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捷足先登的是步达生教授。这位来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学者，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应聘来华并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研究。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当安氏进行仰韶村遗址发掘时，就积极邀请其参与工作。步达生不负厚望，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后来安特生请他准备一个关于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步达生热情合作，很快写出了颇受科学界重视的论文《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这篇论文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步达生又开始对中国华北人遗骸特征进行研究，其论证之缜密、质量之高，作为中国人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论文之一，成为后来的人类学家很难逾越的高峰。

尽管步达生和安特生于1926年初筹备的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项目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但由于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与强烈的震撼力，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并为进一步发掘事宜热切地奔波起来。步达生凭籍他的职位和他在学术界的影响，迅速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按：当时尚称学校）院长胡顿（又译胡恒德），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亚考察计划，把资助经费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着密切关系。晚清与民国初年，国外各门各派的教会纷纷向中国渗透，如著名的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等。位于北京的“协和”和“燕京”皆为公理会创办，其庞大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教会本身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财团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捐款。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尽管坐落于中国北京，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其毕业生受领的是纽约州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入校学生要取得一纸羊皮文凭，一般需在燕大和协和两个学校努力八年方可得到，一般先在燕大学习三年语言方面的知识，然后转协和学医学。后来在中国医学界颇为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完成了八年学业，又毕生从事医疗事业的一个杰出代表。

位于北京东单的协和大楼由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的古典建筑群组成。占地几千平方米，协和礼堂与附属医院皆与大楼连在一起，全部为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建筑，其内部装修的是当时最考究、先进的西式设备，包括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等，这些设备全是一色从美国用轮船输送而来。楼群的四周是一条用磨砖构筑的高大围墙，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外部建筑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造工艺之精湛、内部构造之严谨、外观之华美，号称整个远东未有匹敌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庞大豪华的建筑群实际地位胜过故宫；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它则比法国的卢浮宫更为珍贵和重要。

有史可考的是，协和大楼的主体建筑群是在满清王朝的豫亲王府拆除后，在原地兴建而成。第一代豫亲王多铎，是皇太极第十五子，与多尔衮同时入关。这个混账种子敢于打死仗、打硬仗，在满族人心目中战功赫赫。满清定鼎中原后被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一位亲王。最后一代豫亲王名懋林，受封于光绪二十四年，其时大清帝国已是日暮途穷。随着辛亥革命兴起、民国建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那些攀附在枯树上的众位亲王们，像猴子蚂蚁一样纷纷散去，是谓树倒猢狲散。散掉的猴亲蚁戚们各自谋划出路，京城内的王府成为最后的肥肉，纷纷出卖。就在这个时候，早已散了架的豫亲王府卖给了由美国人主持的财大气粗的协和医学院，其价格为十万两银元，约合三万美金，不足两千两黄金。

据说，协和方面在这座王府盖新楼挖地基时，无意中掘出了大量窖藏，内含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以及名目繁多的金银财宝。数额之巨，价值之大，不但超过了购买整座王府的地价与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造价。有知情者认为，像这样的王府深宅，窖藏上二三十万两银子、万把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回忆一下当年老豫亲王多铎在朝野内外的声势，即可想见府邸窖藏之富。老豫亲王去世后，藏宝行动应该还在继续，只是慢慢在家族中式微，直到乱世来临方才绝迹。可惜那些傻瓜子孙们太不争气，竟连祖宗埋下的金银财宝都一无所知，阴差阳错地落入了美国人的腰包。想想当年一座王府仅卖得三万美金的价钱，只要拆几根金丝楠木房柁就抵消不少，何况如此庞大的窖藏财宝。如此奇闻轶事，一直令后人为多铎后世子孙们这些败家子儿唏嘘慨叹。

无论如何，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的协和大楼，是在北京城最昂贵的地段拔地而起了。整个建筑群分东西南北四门，南面正门在东单三条，是医学院的大门。其附属医院之门，正对帅府园。东面的后门，供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出入。连通的东单北大街，有护士楼、教授宿舍。北面为边门，是通机器房、厨房、进煤出灰的出入口。整个建筑群显得大而不乱、秩序井然，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层面上的审美追求。

鼎盛时期的协和号称世界一流的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医护人员的治疗护理技术与相应的设备具有世界领先地位，当时整个远东唯一的一台“铁肺”就在协和。1937年春，美国煤油大王的儿子到北平游览，突然发病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幸亏进住协和靠这台“铁肺”的效力保住了一条小命。当这位康复的儿子在协和医院两名高级美女护士的陪同下，乘专列赴天津塘沽，再转乘煤油大王专程派来的豪华邮轮打道回府时，中外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协和医学院的名声一下子响遍世界。正是协和医学院所具有的世界性地位和声名，才为后来周口店一系列发掘计划埋下了伏笔。

早在1925年夏天，步达生在筹备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时，就曾有过设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想。为这个设想的实现，他不止一次地找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埃德温·恩布里，请求给予资金上的帮助，而恩布里的答复是：在提出任何计划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必须得到一个保证，即了解所提出的建议将是中国科学界认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机构需要中国方面的参与合作，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一个最理想的合作单位，因为这个研究机构将能够直接促进地质调查所自己的发展计划。如果这项合作能够成功，那么，可在北京建立一个古代人类遗骸博物馆，用以收藏和陈列所发掘的材料，基金会所付出的用于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资金，可从博物馆的门票等方面逐渐收回。

步达生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初步支持，很快写信给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和名誉所长丁文江。未久，步达生得到了丁文江下述的保证和答复：“您不必怀疑中国科学家们对建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态度。虽然我不能代表别人讲话，不过我确信您将会得到我们全体关心科学研究的同胞的衷心支持。”

