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步达生最初估计，整个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在两个月甚至六个星期就可结束。但实际上整个遗址含化石堆积之大、内容之丰富、问题之复杂以及工作之困难，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50年后，曾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的贾兰坡颇有感慨地说道：“其实，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断时续的发掘，周口店含化石的堆积至少还有一半保留在那里，未弄清楚的问题和新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就当时的中美合作双方而言，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不得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持续下去。

1927年10月16日，维曼的学生在当年师丹斯基发现第一颗人类牙齿的旁侧，从发掘的化石堆积中找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这个发现令步达生喜出望外，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并认为确实无误之后，步氏于10月29日写信向已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报告了这一喜讯：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步达生说：“10月19日晚，当我于6点30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步林在那里。他身穿野外服装，风尘仆仆，但脸上却挂着高兴的笑容。他不顾战乱而完成了这个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在10月16日发现了那颗牙齿。真是交了好运，终于从堆积物里挖到了这颗人牙。我太兴奋、太惬意了！步林向这儿来的时候，甚至没让他一道来华的妻子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他真是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希望您转告维曼博士，我多么感激他派步林到中国来工作。”又说：“我现在已有五十箱左右的材料运到北京。它们是上次战乱期间于7月下旬运回来的。还有三百多箱尚未从周口店启运。地质调查所的李捷先生正忙于设法弄到车皮将这些材料运回来。今天，我已经在娄公楼地下室安排好地方存放这批材料。这个地方，对于在楼上新生代研究室上班的步林来说，是很方便的。”

步达生所说的战乱，是指张作霖与阎锡山两个军阀之间在北京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常有士兵晃着手榴弹钻进周口店步林工作的山洞躲避对方袭击，正是在这样的乱世岁月，年轻的步林博士经过半年的艰苦寻索，才发现了令步达生激动不已的“漂亮的人牙”。经过详细研究，步达生认为步林发现的这颗人类牙齿，是一颗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齿，性质与师丹斯基发现的那颗臼齿一致。后来，步达生在其发表的《周口店堆积中一个人科下臼齿》论文中，提议为周口店的发现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遗憾的是，这个学名没有兴盛起来，倒是当年葛利普教授提议的俗名“北京人”，却被科学界和大众所广泛接受并延续下来。

就在步林发现人牙的第三天，周口店发掘工作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冬去春来，绯红的桃花在温暖的和风熏染下于山野田园一夜之间盛开荡漾开来。

1928年4月，举世瞩目的周口店发掘再度开始。

其时，由于李捷和刘德霖调往其他考察团参加发掘，经中外双方协商，决定派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人加盟，并由杨氏取代李捷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1926年，翁文灏在给步达生的信中，曾提到“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翁氏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杨钟健。自此，北京大学地质系出身，后留洋深造的杨钟健，于1928年春归国未久，即加入到周口店发掘队伍的行列。而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翁文灏看重和栽培的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对中国古人类学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杰出贡献。

而这个时候的裴文中，只是作为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一名学生，来周口店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协助步林与杨钟健工作的低级职员。这一年，裴文中刚满24岁，那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的重大发现，还要等到一年之后。

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而使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度停止，但这一年的成果却比梦想的要大得多。在1927年步林发现过牙齿的东北角堆积层之上十米处，发现了“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另外，还在堆积层中发现了二十多块人类牙齿和两块下颌骨碎片。步达生在认真研究之后，发现这两块下颌骨碎片，一块属少年，一块属成年。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步达生更加确信他在去年仅凭一个牙齿就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个新属新种理论的正确性。

正如安特生所说：“资金、耐力和出色的鉴别力是发现新财富的基础。”周口店的发掘，正是具备了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爆响了一年之后那誉满全球的伟大发现。

1928年周口店的发掘，尽管以可喜的成果做了注释，但它存在的危机也日渐明显。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款即将用完。同时，两年的发掘和研究使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周口店遗址绝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丰富的化石内容、复杂的地层堆积，无不证明它和周围更广大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想彻底弄清楚周口店遗迹所表现出来的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貌学和考古学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和它有关联的一切地域。

正是鉴于这诸多原因，极富远见的步达生于1927年底离开北京，到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汇报详细情况，并提出由该会继续为周口店发掘增款的希望。在步达生的热心周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了他的全部请求。除为周口店发掘继续增款外，再调拨4000美元作为1928年发掘的追加经费。

步达生以兴奋和满足的心情于1928年秋返回北京，当他和前来迎接的丁文江握手时，满怀激情地说道：“丁博士，我非常高兴地对你说，他们似乎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请求。一项更加伟大辉煌的事业将从这里再度开始。”

1928年冬，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又制订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发掘计划。这个计划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合作，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1万美元的庞大发掘研究经费。为避免日后在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组织机构掌管。

