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25日，这是岭南乃至中国考古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日子。这天上午发掘队全体成员和当地省市的领导云集象岗，满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待墓葬正式考古发掘的剪彩仪式。这个剪彩仪式跟平时人们遇到或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相比有些不同，其特别之处在于，现场没有搭台设景，也没有新闻界的记者捧场，因为记者们压根就不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就是知道也逾越不了大墓四周那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的包围圈。早在发掘的准备阶段，发掘队就制定了一条规定，为确保发掘现场和文物的安全，对外界特别是新闻界要严格保密，等到发掘告一段落后再统一发布消息。象岗山古墓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剪彩仪式的中心内容是所有到场的人围着一台大型的机械起重机，墓道中的一块巨石已被起重机的长臂牢牢攥住。此时，由于发掘队队长麦英豪身体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发掘工作暂由黄展岳和杨式挺负责。副队长黄展岳紧盯着腕上的手表，当时针指向上午9点时，冲众人喊了一声：“各位注意，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现在正式开始！”

随着黄展岳话音落地，伸着长臂的起重机轰鸣着“哗”地一下将墓道中的巨石抱起举到了天空，四周众人纷纷击掌庆贺。在机器的轰鸣和众人的掌声中，发掘队摄影师韩悦、姜言忠用各自的机器拍下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镜头。由此，中国考古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起重机将墓道中的巨石一块块吊走后，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发掘人员沿着墓道中轴拉了一道直线，把整个墓道分为东西两半分别清理。待中间残留的填土被一筐筐清理干净后，经测量发现，这是一条长度为0.46米、宽2.50米、距地表深度为3.22米的长方形斜坡墓道，在靠近墓室门口4.12米的地方，斜坡开始转为一个平底的竖坑。就在这个竖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棺椁及两个殉葬人的灰痕，这种于墓室之外就藏棺椁殉人的汉墓，在广州乃至岭南属首次发现。尤其引起发掘人员注意的是，墓道中还发现了铜器、陶器等殉葬品，并发现了刻有“长乐宫器”的四字戳印。长乐宫原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著名的宫殿建筑，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宫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宫。自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移住未央宫后，长乐宫便成为太后之宫，其遗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下来，而且经考古人员的努力，宫垣已基本探出，整座宫殿占地面积约为六平方公里，约占整个长安城总面积的1/6。“长乐宫器”戳印的出土，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这是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信号，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僭号“南越武帝”的赵佗家族某一位王。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是否就是赵佗本人？发掘人员为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猜想和议论。

当然，仅凭猜想和议论是无法最终确定墓中那位酣睡了两千多年的主人真正身份的。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显而易见，今天的考古人员要是不入墓穴，就难以看到那位千寻万盼不出来的墓主的真实容颜。

在这个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尽头，是两扇东倒西歪的石门。看来当初为墓主下葬的群臣、民夫，在撤退时显得有些匆忙和慌乱，当关闭墓门后，便胡乱向墓道中填乱石和泥土，石门在这些巨石碎土的严重挤压和冲撞中，门轴断裂，使已经关闭的两扇硕大的门板再度分离开来，并使中间敞开了一道足可容人进出的缺口。可以想见，假如在这个墓葬封闭的两千多年来，有盗墓贼发现了此墓并从墓道中穿凿而进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非常容易的。然而这座已经敞开墓门的巨型大墓，历两千余年未被发现和盗掘，实在是墓主的幸运和盗墓者的遗憾。不过，当今天的发掘人员发现时，要想进入墓穴却不那么从容了。因为这个墓葬已无数次被现代化推土机的履带隆隆碾过，致使石门的顶石和前室及左耳室的顶盖石被压断，形成了摇摇欲坠之势。倘若有人进出，说不定哪块断裂的巨石会突然落下，降灾难于现世，移大祸于人身，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

鉴于以上的险情，发掘队黄展岳、杨式挺等人经过研究，决定暂缓进入墓室，将人员全部召集到工地搭起的席棚内现场讨论，制订一个周密的发掘方案，既保证进出人员的安全，也不能使室内的文物有半点损伤。

当发掘人员陆续走出墓道，聚集到大席棚准备讨论时，却面面相觑，一时都不知说什么，更没有什么计策可供讨论。因为墓中的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己不知彼，若无的放矢，凭一知半解或胡猜乱想地坐而论道，其结果不但难以切中要害，还有可能使考察误入歧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很明显，要想制订一个周密可行的发掘方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尽快弄清墓室中的具体情况。

