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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夜逃天津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二人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西山之支脉)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冯玉祥的引退,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位脑有反骨的倒戈将军,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的,倒是在纷纷猜测和议论他下一个要把刀子捅向谁。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许是对的。此时的冯玉祥正在北京西山那座佛家寺院里,召集秘密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杀人,目标则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和溥仪。他显然是想再来一次更加震撼世人的北京政变。而出人意料的是,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了这一政变密谋。

1924年12月1日下午,奉军在京将领李景林,突然不辞而别,秘密乘车向天津驶去。他赴天津的使命就是一旦张作霖在当天晚上被处死,他便指挥在天津、河北一带的部队,截断奉军的退路,然后和冯玉祥部夹击歼灭奉军。西山阴谋由于李景林的突然出走而引起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警觉。他们当夜便抛下段祺瑞和其他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同伙,逃向天津……后来有人披露这段秘闻时说:“由于张作霖的逃走,自知无法与奉军匹敌的冯玉祥未敢轻举妄动,段祺瑞、曹锟、溥仪等人才得以从冯玉祥刑警队的枪口下解救出来。”

其实,就此时溥仪的个人处境来看,也不尽然。早在11月29日,冯玉祥又重新在京城秘密布置军队,并准备大动干戈之时,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和他的臣僚已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和形势的紧迫。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这个时候,离冯玉祥要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尚隔两天多。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5日,是溥仪的“二旬正寿”,即宫廷中的“万寿大典” 。借此机会,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特地邀请驻京的欧、美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前来日本使馆为溥仪祝寿。为大摆寿宴,庄士敦竟变卖了自己在京的房产、家具、汽车和部分古玩。当寿宴结束后,庄士敦仍是迟迟不肯离去,脸上布满了抑郁的神色。溥仪似乎看出了这位老师的心思,便故意打讪道:“庄先生,对你的深情厚意,朕表示感谢。在与你数年的交往中,朕十分钦佩先生的心计和为人。”

庄士敦听罢,俯下身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谢谢陛下的称赞。我今天所举行的宴会有双重意思,一是为陛下祝寿,再是向陛下表示辞行。”

对这突如其来的请辞,溥仪感到十分惊讶。他不解地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庄士敦,用安抚的口吻劝慰道:“庄先生,朕与你相识已有数年,彼此相待不薄,以朕目前的处境,还需尔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谋取‘还政于清’之大业。如今先生却要匆匆辞别,不知为何缘故?”

庄士敦苦笑着摇了摇头,回答道:“陛下不知,敝人此次辞行,是奉敝国政府之命,重返威海卫供职。至于其他方面,请陛下不必多虑,我主要是为陛下的处境担心,不知陛下今后做何打算?”

“这……”溥仪没有再说下去,他仿佛领悟了庄士敦的真正用意,遂即改口道:“既然如此,朕也无法挽留于你。不知先生临别有何见教?”

庄士敦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如今落于日本人之手,恐难以摆脱。臣以为陛下‘还政于清’之举并不应在中国和日本,而是应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目前,脱离困境的惟一出路,是走向欧洲。臣此行去威海卫,估计不久即可回国,陛下如果愿意去欧洲,我一定在英国欢迎您!”

溥仪听了深受感动,当即答道:“庄先生所言极是,你坦诚的话语,朕终生难以忘怀。其实,朕早已有所准备,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朕也盼望有朝一日能在贵国的土地上与先生共商‘恢复祖业’之大计。”

“陛下有此雄心大略,实是令人钦佩。敝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也同样真诚地希望,有那么一天,大清帝国的‘龙旗’重新在紫禁城上空飘扬!”庄士敦诗一般的语言,说得师徒二人都热血沸腾,神采飞扬,刚才的忧悒寡欢消失殆尽。

早在小朝廷在紫禁城苟延残喘之时,溥仪就有“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打算,并产生了去欧洲留学的梦想。于今在庄士敦的鼓动下,出洋留学的愿望更加炽烈。也许就在这一刻,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要“跳出自己家庭的圈子,远走高飞”,去寻求复辟大清王朝的新的途径。

庄士敦走后,溥仪静下心细细想了自己的处境,越发感到有离开日本大使馆的必要。他立即召集罗振玉、朱汝珍等人,密商逃离日本使馆,到天津英租界筹备出国留洋一事,并吩咐他们在十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除此之外,溥仪还私自决定在赴天津前,要向北京、向紫禁城、向父亲和祖母一一告别。

2月21日,溥仪唤来了童侍祁继忠、李体育和李国雄,吩咐他们备好四辆脚踏车和所用的衣物,待晚间随他秘密出游。深夜零点过后,使馆一楼负责监护的日本警察都已睡熟。溥仪的房间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侍童李国雄为他换上运动装,戴好猎帽,悄悄走下楼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共同溜出了使馆后门。早春的夜色中,李国雄骑着脚踏车在前开路,李体育、祁继忠两人殿后,将溥仪夹在中间,一行四人向紫禁城方向疾驶而去。转眼位于城北的神武门已在眼前,四个人先后下了车。溥仪望着连绵起伏的城堞,不禁感慨万千,紫禁城内十六年的帝王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雕龙的宝座,群臣的叩拜,明黄色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用蚊子般的声音自语道:“总有一天,我会像世祖章皇帝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了,我的紫禁城!”

