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千年隐秘

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深秋，割据岭南万里之地的南越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开国雄主、南越王赵佗，终于走完了一百多个春秋的生命历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抛下了为之经营、奋斗长达八十余年的恢弘基业，撒手归天。

这位南越王被誉为“南天支柱”，他的归西使南越国朝野上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惊恐和悲恸之中。继位的次孙赵胡强忍哀痛，在纷乱的事务与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召来忠诚的臣僚、丞相吕嘉密议，为其祖父——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举行了自开国以来规模最为隆重，也最为特殊、隐秘的盛大葬礼。

早在此前的若干时日，素以英武刚毅、老谋深算著称的南越王赵佗，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王国前途未卜的忧虑，还是出于对盗墓者的恐惧，就在他处理着一件件政务的同时，也对身后之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的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岗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身之所，以让后人难辨真伪而不遭盗掘。

现在，赵佗已魂归西天。根据祖父临终前的密嘱，赵胡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在做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的连岗接岭处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柩，同时从都城番禺的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的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胡和身边的几个重要亲近大臣外，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就在赵佗谢世26年后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历时93年的南越国，在汉武帝十万水陆大军的强攻下，宣告灭亡。曾盛极一时、威震万里边陲的南越国，在西汉一统的华夏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关于南越在立国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忧伤的故事，并未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尤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以及他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随着新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变迁，一个探寻和盗掘南越王墓的时机也随之到来。于是，那一心想着发鬼魂之财的各色人等，很快便坠入寻掘陵墓的征途之中。他们借着当年南越国遗老遗少留下的种种传闻以及史书秘笈显露的蛛丝马迹，踏遍了南越国故都番禺城外的白云山、越秀山以及方圆数百里的无数山岗野岭，企图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遗憾的是，这些人无不枉费心机，空手而归。

恍惚间，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人对探寻南越王墓、掘冢觅宝的欲望未减，痴心不改，但南越王赵佗及他后世子孙的亡魂，仍安然无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隐秘之处，未露半点峥嵘。

斗转星移，岁月如水，历史在几度翻云覆雨的流变中敲响了大汉王朝的丧钟，在这丧钟敲响时那洪大凄凉的噪声中，一个魏、蜀、吴三国争雄、狼烟四起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就在这新一轮大拼杀、大动荡、大折腾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凶悍的寻掘南越王墓的狂飙。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为纪念先父含辛茹苦创下的江东基业和施给后世子孙的福禄恩泽，突发慈悲之心，诏令治下臣民广修孙坚庙，以示永久的纪念与膜拜之情。诏令既出，举国响应，各地臣僚政客无不各显神通，争先恐后地开始行动起来。隶属于东吴版图之内、统治长沙地区的臣僚同样不敢怠慢，想尽招数，倾尽财力以应上谕。由于此时的长沙尚处于偏乡僻壤、地瘠民贫的穷困境地，致使臣僚们虽竭尽全力以图主子的褒奖，但终因规模庞大的孙坚庙费工颇多、耗资巨大，加之时间紧迫而感到举步维艰、难以应付。就在这使他们颇感尴尬与狼狈的境况中，不知是哪个官僚顿起邪念，向长沙的最高统治者献出了发冢掘墓、以鬼魂之财弥补修造孙坚庙之缺的主意。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个主意竟在长沙上层统治者反复斟酌思量后，很快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由部分官吏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盗墓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只十几天工夫，凡长沙城郊能搜寻到的大墓巨冢尽被挖掘一空，即使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由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当群盗众匪在发掘吴芮那“广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虽历四百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鲜，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的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发了一笔鬼魂财。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于长沙的庙堂，并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他除毫不犹豫地为长沙官僚们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示，感到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当他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随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山岗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在折腾了半年后，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并从这座墓穴深处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令孙权大帝感到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胡的墓葬秘所，哪怕是点滴的线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岗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他们怎样地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无不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当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不经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样的椁板。这一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墓冢。但有的学者在经过冷静而深入的研究后，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岗接岭处深藏未露。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萌生与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意味着一个前景广阔的田野考古时代的到来。隶属于这个委员会的考古人员，以生逢其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凌厉之气，将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列为重点调查、探寻的对象。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三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也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两百余座。但令这些新时代的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发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远的山岗野岭。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中，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现使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族的葬所有关。但当他们实际发掘后，才确切地得知，此次发现的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小山包的探寻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查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的几员虎将们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

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一年之后，麦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岗山，而这一次到来，等待他们的将是那千年隐秘的揭开以及整个岭南的震撼。 jtQO5jKF6+/f8Azsx/6R6eheR//gSos36Ng7OWAAMWa6EW2IGnS2KQ2xdSXyfV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