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26日，王家贵骑上司务长的自行车来到随县文化馆，向馆负责人讲述了部队扩建营房以及在山堡四周发现红砂岩，而中间却出现一片褐色土层，以及在周围出土青铜器的经过。同时将雷修所几位领导根据此前观看马王堆电影和文物考古资料，认为地下可能是一座古墓的判断一并讲了出来，希望馆里派考古方面的高手前去勘察，以便做出正确判断。文化馆负责人听罢，表示近期馆里人少事多，不但没有高级人物，即使是相关的业务干部都下乡搞运动去了，根本无人可派，等过两天得着空闲，一定派人前去察看云云。王家贵见对方不冷不热的态度，不便多说，叮嘱几句便骑车返回驻地。

过了几天，擂鼓墩工地突然来了两个自称是县文化馆的专家找到王家贵，说是奉馆领导之命专程前来察看古墓的情况。王家贵一听大喜，连忙把对方领到那片褐色土层前让其察看，同时介绍了在四周发现青铜器的情况。来人在现场转了一圈，又看了发现青铜器的地点，当得知王家贵十几年前就在这里负责营区营房基建，并将山岗土层已推去三米多时，其中一人问道：“以前有没有发现坟包、墓碑、墓门等情况？”王家贵摇摇头说：“没有。”对方略作沉思状，尔后拿出一番胸有成竹的气派，说道：“既然以前施工没有发现这些标志性东西，就充分说明这里不可能是古墓，不要紧，你们该咋干咋干，继续施你们的工吧。”

既然前来的专家说不是古墓，王家贵也不好强辩，只是仍有点不死心，便特别提出：“我们在施工中还要打眼放炮呢！”对方极其干脆地答道：“没关系，继续放你们的吧，这红砂岩顽固得很，就跟毛主席所说的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派一样，你不打，它就不倒，只有给它点厉害看看，它才能最后倒掉。”

王家贵感到再无话可说，将专家领到雷修所库房与所长、政委等一起察看了出土的铜器。对方看罢，说了句：“很好，这是文物，你们先保管好，等我们回去请示领导后再派人来取。”言毕走出库房，告辞而去。 ^[1]

文化馆的专家走了，雷修所的几位领导认为出土的青铜器长期放在部队并不合适，万一有个闪失则无法向各方面交代。于是，所长郑国贤让王家贵率领两名年轻干部，第二天把器物打包全部送到县文化馆，算是了却一件心事。

这个时候的王家贵等人并不知道前来的二位专家根本就没学过考古，只是冲着文化馆专家的名头相信了对方的推断。现场继续施工，仍旧是打眼、放炮、推土、清理。一个月后，东团坡山堡又下挖了一米多深。到了1978年1月30日，即农历1977年腊月二十二日，眼看春节将至，王家贵代表雷修所宣布工程停工，参加劳动的工人、社员放假回家过年。

施工人员撤离后，整个营区静了下来，王家贵独自一人在现场转悠，对各个角落做假期前最后一次检查。当他来到中间那片褐色土层旁时，发现土质又有了微妙变化，褐色之中又掺杂了一些黑色胶状细软的泥土，阳光照射的部分又变成灰白色，用铁铲铲下去，隐约看出是一层层填打夯实的痕迹，绝不是自然土层和塌陷的淤土。这一变化，又令王家贵想起了马王堆古墓发掘电影中的白膏泥。悠忽间，地下是一座古墓的念头再次袭上心头，为了验证这个念头的真伪，他从雷达车间把所长郑国贤找到现场察看。郑国贤看罢，认为王家贵的想法有些道理，但不敢肯定。此时北风呼啸，野外滴水成冰，二人不便在现场久留，便找了个铁托弄些灰白色泥土带回办公室，围着炭火一边取暖一边分析。除已熟知的马王堆汉墓发掘资料，王家贵还找来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出土男尸的汉墓资料进行研究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灰白色的土就是马王堆汉墓与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的白膏泥。这种泥土在南方并不罕见，只是各地的颜色略有差异。1932年出生于四川江津的王家贵，小时候听老人说，这种白膏泥在当地称为“白泥巴”、“观音土”或“神仙面”，饥荒之年当地老百姓挖来充饥。1936年四川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饥民最初以野菜野果等填腹，继则食以树叶草根，没过多久，树叶草根皆被吃尽，万般无奈中，饥民们只好到野外河边深入地下五六米挖掘白泥巴充饥。不过，许多人吃了这种“神仙面”，腹胀如鼓，排不出大便，匍匐呻吟，胀得哭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其状之惨令人不忍目睹。当时有人为此专门编了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直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这种天灾人祸的悲惨遭遇，一直在四川流传并在王家贵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种白泥巴土质优良，黏性大，防水性能特别好，正是古代墓葬常用的填土，在考古发掘中称为“白膏泥”。这种泥巴若和其他泥土掺杂混和，就形成一种良好的“五花土”，此为古代填塞、封闭墓葬的绝佳材料。几年前出土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男尸，就是武汉军区空军驻当地雷达部队在修建营房掘土时发现的，消息传出后不久，王家贵因雷达修理事宜来到这家兄弟单位，话题自然谈到168号汉墓。该部队的首长向他详细讲述了发现经过，并陪同王家贵查看了墓坑遗址，然后又到荆州博物馆观看了那具保存完好、轰动中外的男尸。江陵凤凰山军营之行，给王家贵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讲述的关于土层方面的一些细节，至今记忆深刻。江陵凤凰山与擂鼓墩营区发现的情况有好多相似之处，或许属同一种混合而成的“五花土”，也未可知。

