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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岳南先生，是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0周年会议”上。岳南先生为创作《寻找“北京人”》（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现场采访了相关的中外学者（其中也包括我）。当时我深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为能结识这位仰慕已久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家而感到高兴（之前我已收藏了他的《风雪定陵》等五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如今，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岳南先生的这部作品，由作者在原稿上做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增，内容更加丰富，事实也更加准确。承蒙岳南先生厚爱，邀作一序，实不敢当，只就近年来参与北京人遗址考古工作的经历，谈一点“寻找”之外寻找的体会。
这本书是岳南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和实地调查写成，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另有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为我们全景展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遗失、搜寻的近一个世纪的故事，也披露了中外科学家对“北京人”化石研究的艰辛历程以及对其神秘失踪的无奈。“北京人”在西方的科学课堂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从笔者在海外学习、讲授、研究史前考古的经历来看，几乎所有讲旧石器考古的洋教授们都会在课堂里提到“北京人”，西方大学史前考古学的教科书中几乎都有介绍“北京人”的发现及其在人类起源中的意义，而学习史前考古的学生对“北京人”化石遗失的故事也都有耳闻。“北京人”的命运，不仅牵挂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而且也是让西方学者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心结。那么，岳南先生笔下的“北京人”究竟是谁？“北京人”为什么如此重要，值得几代人的寻找？“北京人”与现在的北京人，或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一组大约为四十余个个体的古人类化石所代表的猿人的总称。因为是猿人，他们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还不是进化了的现代人种。“北京人”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即“北京直立人”。Homo是人属（Genus），“北京人”是人属中的直立人种（Homo erectus），而我们现代人是智人种（Homo sapiens），因此，“北京人”与我们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
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大众、媒体等关注的焦点。物种起源问题不仅是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命题，更是当前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如生命从哪儿来？我们是谁？
那么，北京猿人是现代北京人或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吗？
八十多年前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化石，是世界上最早辨认出并得到认可的、有别于我们现代人种的古人类化石，为当时证实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由猿到人的主要进化环节填补了空白。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家对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开展了持续研究，他们认为北京猿人可以使用火，能够控制火，会制作石器工具进行狩猎捕鱼活动，周口店是北京人的家园，而北京人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对这一认识做出了颠覆性的结论。首先是随着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在古人类演化研究当中的运用，也就是古代DNA的研究，不少中外生物学家提出，北京猿人应该是在五万到四万年前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所灭绝，并取而代之，我们中国人是生活在20万年前来自非洲的一个“夏娃”女人的后裔。
这也叫做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说”（Out-of-Africa）理论。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有人提出，但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则始于1987年美国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选择祖先来自五个不同地区，即非洲、亚洲、高加索地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女性共147人，分析其胎盘内的线粒体DNA（mtDNA），得出的认识是现代非洲人群比其他几个地区人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也就是说比其他地区人群拥有更长的积累线粒体遗传变异的时期，说明现代非洲人是一个相对古老的群体。同时他们认为，依据线粒体DNA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非洲人位于进化系列的根部，所分析的人群形成两大分支——一支仅包括非洲人群，另一支则由非洲人和其他人群共同组成，这就进一步说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当然，多年后许多科学家质疑他们用现代DNA推测演化的方法，因为古代DNA的突变率至今还无法计算出来。
这一现代科学的理论是在生物进化学基础上提出的，在欧洲和西亚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部分印证。但是，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充分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中国已经发现七十余处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些化石所具有的许多特征不见于非洲近现代人，却可在东亚近现代人中找到近似之处。这进一步说明东亚现代人群演化自本地的远古人类，而与非洲人群亲缘关系更远。尤其是，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呈现缓慢、连续发展的趋势。从古人类石器技术角度来看，其主流文化一直局限在一种特定的模式，而没有像西方旧石器文化那样发生阶段性特点明显的系统性的演替。总体上，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没有发生过外来的、新的文化体系的大幅度改造和整体替代现象——来自西方的早期现代人群对东亚本土人群的取代找不到考古学证据！
所以，现阶段我们发现和认识的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和考古学材料能够支持吴新智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的理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类在本土基本上是连续演化，因为环境变化和生存适应要求，古老型人群在体质形态特性和认知行为两方面逐渐演变成现代人群。与此同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虽然他们与来自西方、南方的其他现代人群有过融合与基因交流，但本土人类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外来人群起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作用，没有发生整体的替代。
中国现代人种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出后，一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承认。因为这里最为关键的科学证据尚没有得到确认，即直立人和智人（现代人）人种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基因交流？
2010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让这一科学难关终于有了关键性的突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山洞里发现21块尼安德特人化石。通过对其进行古代DNA实验室测试，结果发现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人群（例如法国人、俄罗斯人等）比生活在非洲的人群（例如南非人、约鲁巴人）在基因组序列上离尼安德特人更近。这些结果表明，欧亚大陆的古老型智人种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研究人员还通过对欧亚大陆人群的分析，找出了多个可能来自尼安德特人群的基因片段。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如此一来，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亚洲直立人种与来自源于非洲经欧亚大陆或南印度沿海到中国来的现代人种的杂交是极具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北京猿人与其他种属的基因交流是中国现代人种起源和演化的主要契因。
所以，北京人不是我们百分之一百的祖先，但我们还是继承了北京人的基因！
北京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化石失踪的秘密，神秘的北京人还留给科学家更多谜团。比如，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提高和进步，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周口店不是北京人的家园，而是鬣狗的洞穴；北京人不会狩猎，而是鬣狗觅食的对象，所以，周口店山洞中的北京猿人是鬣狗扑食的战利品。他们还认为北京人不会用火，周口店的灰烬应该是洞外自然山火残迹……
北京人会真的像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弱智无能吗？答案可能还留在周口店的土堆中。
当你还沉浸在岳南先生这本饶有趣味的北京人失踪故事的书中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正冒着酷暑，在周口店高达四十米的遗址堆积上进行考古发掘，一层层地剥离历史的风尘，一点点追寻北京人的真迹。如果你有机会，别忘了去周口店看看他们——北京人和正在寻找北京人的人！
沈辰
沈辰简介：
沈辰（Chen Shen），1964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祖籍上海，加籍华裔考古学家。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学美国和加拿大。1997年获多伦多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任职至今。现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世界文化部主任、东亚考古研究员，兼任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东亚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立青学术讲座教授。沈辰教授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为我国石器功能研究微痕分析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目前正在参与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著有《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2008），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2006）和Anyang and Sanxingdui: Unveiling the Mysteriou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s（2003），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