正当步达生的热情奔波获得初步成功之时，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遗骸的消息适时传出并引起世界性轰动，极度兴奋的步达生立即决定将这项发掘和研究事宜纳于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之中。在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一番协商后，步达生又来到北京兵马司胡同九号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翁文灏所长会谈。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步达生陈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见地：“依我看来，在周口店发现上新世晚期或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或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类人猿化石，是史前人类学领域中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重要发现。现在很清楚，在第三纪后期或第四纪早期，东亚确实存在过人或者同人十分密切的类型。在这个时间的前后，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Eoanthropus）生活在皮尔唐（Pildown）、海德堡人（Heidelberg Man）生活在茅厄尔（Mauer）。实际上所有这些类型都是同时的。它们由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西南和向西移动了一样远。这足以表明，中亚高原最可能是它们的共同分化中心。因此，周口店的发现，立刻给我们计划的中亚考察团以一个补充的推动力，它敦促考察团在出发前先着手一个最重要的有联系的追加项目，即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

步达生的计划，得到了翁文灏同意和赞许。谈话结束时，翁文灏提议最好以信件的形式交换两人的谈话内容，以作为中外官方正式签署的合同。

一个星期后，步达生将信件寄于翁文灏。信中说道：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周口店研究计划和成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报告给胡顿博士，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起草的计划纯属提案性质的，如果要全部兑现，首先必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在希望得到这样的人的问题上，我和胡顿博士充分摆出理由，请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申请每年拨给一万二千美元的为期两年的经费。这笔经费归我们处理，以支付一位专门研究周口店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薪水和野外工作费用。提出这个申请时，下述各点首先得到强调：

（1）本研究项目采取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

（2）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研究，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

其次，在作出这个申请时明确：虽然在上面提到的两年的预算以外，没有请求另外的款项，但是周口店研究应该有一个附加的目的，那就是使这项研究成为一个核心，围绕它将来会组织其他合作项目，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下面起草的那样的一个研究机构。

翁文灏接到来信的两天之后，即给步达生写了一封既维护国家权益，又尊重外国专家意见的复信。这封信及后来达成的周口店发掘协议书，均被后来主持周口店山顶洞人发掘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收藏。信的原文如下：

尊敬的步达生博士：

我已收到您十六日寄来的关于我们那次谈话的来信。您在信里，对所谈合作项目提出了一个一般轮廓的提案。对于这个有着高度科学意味的提案，我甚感满意。我认为，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能有您的合作是莫大的荣幸。总的说来，我同意您在信中所起草的建议。有几点在这里再略加说明，这样做也许比上次谈话时我所说的要更加清楚一些。

关于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赞同您对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议。为此，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这样做，可以使他将来能够和您提出参加此项工作的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合作得更好。在需要的时候，调查所还可以提供一位或两位地质学家担负地形学和地质学的调查。调查所可以资助一小部分工作经费。不过，我们认为经费最好全部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提供。

我对于提出的有关材料分配和人类及其他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建议深感满意。无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

我们调查的最近期目标是周口店。但研究工作最终可以扩展到今后我们可能同意的其他有希望的目标上去。

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确切的立场讲清楚了，尽管调查所的任何承诺须得到部长的特别授权才可做出，然而我想，在这样的科学事务上，我可以用调查所的名义讲话，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合作计划将会很快变成现实。

作为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即以鲁汶大学理学博士的身份走进丁文江筹办的地质调查所，开始野外考察研究工作。根据考察成果，提出了著名的“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理论。后来，翁文灏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和成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是翁文灏上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多少年后，科学界还一致公认翁文灏不但具有杰出的科学才能，而且更具有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清醒的头脑和出色的领导组织艺术，在他和步达生的通信中可以见到。

步达生在他所写信的第（2）项条款中提到：

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

不知是步达生的疏忽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他对“人类及类人猿化石”最后的权属问题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又恰是整个协议中最为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一环。

翁文灏在复信中，将材料的使用权和归属权加以区别，并对这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无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

作为中方代表的翁文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保持的清醒头脑、明确立场以及在整个大局上的合作态度，不能不令人表示敬佩。而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步达生也具有充分的协商和谅解精神，且步氏本人对中国文化已有较深的了解，并深谙中国哲学中“舍得”的道理，无所“舍”便无所“得”。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学识、头脑和心胸，要促成这项世界考古史上伟大的发掘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步达生在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立即复信表示：“我和胡顿博士都完全同意您来信所补充的各点意见……”一块悬石砰然落地，这封信成为中美双方合作的基础和标志。

1927年1月3日，北京协和医学院胡顿接到美国纽约发来的电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为周口店发掘项目拨款二万四千美元。

同年2月14日，中外双方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协商和斟酌，终于达成协议。周口店的系统发掘计划，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共同参与支持下，于这年的春天正式付诸实施。第一批派往周口店发掘的主要指导和实施者为：

李捷，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主要担负地质、地貌学的调查，负责与地方当局、土地所有者的交涉及管理从事发掘的招聘工人等行政事务。

步林，由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1927年3月16日来华，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发掘顾问。

刘德霖，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的技工，曾跟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野外考古发掘。主要担任周口店发掘技术助理兼室内修补化石专员。

谢仁甫，原为步达生的办事员，担任刘德霖的助手。

周口店合作项目名誉主持人为丁文江。具体事务负责人为步达生、翁文灏。

至此，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的周口店发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1927年4月16日正式拉开了帷幕。 O8UHwBIlO6NvHioC8gkhvu4T53EetY+miapBol5Dc0VPPrx7cGE26XhJkMe7UJ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