面对眼前的证据，结合文物考古资料与“考古发现”电影中所播放的画面，郑、王二人断定，东团坡山包下面肯定埋藏着一座古墓，且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墓，必须尽快将最新发现的情况向县文化馆通报，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有了王家贵二次前往随县文化馆邀请专家之行。

到了文化馆说明缘由，总算得到了馆领导的重视，当即派一名干部随王家贵一起来到擂鼓墩施工现场。来者先是勘察了工地周围的自然环境，又对东团坡中间部位的土层、土质做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仍然不是古墓，并断言：“即使下面真有墓葬，也是一座假墓。”对此，来者特别向王家贵、郑国贤讲述了一段民间传说：“当年楚国进攻随国时，在城外战死了一名将军，由于怕盗墓贼盗尸，他的手下就在随县郊外修建了32座假墓，考古人员已在随县境内的厉山、高城、淅河一带发现过十几座假墓。这些墓表面伪装得像真墓一样，但挖下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因而，来者特别叮嘱王家贵打消疑虑，“不要整天不务正业，疑神疑鬼发神经，年关将近，还是赶紧弄点猪头下货准备过节吧。春节过后，工程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放炮推土都没有关系。”

两次通知，两次遭到否定，搞得王家贵与郑国贤等雷修所领导哭笑不得，颇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意味。但文化馆所谓的专家弄出的理由，以及那个云山雾罩的传说故事，没有令王家贵等人信服，军人的倔犟性格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牛劲儿，使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认定白膏泥下面应是一座大型古墓。

转眼春节已过，农历正月初八工程重新开工，因断定现场下面是一座古墓，王家贵特别开会宣布：为防止可能埋藏的地下文物遭到损失，打眼放炮时要严格控制，每个孔的深度由原来的一米多，降低到不得超过六十厘米，TNT炸药的装载量原为一次一斤左右，此次规定不得超过两百克，每次炸完要详细查看。同时，王家贵与施工技术人员一道加强巡回检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停工。

历史无声地朝着王家贵预料的方向进展。1978年2月21日，当推土机把炸松的红砂岩与中间地段约半米厚的青灰土推去时，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只见青灰土里夹杂着一些麻灰色碎石块，这些石块显然与红砂岩大为不同。未久，在中间部位的东南角，一块长宽各一米多的大麻灰色花岗岩大石板，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破土而出。一直在工地观察的王家贵见状，急忙走上前来，凭着自己的所学知识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一眼看出这显然是一块经过人力加工的石料。他立即命令推土机停止推进，让一名技术员速把所长郑国贤、政委李长信、副所长解德敏等所领导请来观看。郑所长赶到后，令几名技术人员用铁锹将石板周围的土挖去，欲作详细观察。一经清理，众人大吃一惊，只见灰白色土层中，竟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石板，石板经过人工凿制，且铺砌成一个平面，一连掀起五块，皆是如此。既然是人力加工，又有规则地铺砌而成，意味着地下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建筑物。结合上面的“五花土”与下面铺设的石板，除了说明这是一座古墓，没有什么其他合理的解释。

于是，郑国贤责成解德敏向文化馆打电话，通知施工现场出现的最新情况和疑点，请速派人前来查看。经两次电话催促，总算盼来了两位被称为“活宝”的专家，“活宝”围着工地转了一圈，查看后对雷修所的几位领导说：“石板虽不同寻常，但是平铺的，不像地下有古墓，可能是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在这里修的一座军械库，后来国民党完蛋了，军械库废弃不用，坍塌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言毕打道回府。

