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逾三皇，功盖五帝。”为了使这个王朝江山永固并传之于子孙万代，极具雄才大略又阴险狡诈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种种措施：

一、把六国的王族和富豪都迁到秦都咸阳居住，便于就近监视；二、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委派。这样，统治全国官民的大权便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三、没收六国的兵器，运到咸阳销熔，铸成十二个大铜人，以防止六国士民造反；四、令全国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竹简），只保留算术、农艺、工艺等几种杂书。士人要想学习文化，可就近拜官吏为师，学习法律等几种不涉及政治的书籍。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所谓黔首，即编入农、工、商户的三种平民。这道法令就是命农民、半工半农、半商半农的人民自行圈定所耕的土地，并向当地县衙呈报，嗣后便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阻塞了六国所有的旧贵族，包括“士”这个阶层依靠农民租税为生的道路，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地遵从秦朝的法令，或者拜吏为师学文，或者被征入军队服役习武。

以上种种防范措施和治国之策的实行，使国内形势暂时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并未标志着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从此安然无事。因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地区的百越。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曾是夏王朝的后裔，战国时称为匈奴或胡。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其生活习俗是食肉衣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产生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这个时候的匈奴贵族，大肆掳掠，常趁他国边境空虚无备之时，南下掠夺牲畜人口，给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中原北部的燕、赵、秦三国，曾分别在边境筑造长城以作防守，同时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但收效不大。因为匈奴兵进攻与撤退的速度很快，大多数匈奴劲骑从他们集结地出发，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在速度上远胜于中原骑兵，而中原步兵更是望尘莫及。倘匈奴占领区域遇上天旱等不虞之年，为了生存就会出动大队人马南下中原进行掠夺。

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狼烟四起，相互攻伐，强秦逐渐蚕食关东六国的十几年间，匈奴人由弱到强，由强到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击力量。也就在这个期间，头曼单于曾亲率几十万人众，多次南侵，并一举攻占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当地经济，还将大批男女掳去充当奴隶。在这种情形下，秦始皇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夺取河南地，并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34个县，后再置九原郡，同时在黄河一段地区依河筑塞，利用地形地势，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筑起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的攻击，保护北方的农业区域。

越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从此句可见，勾践自认与周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战国早期，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翦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越地一部分，建立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将百越中居住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族称为南越和西瓯，福建一带的称闽越。南越以番禺（今广州）为活动中心，西瓯以广西贵县为活动中心。由于两广地区位于南岭山脉之南，又称岭南。越人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错臂左衽，部落之间好相攻击，多为穴居，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

就越人和匈奴比较而言，越族对中原的威胁要小一些，其主要原因是，越族多习水战，不喜陆战，加之居住地区与中原之间又有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等险峻的五岭阻隔，即使对中原用兵也没有匈奴那样便捷和迅速，所以在短时间内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威胁。另外，岭南越族虽然人数众多，但农业经济不发达，多数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为用兵和大规模战争的补给。而且越人分为众多部落，分居于中国南部纵横几千里的山岭丛林之中，缺乏统一的领导，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部落之间又不断地相互征伐，近似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强劲的一致对外的政治、军事同盟。这一切都决定了其威胁力要远远小于北方的匈奴。

尽管越人因上述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等局限，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原的威胁远小于匈奴，但他们毕竟是一个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庞大群体，且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相互攻伐和对外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渐渐形成了勇猛无畏的作战传统。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曾多次与中原诸国交战，使中原诸国吃了不少苦头。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势必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力。这种威胁力，对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铁血人物秦始皇以及整个秦帝国而言都是无法视而不见的，要想保持帝国的强大和牢固，就必须对外来的威胁力量进行打击。

于是，秦帝国对岭南越人的征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史书《淮南子·人间训》曾做了这样的描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这场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14年结束，著名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曾做了明确的记载。但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何月，不只是成书较早的《淮南子·人间训》没有记载，即使以后成书的《史记》、《汉书》也未作补充说明。于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中外学者围绕秦平岭南到底始于何时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论争，并渐渐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场战争开始于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史学家仇池石，他在其编著的《羊城古钞》一书中认为：“始皇二十五年，遣王翦南征百粤，略定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即仇池石认为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22年开始，于此年结束并设岭南三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持此种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人郭棐和法国人鄂卢梭，其中郭棐明确地把秦设南海等三郡的时间定于公元前221年。鄂卢梭则根据《淮南子·人间训》中有关秦派出50万大军的说法，认为：“似乎《淮南子》所言之役，应在公元前221年。”

第三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广东学者余天炽即持此说。

第四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即持此说。他在其所著的《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明确表示“秦朝发兵应在公元前218年”。

以上四种说法，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2年到公元前218年，虽然各有各的论据和理由，但又有不尽完善和欠推理的成分。按照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的推断和论证，以上四种说法，前三种离历史史实较远，只有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第四种，也就是公元前218年一说比较符合史实，其主要理由是：

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说的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这段记载，联想到平定岭南为公元前214年这一明确记载，那么由公元前214年上推三年则为公元前217年。就在这一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为“无事”，故此，秦发动战争之年就只能是公元前218年了。