正当溥仪沉浸在往昔的幻景中时,站在一旁的李国雄突然低声说道:“皇上,那边有汽车灯光!”溥仪即刻从幻景中回过神来,连忙吩咐道:“快走!”四个人贼样地跳上脚踏车,迅速离开了神武门,沿景山大街北行,穿过地安门,经鼓楼西侧,向什刹后海 的北府(即醇王府,因为于什刹后海北岸,故名)驶去。

来到北府的大门前,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府第四周万籁静寂,没有车马的喧哗,没有人声的鼎沸,只有更夫的打梆声隐约传来。溥仪望着紧闭的两扇大门和高高的围墙,真想几步跨进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但他最终还是未上前。他怕遇上冯玉祥的部队,一旦被冯的部下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等我回来再会吧。”溥仪暗自长叹一声,心一横,调转车把,带着三个随侍,又匆忙地离开了北府。

当他们一行返回日本使馆时,发现后门已被关死。李国雄上前叩门,仍无人作答。无奈之中,溥仪只好吩咐祁继忠去敲正门。一会儿工夫,大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位中国人说:“万岁爷,池田书记官早有安排,特命小人在此恭候,请进来吧!”溥仪刚刚迈进门槛,那位开门的中国人又贴在他的耳边低语道:“你们每次深夜出馆,日本人都派汽车尾随,以后千万别再出去了。”听了这番话,溥仪先是一惊,继之猛然醒悟:原来日本人竟这样暗中监视自己!

溥仪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大脑仍处在极度的兴奋、不安和沮丧中。北京城翻云覆雨的政治气氛和日本人的狡猾用心,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也加速了他出逃的决心。但此时的溥仪已知陷入日本人的圈套而无力自拔。他不想掩耳盗铃式地偷偷溜走,他决定索性将自己的计划向日本人挑明,再做行动。

2月23日夜九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六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六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池田率先用手分开坐在车厢过道上的士兵,来到车厢中央,让溥仪坐在事先安排的座位上。溥仪和随侍刚刚坐定,列车便开动起来。

当列车到达廊坊(今河北廊坊)车站时,有十几名穿着黑衣黑裤的男人一拥而上,分别站在溥仪的前后。随后每到一站,就有十几名同样打扮的人拥上车来,聚拢在溥仪的身前或身后,未等到达天津车站,这样打扮的人几乎站满了整个车厢。溥仪对这些来历不明、乔装打扮的黑衣人很感惊愕,但又不好上前询问,只有心怀悸意地坐在位子上,听候命运的安排。

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天津。黑衣人簇拥在溥仪的身前身后,伴他走出了车站。此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等人,早就备车等候在那里。双方见面后,没经任何寒暄,就将溥仪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朝天津日本租界疾驶而去。拐过几道弯,轿车进入日本租界区的大和旅馆的大门。几名黑衣人又护送溥仪到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里,然后迅速离去。有生以来未曾离开过北京城的溥仪,经过一番旅途的折腾,早已疲惫不堪,当他看到黑衣人走后,一头扎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溥仪一觉醒来,已是这一天的下午了。他起身坐在床上,想着昨夜发生的一切,不免仍心怀惊悸,特别是那些半路“杀”上车来的黑衣人,其不明的身份和神秘莫测的行动,更使他疑虑重重。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不弄个水落石出,谁知会滋生出什么事情。于是,他吩咐人传来了罗振玉询问。因为罗振玉、罗福葆父子昨晚已先溥仪进入二等车厢,暗中同他一路赶来天津。

“皇上,昨夜随车来的黑衣者,均属日本便衣警察。他们是为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保护皇上安全抵达天津而来。”

“那这儿究竟是哪儿?”溥仪仍不解地问。

“皇上,这里是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馆。圣驾行至于此,实乃日方的有意安排。”罗振玉答。

“什么?!”溥仪听完差点从床上蹦起来,声音尖厉地叫嚷道:“怎么不去英租界?当初不是商量好去英租界戈登路,怎么又进了日租界?”