“那就奇了怪了，若说是国民党废弃的军械库，总得有些其他遗迹，但现在除了五花土、几块大石板，其他什么也没有，难道有这样废弃的库房吗？”雷修所的几位首长对“活宝”这一判断表示极大不信任，在议论纷纷的同时，又指示推土机进入现场继续推进，民工协助清理，严密注视出现的异常情况。

几个小时的推进，地下大石板被撬起几十块，一眼望去如同一片石场。将石板清理出坑外，继续小心用炸药爆破，用推土机下推。又深至地下约半米时，夯实的白膏泥更加明显，夯窝清晰可见，显然是人工打制而成，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白膏泥，只有在古墓中才可见到。至此，可以判断，地下深藏着一座古墓已经无可怀疑，再也不能听任县文化馆前来的那些“活宝”们瞎说八道了，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一文化古迹。雷修所的几位领导决定，停止推土，停止打眼放炮，由郑国贤打长途电话向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报告，请求批准暂停施工，待查明情况后再做决断。王家贵密切注视现场，并把民工分散到其他地方平整土地。解德敏负责通知县文化馆，要求对方必须派一位真正内行的专家而不是只知道吃饭，其他什么也不懂的“活宝”前来勘察，这次一定要给一个合情、合理、合乎地理人事的准确说法，以彻底解开地下隐藏的秘密。

雷修所的几位首长按照各自分工迅速行动起来，想不到县文化馆接到通知后，逆反心理顿生，对雷修所这帮年轻军官没完没了地“谎报军情”极为反感。文化馆已三番五次派人前往查看，没有一人认为是古墓，而这帮整日操枪弄棒，修理雷达、火炮的军人，却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前来骚扰，不知道是集体情绪失控，还是神经出了问题，也不知这样来来回回催命鬼似地折腾，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于是，不管解德敏打电话，还是派助理员前往讲述情况，县文化馆领导人一律采取避而不见的战略战术，与雷修所人员展开一场你进我退的游击战。雷修所逼得急了，文化馆便让一个腿脚不甚灵便、第一次前往施工现场查看的图书管理员出面加以说明和否认。万般无奈中，解德敏只好再度前往探个究竟。

许多年后，解德敏回忆道：“我们曾几次派人到县文化馆报告新发现情况，请他们速来人查看，并数次电话催促，均未见来人。由于文化馆不再派人前来，把我们晾在一边，不少闲言碎语就趁机兴起，有的同志说不如爆破推平算了，这样下去影响了我们的施工进度，到头来挖不出古墓，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的对我说：‘还想挖出个马王堆，请郭老来见面（南按：指郭沫若，马王堆汉墓出土时，郭氏曾关注过），这不是飞机里头做梦——空想吗？’我也笑着说：‘保不准真能挖出个马王堆，郭老真的会来这里请你搞个座谈，说不定还给你立一大功呢！’此时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已就电话报告内容作了明确批示：‘同意暂停施工，确保国家文物安全。’这更坚定了我们几位所领导的信心。为了尽快解开地下的隐秘，我决定再次到县文化馆讲述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记得那天我们所唯一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另有任务，我就骑一辆破旧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跑了约三公里来到文化馆找到负责人，简单讲述了一下石板大面积出土的情况，然后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像地下古墓，请你们去好好地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多次请你们，而你们却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你们份内的事情，我们作为部队施工单位，可以不管，一炸推平了之。如你们再不去查看，雷修所为了早日建好厂房，就索性爆破推平现场，然后将钢筋水泥一股脑地灌下去，铺就夯实，就什么也不管了。’当时我的态度比较坚定和强硬，有些发火。我又说，‘为了保护文物，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再到施工现场跑一趟呢？’对方看我发火了，就说家里人手少，事情多，等一有空闲就派人去，一定要重视等等。既然这样表态，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骑车返回驻地。后来我因为调动工作，就很少过问这方面的事了。”

解德敏回去后等了两天，仍不见有关的“专家”或“活宝”前来勘察，工程不能无休止地停下去，雷修所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次日上午由王家贵再到县文化馆讨个说法，如果讨不到说法，就调集力量，埋设炸药继续轰炸，尽快完成施工任务。