当然，这个推断和结论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相反的意见，有的学者仍固执地认为秦平岭南的战争最迟不超过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主要理由是，这一年，秦始皇曾东巡并在琅邪台的刻石中列举其疆域有“南尽北户”，这个“北户”即“北向户”，秦时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如果此时秦军没有开赴岭南，秦始皇为何要把岭南当做秦朝的版图而论定？从《史记》记载看，这次秦始皇的东巡，足迹曾到达了衡山，这个衡山离五岭山脉不远，应与岭南战争有关。以上观点遭到了历史学家何清谷等人的反对。尽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公元前221年“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记载，于是便有人认为这是官方文告，并根据“南至北向户”这一提法断定此年秦军已到岭南。何先生认为以上记述不像政府文告，而是司马迁概括的秦王朝后期的疆域，如文中“北据河为塞”，显然是公元前214年蒙恬北逐匈奴后秦的北疆，因而不能据此确定秦进军岭南的时间。

不管以上的推断和论证谁是谁非，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后不久，即派出大军攻伐岭南则是事实。在这场战争中，秦军的总指挥官屠睢指挥五路大军，分别从五个方向扑向岭南。从文献记载看，五路大军中的一、二路是用来对付越族中的一支——西瓯族的。第一路塞镡城之岭。据专家考证，这里说的镡城之岭就是如今的越城岭，蜿蜒于广西东北部和湖南边境，向南沿湘桂走廊可达西瓯族地区。第二路守九嶷之塞。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向西南，越都庞岭进入广西，再沿贺江而南亦可与西瓯人接触。从历史记载来看，“塞”和“守”并非进攻之意，可能由于西瓯族人的强悍与分散，秦军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暂时采取防守战略，当众多的秦军在南越战场上大显身手时，这两路大军才以进攻的姿态沿上述两条路线向西瓯人的聚集区推进。与第一、第二路军不同的是，第三、第四路秦军好像一开始就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南越战场上，尤其是“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在老将任嚣的指挥下，他们以赣江上游作为前进基地，越过梅岭后，便在横浦暂时驻扎下来，伐木造船，然后到今天的曲江、英德、清远，逐站筑城以确保队伍能稳步前进，最后抵达海边的番禺。

任嚣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是几路大军中最为神速的一支，到达番禺后，任嚣便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小城，后来人们便称它为任嚣城，这座城是秦南海郡的郡城——番禺城，也就是最早的广州城。第四路军守南野，这里所说的南野是指今天江西境内的赣江上游，具体位置当在今南康县南大庚岭北部一带。这个地区在军事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闽越人与岭南越族相互联系的岭口要冲，而且还与闽越北部的会稽郡紧紧相连，一旦驻军把守，对进攻闽越族十分有利。驻守在此处的秦军，实际上是接济南下番禺的后续部队。第五路秦军“结余干之水”。余干，今江西北部的余干县，余干之水指自鄱阳湖流出的余干水系，而余干水系是闽越人到达江淮的通道，此地虽距岭南较远，但地理位置亦相当重要。史学家顾祖禹认为：“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盖其地当闽越襟领也。且北距大江，西隔重湘，兵争出入，常为孔道。”故此，只要秦军占领了此地，在军事战略上就完全打破了闽越人北入江淮的可能性。

但由于闽越之地“僻处海隅，褊浅迫隘”，既无城郭，也无村落，不仅没有什么险要之处可资凭依，甚至连人行的道路也没有，只有偶尔在河谷盆地里碰到越人聚居的山洞和稀疏的人烟，因而形成了“用以争雄天下，则申兵糗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的惨淡局面。这个局面在秦军先进的战术、精良的武器、密集的兵力的强大攻击下，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闽越王无诸所匆匆组织起来的越人反抗力量很快被击溃，秦军顺利地占领了闽越之地。同年，秦王朝在闽越之地设置了闽中郡。

秦军虽以凌厉之势攻占了南越大部分地区，但是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势复杂，地广人稀，有限的秦军在此难于立足，常常遭到越人的暗中攻击。特别是第一和第二路军，在进攻西瓯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以屠睢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在攻占西瓯族的过程中，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他们在占领地区，对被击溃的西瓯人不采取安抚政策，而是急于施行中原“暴秦”的那一套残酷无情的法令，对被征服的越人采取了重压和歧视的态度。尤其让西瓯人难以容忍的是，秦军主帅屠睢在进入象郡之后，特意派人将西瓯族的首领译吁宋召到帐前，强行命他依照秦朝对蛮族的事例贡献当地土特产。面对屠睢的非礼，译吁宋拒不答应，狂傲的屠睢一怒之下命刀斧手将译吁宋推出帐外砍下了头颅。这一事件使西瓯人举族震惊，他们宁愿“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也“莫肯为秦虏”，形成了一股誓与秦军拼死一搏的悲壮力量。西瓯人自觉而积极地组织起来，推举本族能攻善战的杰俊为将领，发挥他们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发动对秦军的袭击，使秦军在占领区无法安宁，疲惫不堪。在极度的屈辱与悲愤中组织起来的西瓯族人，还不断地袭击秦军的粮道，致使秦军粮食匮乏。与此同时，强悍的西瓯族人还集中力量不断对秦军发起进攻，秦军出现了“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的悲惨局面。最后连不可一世的秦军主帅屠睢也在乱军中被杀死，其首级被西瓯族人取去祭神。

秦军主帅屠睢的被杀以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日夜凭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时秦军的粮草和军事装备在接济上又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入了极为不妙的境地。在这种格局下，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瓯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入了秦越对峙的阶段。

当然，这种秦越对峙的局面是暂时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实力，绝不可能允许秦越长期对峙下去，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见血而还。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尽快完成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于是，一项因战争的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帷幕。 pnVq5Borf4+20S0vklDCW0zkn3zP4CNe3DgFmJ7HkZvSR2WzvfhDrt56HimRdQ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