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探险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安特生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轰动欧洲，已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改变眼前的事实。

小船在当地渔夫熟练操纵中急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广袤无垠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事先的准备和策划，这位极具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几十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9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绕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一百五十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上的汉字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可见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籍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在发现、发掘楼兰遗址之后，斯文·赫定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地下发掘，揭开了楼兰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隐秘。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从中国携走了大量发掘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在远东大陆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消亡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1874年生于瑞典的安特生，于1901年28岁时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正是这一年，安特生与他的队友得到了国家地质调查所的资助，开始了探险南极的活动。这支考察队于这年初夏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对于斯文·赫定的巨大成就，风华正茂又野心勃勃的安特生自是心中羡慕又不服气。按他的设想，假如当初他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一定也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业绩和声名。在一番羡慕又夹杂着些许嫉妒之余，安特生暗暗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或明或暗的联系，默默地等待实现心中那个辉煌大梦的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安特生的受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等，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涌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多了一些来路不明、黄发碧眼的粗壮白人与鬼鬼祟祟四处打探、盗掘的身影。片刻之间，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古代文化遗存遭受了空前的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地的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劫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为掩人耳目，“高等的白人”们不再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各怀鬼胎地把他们的科学人员兼及一些商人和情报人员派往中国，以得到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等紧缺物资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正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合法、体面身份，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这一年，安特生39岁。

此时的安特生于兴奋中自然不会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于是，安特生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无怪乎斯文·赫定能在这片风沙大漠深处取得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的全程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块银洋的矿政顾问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对于自己的职位、薪水与开展的事业，安特生极其满意，决心借助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干一番。当然，他心中也极其清楚，中国人民勒紧腰带礼聘自己前来，并不是让他白吃干饭或喝着西湖龙井搓着脚丫子聊大天的，因为比他早两年进入北京教育部并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月薪是280块银洋，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块大洋，四年后在北大图书馆任登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8块银洋而已。

正当安特生欲甩开膀子带领手下弟兄大干一场，趁机露一手之时，却陷入了尴尬两难的境地。田野考古学在西方盛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这令安特生大惑不解。早在1830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雅各·布歇·佩尔忒，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这个举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几乎早了30年。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几乎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海因里希·谢里曼，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来探求鲜为人知的文明历史的首创者。1858年，他和他的妻子根据《荷马史诗》透出的隐秘信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做了大量的实际考察，并于几年后在小亚细亚希沙立克丘的地层下面，发现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15年后，夫妇俩又发现了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后海伦的金冕。于是，谢里曼夫妇的名字响彻欧洲并震动世界！

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这一发现，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1882年美国学者唐纳利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地处旧文明大陆的埃及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并由此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他推断这个大洲就是哲学家柏拉图提到的阿特兰提斯；当这个大洲沉落海底后，双方中断了交往，从而发展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个推断得到了西方多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肯定。

如果说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令安特生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这同一时代里，无数外国学者和盗宝者们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考察——有的简直就是强盗般的所谓田野考古行动，为什么也没能让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们幡然醒悟呢？更为不解的是，当安氏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之。特别是中国金石学派的一群老朽加书呆子式糊涂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考察和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无数的中国权威学者们不是走向广袤的田野，而是依然陶醉在自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的方法之中。他们一个个躲在书斋里，或搜集历史资料，或考究古物铭刻——他们把这样的行为方式才看作是真正的有实际意义的考古。甚至连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现代中国文学改革的先驱梁启超，也对这种方法大加赞赏和推崇。

面对如此的中国国情和混沌未开的局面，生性具有独立探险和科学精神的安特生，决心不顾老朽们的脸色和唾液四溅的说辞，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故纸堆中不能自拔的腐儒和一群年轻的见风驶舵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科学做出了历史性的新的抉择。

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和示范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域性田野遗址，并引起了科学界瞩目。正是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和价值的田野考古示范，才唤醒了长期沉湎于古典书本中的中国同行学者，致使他们在新的学科面前做出了新的选择，从而为中国田野考古学播下了种子。正如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由于安特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亲自示范的“田野方法”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现与论证，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进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界级探险家和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出。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供维曼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鉴定、研究。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科学界的注意，而可喜的成果又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须适应历史，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声名并把他的事业推上辉煌顶峰的契机，在他到达中国四年之后，极富戏剧性地降临了。 sc8o4O6VCpPMm5qOpvk3n3GFJrFUEdjH+bMyfYILEg3fQ7Cd6XRQ5eojiIYms9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