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稳，开始时对几位敌对的皇子还能强忍杀机。随着他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渐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他个人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阴险、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雍正即位后，没有一天忘记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胤 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设法将胤 从西北军中召回京师，先是拘禁，后是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胤 的抚远大将军一职改由年羹尧担任。那个在畅春园就对雍正公开表示极大仇视的胤 ，因与胤禟不断散布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谋杀了父皇康熙并篡夺了皇位的言论而被逮捕，由雍正亲自为其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猪和狗之意），发配边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当敌对的皇子们先后或被诛杀、或充军、或发配戍陵，从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开始将剑锋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这二人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继续让其掌握权力或活下去，就又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监禁，年羹尧被判九十二条大罪，被捕杀。自畅春园改诏夺位事件发生后，尚以诸葛孔明自喻的隆科多，曾心怀不安地对一个心腹半隐半明地说过：“白帝城托孤之日，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之时。”他的担忧最终得到了应验。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 、“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却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而且还有许多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传说。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雍正听到这些传言自是十分恼火和不安，后来借助民间秀才吕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狱，以此打击传言者和反清势力。雍正本人还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的阴谋和言行掩饰和辩护，并对历史史实给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尽管如此，雍正还是难以全部涂沫和掩饰掉他的种种阴谋，后世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对雍正的篡位说有了多种的推论。至于康熙的死因是否来源于雍正的谋杀，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但从康熙死的时间以及雍正篡位的严密计划来看，许多学者认为，康熙在生命弥留的最后几天里，被谋害的可能性极大。可怜这位功高盖世的一代英主，大半生都在警惕被儿子们谋害，但最终还是未逃厄运，真可谓死不瞑目。

当康熙朝发生的宫廷阴谋和争斗传奇尚在民间沸沸扬扬时，发生于雍正朝的一桩桩悬案又接踵而来，其刺激和迷人，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纵观清宫十二个朝代，似乎每一朝都有悬案，每一代都有谜团，真可谓奇案迭出，谜团连环，历朝历代无出其右者。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窃取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十三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 ，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雍正皇帝驾崩及其入葬，又给后世人类留下了两个悬案或称两大谜团。第一是雍正为什么违反祖制不葬在他的祖父顺治和父亲康熙的身边，而跑到几百里外去单独建陵？其次是他到底是怎样死去的？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刺身亡，一是中毒丧命。其中被刺的说法是：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秀才曾静不满当朝的统治，派人秘密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这位秀才竟天真地认为岳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后代，满清又属于后金族，从而策动他反清。想不到岳钟琪很快把这一消息报告朝廷。雍正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下令广捕曾静同党，并大肆株连，严加审讯。除曾静等人锒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外，又引出涉及这一事件的文人吕留良文字狱案。吕家由此遭到灭族之祸——这便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与吕留良案。

当吕家举家罹难之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之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母家中，幸免于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在得知全家遭戮后，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字。于是，她打点行装，悄悄离别乳母，只身北上，决心刺杀雍正，以报杀父之仇。途经一座深山，被一老道劝阻。吕四娘暂时放弃了北上的计划，留在深山，隐姓埋名，跟老道学习武艺。五年之后，她出山混入京城，与一李姓男儿结婚，以此作为蔽身之处。一日，吕四娘短装外出，提回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对丈夫称是从雍正脖颈上取下之物。丈夫对四娘的作为既敬佩又恐惧，陪同妻子当夜远遁而去。次日，紫禁城内传出皇帝驾崩的消息。因雍正的头已被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雍正的金头入葬之谜，一直盛传不衰，并有许多人相信其真。

另外一种说法是：雍正在圆明园宫中与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臣僚议事，自未至申，差不多有两个时辰，方命退班。鄂尔泰因苗族叛乱未平，格外惦念，回到宅中，情绪低沉地吃了一顿晚餐。忽见宫内一太监气喘吁吁地奔来急报：“皇上暴病，请大人立刻进见！”鄂尔泰惊骇欲绝，连忙起身，急驰于宫前下马，奔向皇帝内宫。只见宫内只有皇后一人守在御榻前，满面泪容。鄂尔泰来到榻前揭开御帐，不禁哎哟一声大呼起来。正在这时，庄亲王、果亲王相继到来，近瞩御容，都不禁大惊失色。雍正皇帝已气绝身亡。庄亲王见此情景，急忙说道：“快把御帐放下，好图后事。”皇后在一旁呜咽着说：“好端端一个人，何以立刻暴亡？须把宫中侍女内监统统招来，严刑拷讯，查究原因。”鄂尔泰说道：“侍女宫监，未必有此大胆，此事且作缓图，现在最要紧的是续立嗣君。”庄亲王回应道：“这话很是，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留有锦匣，内藏秘谕，应即祗遵。”遂督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自此，乾隆皇帝登基，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因清史尚无确切记载，各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传闻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濛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