第二天凌晨，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天气越发寒冷。到了上午，雪越下越大。受领任务的王家贵眼望白茫茫的天空大地，认为不能坐等天晴，必须在大雪尚未融化结冰之前去县城跑一趟，否则道路将更加难行。这样想着，立即向司务长借来自行车，顶风冒雪向山下奔去。当车即将驶下山岗进入平缓地带时，在 水河岸的拐弯处，因速度过快，车轮打滑，“扑”地一声闷响，人车一起翻入 水河中。多亏此时河水消退，上面覆有薄冰，堤岸延长，王家贵于滚翻中才没有一头栽入河底，算是为国家减少了一个烈士名额。王家贵喘了几口气，将压在自己身上的自行车推开，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泥雪，看了一眼后轮仍在旋转的破旧自行车，又抬眼望望漫天风雪，心中不禁暗自骂了一句：“他妈的，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呵？”这样想着，一股无名之火袭上心头，但又不知向谁发泄。他把自行车从河岸拖上道边，拂去上边的泥雪，重新骑上，低头弓背向县城奔去。

当王家贵即将赶到文化馆门口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他刹住车，决定不再进这个门。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眼前这个小小的文化馆若按官阶套论，也就相当于雷达修理所这个团级单位中的一个连队，若不是毛主席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恐怕这个中国最底层末流的文化单位，连个党支部也没有。自己迎风冒雪，忍冻受冷，多次前来通知，可这个小小的连级文化馆，正如当地人所言：“机构不大，架子不小；人数不多，呼隆不小；官帽不大，派头不小；水平不咋地，毛病不少。”本人乃堂堂的副团级首长、雷修所党委委员，为何要亲自通知一个比芝麻官要小得多，仅同于一个小小跳蚤般大的小官僚呵？一个副团级首长是什么官？就是随县的副县太爷，是县委常委，是随县人民父母官中的一个！

想到这里，王家贵因刚才摔了一跤而窝在肚子里的火，又沿着嗓门“哧哧”地冒起烟来。他恨恨地暗中道：“不要拿豆包不当干粮，有朝一日我要当了县长，对你们这些官帽不大，派头不小，跳蚤一样的小官僚全部撤职查办，或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或干脆拿入大牢，来个渣滓洞、白公馆一样的老虎凳、辣椒汤伺候。”这样胡乱想着，王家贵蹬起自行车，直奔县政府大院中的文教局，他要找到这个县里的文教局长，找到真正的“神仙”或“阎王”，把事情说清楚，尽快促使这个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派人对擂鼓墩现场疑点详细勘察，做出可靠结论，同时强烈要求对方不要再三番五次和稀泥、捣糨糊，如果因为工作的失误而导致古墓被毁，将是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

有道是“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王家贵讲述的情况和要求，县文教局局长王君惠非常重视，当即表态要亲自抓此事的落实，且是一抓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最后，王局长说了几句“同志们辛苦了”等等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说过的话，以示对雷修所解放军同志的感谢。尽管天空大雪纷纷，寒风呼号，王家贵感到心中热乎乎的，憋在肚中的火气顿消，他攥着王局长的手，按照国家元首在天安门广场前阅兵时的答辞，回复了几句“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告辞而去。

农历1978年正月二十，在县文教局局长王君惠的亲自督办下，文化馆又派了一位名叫王世振的副馆长前往擂鼓墩施工现场勘察。此人号称在省里接受过一个月的考古训练班培训，听过省博物馆考古人员的讲课，算是见过大世面之人，也理所当然地算是随县的考古权威，可视为真正的“神仙”。在王家贵陪同下，王副馆长同先前来的人员一样，围着擂鼓墩东团坡施工现场转了一圈，然后对中间部位出土的五花土与大石板反复察看，不时地拿根小棍棍儿来回测量比画。勘察完毕，王世振对王家贵、郑国贤等雷修所首长道：“此处有填土，填土经过夯实，还有白膏泥，这一切具备古墓的条件。我判断，下面应当是一座古墓，而且坑壁已经暴露，印痕比较清楚，不过……”王世振说到此处停顿了一下，在大石板四周来回走动了一阵，接着说道：“若下面是一座古墓的话，墓坑也实在是太大了。我在省里培训班学习时，老师教的和亲自到现场看的，都是一些正方型或长方型墓坑，但从下面已显露的痕迹看，这个墓坑的形状像一把手枪，又像一柄锤子，这样不规则的多边形墓坑，老师没教过，我也没见过，因此我也不敢打保票断定下面就是一座墓，这事还得报告襄樊地区博物馆，请他们派专家来勘察认定，到底是骡子是马，等他们到来后，拉出来溜溜才能真正知道。”