在大家深知不可能每个人都冒险钻进墓室作详细考察而又迫切需要知道内部境况的两难情形下，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来的两位摄影师姜言忠和韩悦献出了一条计策。即先由他们对墓室的景物分别拍照和录像，其余人员可间接地从照片和录像中看到墓室的情况，然后根据看到的情况再制订出相应的发掘方案。姜、韩两人的计策立即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开始付诸实施。

姜言忠走出工棚，打开自己从北京专门带来的几个箱子，从里边取出了一件件“秘密武器”，这些“武器”有长有短、有圆有方、有直杆也有长线，外人看了觉得眼花缭乱。其实，这是姜言忠在长期的考古发掘拍摄实践中，土法上马，自己设计制作的“遥控照相机”。这种机器原先是吊在气球上俯瞰拍摄较大的遗址发掘现场时专用的，如今面对眼前的墓室，经验丰富并精于摄影之道的姜言忠，当然知道不能同往昔一样再用气球升空的方法拍摄了，而是改用“悬丝飞灯法”的拍摄方案，以解决在墓中拍摄照片的难题。这个方法最早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河北满城汉墓发掘拍摄工作中。由于满城汉墓墓室空间较大，用一般的摄影技术无法拍摄全景，富有创造精神的姜言忠，在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悬丝飞灯法”，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个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先在墓室内的中上部纵穿一条细钢丝，在钢丝上挂一个大号的碘钨灯，碘钨灯上有细丝，可以人力拉动。当摄影机在墓室内适当的位置架好后，碘钨灯打开，摄影机的光圈定在B门开始拍照。当摄影师感到前方的景致已拍好后，让专门操作碘钨灯的工作人员随着摄影机在飞舞旋转的同时，渐渐后退，并一直退到室外为止。这样整个墓室的景致便全部留在了摄影机的胶片中。这次，姜言忠以同样的方法对墓室进行拍摄，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照片冲洗出来后，墓中的形貌几乎全面地显现出来。姜言忠“悬丝飞灯法”成功地拍摄，既为此次具体发掘计划的制订铺就了道路，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

当姜言忠拍摄完成之后，专门负责拍摄影视的韩悦利用自己的优势，献出了一个更加便捷和大胆的办法。根据事先的布置，他和助手吴继东身扛摄影机，谨慎小心地沿着门板的开裂处侧身钻进墓室，选定一个既于文物无损，又使自身安全的立足处，按外面黄展岳等人的指挥，不断变换摄影机的角度来拍摄墓前室和东、西两耳室的规模、形制、现状以及诸多随葬品。随着摄影机磁带的转动，墓室中的一切立即出现在外面一个早已安放好的监视器的荧屏之上，而在外部围观的众人可通过荧屏映出的彩色画面，详细观察墓室内的状况……当韩悦身扛摄影机大汗淋漓地走出墓室时，墓室内的一切也就清楚明白了。

从姜言忠和韩悦分别拍摄的照片和画面可以看出，墓葬前室的顶部由一整块巨大的石板覆盖，这块盖石被凿山盖楼的推土机那沉重的履带碾断后，又遭到了民工铁锹镐头的撬砸，致使完整的盖石断裂成四块，并上下错位达十厘米，最宽的裂隙达三十多厘米。当初考古队员黄淼章下地宫探查时，正是从这条裂隙钻入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这块断裂的顶盖石已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如进入墓室发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拆掉顶盖石，排除险情。而要拆掉顶盖石又不致砸坏下面的文物，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支顶的措施，只有将顶部全部承托起来，才能安全稳妥地将断石拆移，并为下一步清理东、西两耳室腾出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发掘计划制订之后，受伤住院治疗的麦英豪也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来到了发掘工地。在他的主持下，由自己的弟子、精明干练的考古队员冼锦祥和古运泉两人率先行动，冼、古两人得到指示，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冒险进入室内，草测了已露在积土沉渣外部的铜鼎、陶瓿等几件器物的位置，并将器物暂时取出，然后在室内地面铺一层塑料薄膜作垫，以防文物遗迹混乱或损伤。塑料薄膜铺好后，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石门断裂的缝隙，考古队员慢慢把几十个塞满木屑的麻包运进墓室，垒叠成一个方形的支柱，用以承托起顶盖石的断裂部位。

