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如火如荼地展开。

1931年春，当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协助工作的贾兰坡带领民工在清理洞中松软堆积时，意外发现了一层含有丰富石英碎片的地层堆积物。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裴、贾二人注意，遂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发掘。两个月之后，在周口店一个叫鸽子堂的地方，又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石英层，于是集中精力对鸽子堂进行发掘。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从发现的两个地区中，收集到不少于两千块石英碎片和十块不属于洞中的石头，五块绿色砂石、三块褐铁矿结石。另外发现了两块并列着的燧石和各种颜色的石英片。所有这些发现，几乎和人类的骨骸，猛犸、三趾马、鹿等动物化石在同一地层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没有争议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

1931年秋，法国著名史前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在详细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遗迹化石后，这位杰出的学者完全接受了裴文中所作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一些兽角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

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十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

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步达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学者，根据周口店龙骨山地下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

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继“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又步入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伟大的发现中再度步入辉煌的人生之途。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少年仍然从历史课本上，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介绍性文字，而国外的少年与学术界又往往把裴文中的这一发现，与著名的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831年，自小被学校和他的父亲看作愚笨无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达尔文毅然弃家离开英国本土，自费踏上了一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开始环球旅行考察。五年后回到家乡，自此开始对考察成果进行总结。经过22年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和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并由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植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的打击。

《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致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达尔文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恩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塞茨威克还在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讽刺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有的学术界人士则直接斥骂达尔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和“英国最危险的人”，扬言要发动人民“打倒达尔文”。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自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追随者托马斯·赫胥黎，以及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恩格斯称达尔文的思想学说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博物学家赫胥黎在达尔文另一部著作《进化论》基础上加以论证，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一系列散发着进化思想观念的学术论文，对达尔文的观点给予坚强的声援和支持。马、恩两位哲学家则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愈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法国索姆河畔的阿布维尔（法语：Abbeville）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做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涅地区埃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他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Neanderthel Man）的头骨。

所有这些发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诋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谢里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而此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编译赫胥黎的《进化学与伦理学》等包含了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文章。严复之所以不直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因是该书属一部纯生物学著作，不易为普通读者所注意和接受。而赫胥黎的文章除了含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学说，还包含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更适合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严复编译的文章于1899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巨著，使绝大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18年7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他的传播导致了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几年后，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遗迹的发现，客观上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根据。它以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使西方“进化”理论的反对派不得不迅速闭上诋毁、谩骂的嘴巴。因为，在所有先于尼安德特人的古人类发现中，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宽阔的冲积层内，这样的地层结构对于人类遗迹只能渴望偶然的发现。当西方“进化”与“反进化”的思想搏杀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时，考古学家企望能在特里尼尔、海德堡、皮尔唐等地发现更多的化石，但最终收获甚少。欧金·杜波艾斯在特里尼尔发现被命名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后，希望能在此处有更大的发现，但所有的努力只是以拣到了一只牙齿而遗憾地收场。而在海德堡和皮尔唐几乎没有一点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了“进化”派的论据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事实上，在英国发现的皮尔唐人，确实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加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世纪骗局，这个骗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科学界揭穿。

周口店的一系列发现却与之大不相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发掘出大量的人类牙齿和下颌骨，以及后来被定为“人类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绝迹的上万块动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活生生的事实，让“进化”的反对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开始确信，“猿人”的确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乐此不疲地探讨“北京人”及其遗迹发现的学术意义，却忽略了它对于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在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发现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和达尔文学说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客观上为这些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观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众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京人”的发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此迅速地被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所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学说仍属一介书生之见，同样有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与违背天地人事的缺憾。 EPMFmm5tPsZKrD9pz8eZIMuV988mRP0G+he3fBX7KjXUeYjcmnpM8W+HRPsJOq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