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铜编钟的旁侧，由耳室的前部往后排列着两套共18件石制编磬。石磬的排列顺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面上。考古人员通过粗略的观察发现，石磬通体成曲尺形，两面光素，股边短而宽，鼓边长而窄，股鼓相接处上部成角状，下边呈弧线形，顶部各有一圆孔，以作悬挂之用。不过在石磬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可供悬挂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迹。看来石磬入葬之初就没有打算要悬挂而是摆放在地面上的。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两套石磬不但未见丝织物包裹的痕迹，且石质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于墓中长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蚀，石磬整体上保存状况相当差，尤其是贴于地面的那一面，腐蚀极其严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状。

当考古人员依次清理石磬、铜编钟时，发现在青铜钮钟和甬钟之间，还放置着铜瑟枘、铜琴轸等乐器，这两种乐器皆已腐朽，根据古代一瑟四枘的编制可以推断，墓室内还有髹漆木瑟两件。铜琴轸的琴木早已朽毁，仅存37个铜构件分散在三处，其中一处有7个轸并列，另一处有24个轸堆放在一起，又一处有6个轸散乱不堪，已看不出当初的顺序。考古人员对照此前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十弦琴和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七弦琴来分析判断，得出了如下结论：那一处有7轸并列的遗物，应是一件七弦琴。至于其他30个轸，至少应有十弦琴3件或五弦琴6件。遗憾的是，由于这两种乐器的漆木胎早已朽毁，对于此种乐器入葬时的形状以及数量也只能作一个大体的估计了。

在东耳室所有的青铜器物中，形体最大也最为显眼的，当是室内后半部中间位置的一套铜提筒，从形制上看，这套提筒是古代岭南人用来盛酒的器物。提筒分三件，按大小顺序套在一起。三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顶盖，出土后经考古人员分析，可能上面分别有木盖，由于年久日深，木盖腐烂无痕了。

相套在一起的三件铜提筒，外部的一件最为硕大，通体像人们平时见到的圆桶，只是头部比圆桶还要大，外有形纹图案，通高50厘米，口径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达0.35厘米。大提筒内部的两个小提筒，其形状基本与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纹图案更显得别具特色。只见这组图案有饰羽人船四只，形象大同小异。四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鹢首鹢尾。首尾各竖两根祭祀用的羽旌，船头两羽旌下各有一只水鸟。中后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竖一长竿，竿上饰羽纛，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跣足。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执箭，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三人，头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三人左手执一裸体俘虏，右手持短剑，好像正在杀人。船尾一人掌橹，每只羽人之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等水生动物。从主要人物活动看，似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在相互攻伐，得胜的一方杀俘虏以祭河（海）神。岭南临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盗时常出没丛林大海，形成了岭南一大隐患。这个提筒以及图案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冶金史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据考古人员研究，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类铜提筒，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器物，考古发掘证明，这类铜提筒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邻近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象岗山古墓发掘之前，以上所列的中国西南部三省区共发现23件，越南共发现三十多件。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看，两广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从时间上推断，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且都是提筒发展中的早期形式。由此历史渊源便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入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除提筒这种专门用来盛酒的器物以外，在东耳室的后半部还出土了铜壶、铜钫等同样是用来盛酒水的器物。在铜钫之下，有两套共12颗长方形的棋子，一套为水晶做成，另一套为青玉做成，每套6颗，经考古人员分析，这就是古代被称为“六博”棋戏的棋子。“六博”棋戏在汉代十分流行，且经常用于宴会中作戏，可惜现在关于这种棋戏的弈法已经失传了。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很明显，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磬、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贵的身份。尤其在钟、磬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当主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一同进入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享乐奢华服务。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惟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千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黑色面纱终于揭开了一角。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 ，这套句 共由八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点是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且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作橄榄状。从外形上看，器体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而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其文分为两行，其下每件又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号为“第一”的句 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到号为“第八”的句 时，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句 ，作为吴越的一种乐器，在象岗古墓发掘前，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个别铭刻中还有自名“句 ”的字样。此次在象岗山古墓发现的刻铭“文帝九年”的句 ，当是南越国乐府所铸。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曾自称“文帝”，这个“文帝九年”应是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这个时候南越第一代王赵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则是第二代王赵胡。如果史书中记载的南越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确实被孙权大军盗掘，那么此墓属于赵胡或赵胡时代其他家族主要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赵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势，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墓穴，只有赵胡或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种罕世之举。难道这墓中的主人真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