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发掘人员小心地将顶盖石上厚约0.9米的夯土层掘去，使盖石全部暴露，尔后动用吊车，先把墓门之上那块断裂为二的门额石吊离，接下去起吊两扇石门，最后，吊车的长臂伸向顶盖石，用足气力抓、提、转、放，使四块巨石先后脱离了庇护两千余年的墓室。由于发掘人员事先在顶盖石下垫有麻包以防止碎石崩溅，断裂为四的顶盖石吊离后，墓中的文物安然无恙。

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撤出堆叠的麻包，以便从事墓室文物与遗痕的清理。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入这个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感觉最醒目和扎眼的就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这种分别用红、黑两种颜料绘制的装饰性图案。生动鲜活，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那彩绘的大小不同的云朵看上去如被飓风卷起，狂飙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同古代无数杰出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没有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发掘队员同样没有在墓室中找到这位丹青高手的名字，只是在门坎后部的顶门石上发现了一方用卵石做成的墨砚，墨砚之上放置着一小块砚石，砚石的表面尚沾有黑中泛红的颜料，经现场鉴别，这种颜料和绘在墙上的卷云图案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这方卵石墨砚就是绘制墓室图案的工具之一。按正常的制度和规律，顶门石之上是不会存放这种器物的，这种颇有些反常的器物遗存，是否是当年那位画师在画完石壁上的图案后，由于一种意外的原因匆匆忙忙地走出墓室，仓促间遗留在这根顶门石上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缺乏更充足的论证，发掘人员只好作为一种猜想暂时将这个问题存留了下来，以待日后研究。因为此时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清理墓室中其他的文物。

清理工作按原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出土的器物看，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玉佩饰，尽管穿结的织带早已腐朽无痕，但那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璜和一件鎏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串组玉佩饰应是覆盖在殉葬者身上的。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车的铜铁构件散落到前室后部几处，几乎占了墓室5/6的面积。本来不算太大的木制模型车，其散落的部件竟占据了如此之大的空间，这个明显违背常规的纷乱布局，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显然，这具木制模型车在入葬之后曾经大面积地移动过，这个异常现象使问题变得有些复杂起来。大家知道，墓中的随葬品应是在关闭墓门之前就全部放入其中了，也就是说放殉葬品在前，关闭墓门在后。既然墓门已闭，盗墓贼又始终未进入这匿藏了两千多年的墓室之内，这具木制车又何以会大范围地移动呢？是木车自身的原因，还是与人为的外力操作有关？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秦始皇陵墓时，曾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稍后的《汉书》也相差不多地这样记载：“石椁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枭雁……”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秦始皇的陵墓中，有一些器物在关闭墓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够运动；二是许多工匠被活着关闭于陵墓的外室之中。如果广州象岗山古墓也像秦始皇陵一样作如此安排，或许这辆木制的模型在安葬后本身可以移动，即使不能移动，那被活着关闭于墓室之中的工匠或不同身份的殉葬人，不可能立即死去，在弥留之际，极度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会使他们在漆黑的墓室中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四散奔逃……在这短暂的大混乱中，由于人群的冲撞和踢踏，墓室中器物的移动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让发掘人员无法理解的是，象岗山古墓的规模和形制，显然无法跟千古一帝秦始皇那旷古绝伦的浩大地宫相匹敌，不可能安置封闭墓门后仍能移动和奔跑的木车模型，而从散落在墓室中的简单的铜铁构件看，木车模型在安置后自己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当是墓室中的那个殉葬人，不过从地上遗留的木板灰痕看，这个殉葬人不是活着被葬入墓室，当是在事先死亡之后，由棺具盛装安置于墓室之中的。若让一个死人去推动木车，除了善于幻想和制造迷信故事的人之外，每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

既然这具木车自己不会移动，而人为的可能性又被排除，那么这木车显然移动过的事实又作何解释？难道这阴间的世界真的有鬼魂在活动？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木车移动的秘密。原来，这个墓室中曾多次渗入地下水，尽管每次积聚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从四周的石壁上仍能隐约分辨出这个现象残存的遗痕。而从散落的铜铁车饰构件来看，虽然所占范围很大，但一些主要构件如軎、锏、舆饰等都位于同一条线上，且木车的衡木饰在前（南），伞盖饰倒落在后（北），这均与木车的各部位置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这具漆木车的模型在被积水浮起后，曾往后（北）漂移过，待年久日深木车腐朽后，那些铜铁构件就随之四散掉落了。

一个令发掘队员们困惑的木车移动之谜由此得以解开。 lX2iITE0ANkXsik5xPwv/mYXMjaGZZ5o3NZmOyKY00HyOdETYk+CI8+ZN29wYT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