1929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共同拟定的章程上签字画押。协议规定：

丁文江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当标本保存在地质调查所时，亦应随时为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中国政府农矿部很快批准了这份具有非凡科学意义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协议。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已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拨给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发掘研究计划，已彻底将几年前步达生和安特生发起的那个中亚考察计划取代。不同的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点是人类祖先的圣地——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获是促进了1929年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造成了“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由于扩大了的考察、发掘、研究计划，当1929年春天来临时，新生代研究室做出决定，调步林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工作。调杨钟健同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一起去山西和陕西各地调查新生代地质情况。如此一来，周口店发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25岁的裴文中一人身上。

对于周口店发掘的人事安排，新生代研究室在此之前就已做过反复考虑，由裴文中主持发掘，则主要来自丁文江、翁文灏两人的建议。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作为地质调查所创始人的丁文江，不仅是一个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赋有卓越智慧的著名地质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先进的西方科学方法和技术。地质调查所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行政成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田野考察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按当时的规定，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步行的体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将这些人分派到各地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察工作。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这些受过训练的大部分成员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裴文中，正是在接受了这样严格、科学的训练之后才来到周口店这个特定地域进行田野工作的。”

周口店两年的发掘，已使丁文江、翁文灏等科学界前辈清楚地意识到，由中国人独立主持发掘这具有非凡意义和影响的遗迹的时代已经到来，安特生等人由此而获得的声誉的光环也将照耀到中国人身上，从此和中国人永久相伴。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和思考，周口店的发掘主持重任才落到了年轻的裴文中肩上。尽管此时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仍具有国际合作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1929年4月，裴文中走马上任，他指挥民工在1928年发掘的地方，由第五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早在安特生刚刚意识到周口店具有发现古人类的可能时，他就极富经验地提醒前来发掘的师丹斯基：“在冲积地层中寻找人类遗迹，就像在德国公园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但在同时期的岩洞中寻找古人类，就像在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寻找一根针。后者无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园中寻找希望还是大得多。”

这一著名的理论很快在学术界传开，年轻的裴文中自然知晓并在现场理解了安特生所指，他决定在这个发掘区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积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层却异常坚硬，出现了“凿之为铿锵之声，势如钢铁”的局面。

在一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裴文中毅然决定，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尽管这个手段对于考古学和考古人员来说是一种大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开岩石，似乎没有更好的有效办法。

势如铜铁的第五层岩石最终未能抵挡住烈性炸药的威力而逐渐崩裂瓦解。堡垒一经攻克，后来的发掘便显得格外容易，发掘人员轻取了第六层和第七层的堆积物，随后又连克两层，即第八层与第九层，清晰的地层图已勾画出来，许多难解的问题已变得明朗起来了。

发掘的遗迹显示出极其浓厚的地层，从洞顶到空隙底部，不少于35米。而从整个洞穴堆积的内容看，从底部到顶部都属于同一地质年代的动物群。

尽管这个时期的发掘，裴文中和他的助手以及所指挥的工人们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客观的成绩，但仍未超出安特生和步林发现成果的范畴。远古的祖先像是故意逗弄一群后生小子，而那令后人极度敬仰的祖先的身影，在世纪的光照中总是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令虔诚的敬仰者越发感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桃花扑面、芬芳沁鼻的春天过去了。

雨水四溅、山洪泄流、冰雹四散的夏季过去了。

山野红遍、丛林尽染的秋季过去了。

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大雪一阵接一阵，周口店连同周围的群山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发掘越发艰难且依然没有大的突破，远古人类的踪影深藏地下而不露一丝痕迹。

其实，这时的裴文中与发掘队员们已经有了足以震撼世界的突破，可惜他们自己并未察觉而与其失之交臂，以致使历史的记载者不得不暂时弃书搁笔，和裴文中等发掘队员一道在凄冷的寒风大雪中，再苦苦等待近一个冬天。

当时的情形是，发掘进入到第八层，一个破碎的头盖骨已经伴随潮湿的泥土被挖了出来。尽管这件珍品已经碎成许多块，倘若及时发现并黏结起来，仍不失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和发现。直到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里修理化石标本时，才从一堆出土杂物中发现了这件四周裹满泥土的头盖骨。无论是对裴文中本人还是科学本身，这都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当年轻的裴文中得知这个事实后，曾捶胸顿足，以致落下了悔恨的泪水。直到1934年，裴文中还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念念不忘又不失坦城地说道：“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外面还有很厚的泥土包裹着，以致在现场未被发现。我很明白他们在维护我的短处，掩盖我失查的罪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

周口店的发掘仍在继续。随着深度不断延伸和挖出的堆积物增多，洞中的体积也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进入地下四十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体。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的出现，意味着千呼万唤的北京人的大门向他轰然洞开。 az5cC9a1USnQgpK+f2xd54Sz0EnOooYCLttA6n4UVbOg9LhJs9SEsZCd5mPzwz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