心恰好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丁点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左下第一臼齿对比图:a.10岁的中国小孩;b.中国猿人;c.青年黑猩猩。(引自Childrenof the Yellow Earth)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并向台下听众做着讲解。

安特生的心机没有白费,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幻灯片刚一放完,全场一片沸腾……

经与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并兼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首席古生物学家、中外科学家公认的学术团体领袖葛利普教授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10月24日,北平《晨报》以《周口店发见之最古人类牙齿》为题,在显著位置做了如下报道:

《晨报》报道

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位于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内,曾掘得人类之牙齿一枚,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北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云云。此篇论文,系在前晚欢迎瑞典皇储席上发表。北大古生物学教授格拉普氏(葛利普),叙述安氏发见人齿化石之始末,及其意义之重要,各述之如次:

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植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见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三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由嘉丁氏及李申特氏发现原人石器,证明大中国(即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嗣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见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可采寻。惟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罗士尔散(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购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徵。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见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义而语,而开科学之新纪元。……而此种发见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慎重之估计,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等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珍贵之“北京人”,已与世界最古之其他二原人遗迹,即“皮特当人”与“黑德令人” 将并陈列于欧陆之远古博物院内,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谓此种发现公布后,举世人类将对于北京及中国人种发生新趣味云云。

最早发现的三颗“北京人”牙齿化石,现收藏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所。(引自《北京原人》,黄慰文著)

“北京人”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具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世界性科学发掘计划,这个计划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以无尚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哪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有预感,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8sSwrbfY3WjLPbLdiiz14Km/M/1iQRFm1PRpf3XO5kZHrIHdXTFEgIpxn5T8Me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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