“嘿，鼓捣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是骡子是马！”雷修所的几位首长大感晦气与失落，几个月来，电话打过无数遍，连续派人去请过三路“神仙”，到头来还是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半调子结果，这成何体统？待王世振走后，所长郑国贤于盛怒中指示，不能再指望县文化馆各路“活宝”与“大仙”了，再指望下去，恐怕黄花菜都凉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吧。郑国贤想起军区空军后勤部刘副部长那“确保国家文物安全”的批示，心中很是紧张不安，目前连地下是不是古墓都不辨牛马，保的哪门子安全？若长期拖下去，如何向上级首长交代？焦虑中，郑国贤决定采取瞒着锅台上炕和隔山震虎的战略战术，令王家贵立即起草一份情况简报，当天以“秘密”加“机要”的特殊函件，发往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请其火速派一位真正的“国宝”级专家前来勘察，对此事做一个最后了结。随着带有“秘密”字样的简报发出，一个埋藏地下两千余年的隐秘随之揭开。

注释：

[1] 此为采访原武汉军区空军九四五六九部队官兵以及相关人员的说法，据随县（现随州市）文化馆音乐辅导员、作曲家、曾都区音乐家协会主席王永谦说，第一次赴擂鼓墩勘察是自己与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李朝忠一起去的，许多报刊文章与著述所指第一次赴擂鼓墩“搞音乐的”人，指的就是他。当笔者于2007年4月3日到随州市王永谦家中拜访时，王氏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关于他当年否定褐色土层之下是一座古墓的说法和文章，表示极大愤慨。为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王永谦慷慨激昂地向笔者讲述道：“我是上海浦东人，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分到随县这个小地方，在文化馆一直搞音乐作曲，也就是你所知道的1234567这几个数字来回变化倒腾，我就是专门靠倒腾这几个数字吃饭的。当驻擂鼓墩空军部队向县文化馆报告发现可疑墓葬时，文化馆领导人不知道怎么想的，整天在家闲着没有事的人他不派，却让一个每天上班的图书管理员李朝忠前去勘察。李是武汉大学图书管理系毕业的，人很老实，因早年患小儿麻痹有后遗症，腿脚不灵便，走路一瘸一拐的。馆领导让这样的人步行五六里路，上山爬坡去看墓，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如果是上班时间叫去，李朝忠就有理由不去，因为他是图书管理员嘛，要在图书室上班，任务是负责图书管理，跟看墓这档子事根本不搭界。结果领导让他星期天去，他不得不去。我对这个安排有看法，很同情李朝忠的处境，就决定第二天陪他一道去，也好对他有个照应。当我俩走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上山岗后，在部队人员陪同下，围着施工现场转了一圈，又看了出土青铜器的山坡和出土的器物，我当场就认为是一座古墓。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上班前，我在操场上遇到了副馆长王世振，后来有些文章说他第一次没去看墓是下乡蹲点搞调查去了，春节之后才回馆等等，纯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对。王世振是从一个农民转为文化馆干部的，当时老婆孩子仍住在农村，他是星期六回家去了，星期一又到馆里上班。我对王世振说：‘昨天我和李朝忠去擂鼓墩看了现场，那里有个山包，山包被削去了不少，下面很可能是一座古墓，东边还出土了青铜器，很可能是小型墓葬，整个擂鼓墩很可能是一个大的古墓群。听说省考古队的人在襄樊挖墓，是不是叫他们来看看，以免耽误大事。’当时我们馆的严荣辉也在现场，他也在省考古培训班学习过，听说发现了墓，很感兴趣，就主动对王世振说：‘老王明天去看看，我陪你一道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王世振与严荣辉二人就结伴上了山，具体怎么看的，跟部队上的人说了些啥，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我们又在操场见面了，我就问王世振昨天去了没有？他说去了，我又问是不是古墓。王说：‘哪里是什么古墓，是红石鼓。’我听后不理解，就问他：‘啥是红石鼓？’王答：‘就是大石头之类的东西，多少万年前造山运动搞出来的，这事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你上次去跟人家部队上说了些啥？我是在省里参加考古培训的，这墓葬的事你们不懂，以后也不要装懂，免得说出去叫人笑话。’我当时有些生气，我们把看的情况如实汇报，怎么成了我们不懂装懂呢？就没再理他，很气愤地转身离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天，部队又来电话，说下面是不是古墓，怎么办？王世振不愿意理会他们，就让图书管理员李朝忠打电话，说不是古墓，你们继续施工放炮等等。再后来，听说发现了大石板，不知王世振去看了没有，听说后来这件事县文教局王局长知道了，叫他打电话给襄阳地区博物馆，很快考古队来人了。”

王永谦继续讲道：“可以这样说，在整个随州市，第一个正确对待擂鼓墩古墓问题的就是我和李朝忠，第一个提出擂鼓墩地下有墓并且是一个古墓群的是我，第一个让馆里领导打电话给襄阳地区请省考古队来人的还是我。我这个没有学过考古的人，第一次去看就断定是古墓，而学过考古的人却咬着屎头不认账，硬说不是古墓是红石鼓。可以说我王永谦是曾侯乙墓发现的第一功臣，但后来却差一点被人家当作历史罪人。现在许多书和文章都说县文化馆搞音乐的人去看后，告诉说你们继续用炸药炸吧，我的脑袋就那么蠢吗？尽管我不懂考古，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呵，施工人员怀疑是古墓，我自然就往那方面想，所以当场就断定是古墓了。那些把我当成历史罪人来写的人，都是一些无耻的小人，是不负责任的骗子，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准备把他们送到法庭的被告席上，让他们接受人民和法律的审判，恢复公民在宪法保护下的尊严，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王永谦接着说：“不但我第一个断定是古墓，当曾侯乙墓挖出青铜编钟后，我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武汉音乐学院的杨老师，杨老师与北京文化部音乐研究所的著名器乐专家黄翔鹏是大学同班同学，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黄听说后，立即拿着介绍信，以民间的形式来到随县擂鼓墩发掘现场开始研究编钟。如果没有我及时提供情报，黄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就来到随县，曾侯乙墓不可能立即引起轰动，搞出那么大的名堂。现在随州人整天吵着要把省博物馆拉走的编钟弄回来，怎么弄？谁去弄？弄得回来弄不回来？他们想不出好的办法，我搞出了一个‘编钟回归故里十大妙法’，要按这个方案实施，是可以成功的。1980年5月，通过搞活动，把随州宣传成一个‘古乐之乡’，这是我最早想出来的点子，也是我最早提出的创意。比如把随州建成音乐之都是我的创意，开发大红山，搞旅游开发等等，都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我没有当市长，但市长的想法和做法都借助于我的智慧和思想，实际上是我指挥着市长和全市人民在行动，随州的发展第一位功臣就我王某人……”

对于王永谦的讲述，因相关的当事人如李朝忠等已经去世，幸存者大多又不愿与其对质。笔者曾试图让其与王世振当面对质，王永谦表示同意。时王世振早已退休，听说其家中正在装修，改住别处，住所不明，王永谦开始四处搜寻王世振的踪影。为与王永谦及时联系并能亲眼看到二人对质的场面，作者在原随县文化馆家属区（现群众艺术馆）对面宏森大酒店驻扎下来，以窥其动静。2007年4月15日上午7点50分许，王永谦打电话告之曰：“王世振已经露头，地点就在群众艺术馆楼下一间小屋里，正在与几个老太太打麻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永谦令我即刻赶去。当时，我正在酒店房间内采访原文教局办事员、曾侯乙墓发掘者之一，后出任《随州日报》社长的程彦召。接到王的电话，我拿起采访包迅速赶到，此时王永谦已在楼下小房外迎接，并告之曰：“我进屋把王世振悄悄叫出来，当着你的面对质，别让他当众丢人现眼。”想不到王永谦进屋后，王世振并不买他的账，更未把王永谦放在眼里，对王永谦提出的一切问题，采取了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王永谦于盛怒中与王世振于牌桌上抓挠起来。未久，王永谦被麻将桌旁的人拉开，并劝其离开牌桌。王永谦只好喘着粗气无可奈何地退出，然后让作者进屋，他表示要当着作者的面在牌桌上把王世振打一顿（南按：几年前，王永谦在文化馆集体宴会上，曾创造过盛怒之下把几张酒桌全部弄了个底朝天的壮举），作者怕因此对质真的使二人大打出手，弄出流血和死亡事件，有违采访之意愿，也不符合当下政府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准则，便加以阻止。王永谦未能二次进屋与王世振交手，对质一事遂无果而终。

在随州、襄樊、武昌采访的日子，作者就王永谦之说向相关当事人问询，没有得到确切答复，有的持反对意见，认为事实并不如此。那么在目前仍缺乏相关重要证据的情况下，王永谦之说，也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Iy6UO14UZnzSC+6mNNVUcufZIW3YoXwpnRcOLAss04xwftLh8GwbifVDeULqWm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