罗振玉见溥仪大怒,忙跪倒在地,叩拜不止,嗫嚅着说道:“皇上息怒。日方的意思是,皇上出洋留学可行,但去英租界戈登路筹备欠妥,应在日租界内找地方筹备更好,也更安全。”

溥仪正欲继续追问,童侍李体育急忙进来禀报说:“皇后、皇妃和池田书记官的夫人已到旅馆。”听了报告,溥仪狠狠地瞪了一眼罗振玉,气愤难平地说了声:“你退下吧!”随即下床同李体育出了房门。

罗振玉在溥仪的责问下,由于不慎泄露了日本人准备长期控制溥仪的企图,使得溥仪越发惶恐不安。但此时的溥仪知道要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在惊恐愤怒之余,也只有暂凭日本人的摆布了。

1925年2月27日,溥仪离开了大和旅馆,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三十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整个庭园占地约二十亩,环境幽雅,设置别致。庭园中央筑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是供游人稍息闲坐的地方。园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就主动让出这所游艺场给溥仪居住。张彪不但不收房租,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溥仪为感激这位前清老将,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

溥仪居住的天津张园

溥仪、婉容(前)与庄士敦(后左)等合影于天津张园

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他的父亲带领着载涛、载洵、溥杰、溥佳以及溥仪的四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在父亲载沣的劝说、阻拦下,溥仪放弃了出洋留学的计划,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

由于溥仪的生活相对稳定,并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清朝旧臣相继来投,溥仪在一帮王公旧臣的劝说下,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于是,改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军机处下设总务处、庶务处、收支处、交涉处等四个处。同时任命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为驻天津顾问。罗振玉因失去溥仪信任,悻然告退,离开张园,隐居于旅顺。

由于罗振玉的出走,使郑孝胥一跃成为溥仪的宠臣。成了宠臣的郑孝胥为了进一步取得溥仪的信任,借为“皇上”进讲《御批通鉴辑览》之机,紧紧抓住溥仪复辟清王朝的心理,竭力主张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以达到恢复祖业的目的。郑孝胥每次进讲都慷慨陈辞,神采飞扬,大有吞吐日月,天马行空之势。他为溥仪所设计的未来的帝国版图,将要远远地超过康熙、乾隆所开创的基业。每到高潮时,郑孝胥便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声泪俱下地描绘道:“在未来大清帝国的疆域中,皇上的宝座除北京外,还要建立在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而此时的溥仪,完全被这位“同治、光绪朝的后起之秀”那充满激情的讲演所陶醉,他仿佛看到大清帝国的宏伟蓝图已出现在眼前。同时,溥仪听着郑孝胥颇有政治见地的说教,看着他那流满泪痕的面颊,心中油然生起了异乎寻常的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几乎超过了他的老师陈宝琛和庄士敦。溥仪就在这种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的氛围中,一天天地打发着时光,渴盼着他的宝座早日出现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1925年6月28日,夜幕再次降临了,张园内寂静无声。溥仪独自坐在八角楼前场小亭子旁的石凳上,仰望着夜空中时隐时现的星斗,不禁喟然长叹。郑孝胥描绘的帝国蓝图固然可爱非凡,但做起来却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就目前的局势,不但恢复祖业无望,要保住张园这个小天地恐怕也相当困难。显然,要恢复祖业就得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前些日子已派荣源去奉军那里磋商,至今仍未归还,莫不是又节外生枝,遇到不测之事?溥仪想到这里,站起身在楼前徘徊起来。约一刻钟后,只见荣源带着奉军的一名军官匆匆而来:“皇上,去奉军要办的事已办妥,上将军张作霖请皇上……”溥仪用手指在唇边指了指,荣源不再讲下去,一行三人匆匆进了八角楼……

当天晚上,溥仪来到了张作霖在天津的行馆曹家花园。他正要步入客厅,只见一个身穿绸子长袍,留着八撇胡的小个子迎了出来。溥仪立即猜出,这个人就是“胡子”(即胡匪)横行于东北地区,以盗马为生),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只见张作霖刚一迈出门槛,就双膝跪地给溥仪叩了个响头,同时粗声粗气地说了声:“皇上好!”

溥仪看到这位东北王不失大体,叩头问安,心中颇有些感动,赶忙向前搀起说:“上将军好!”

“皇上,臣下早已得知御驾临津,本应前往参拜,可臣下目前的处境,不便进入外国租界,万望皇上恕罪。”张作霖看上去很真诚地说。

“免了,免了。如果朕记得不错,将军与张勋是儿女亲家,难得你耿怀忠诚,不肯忘旧。朕应该破身嘉许。”

“谢皇上夸奖,请里面坐。”

两人来到客厅刚一落座,张作霖便开口说道:“皇上,臣下有一事相问,不知……”

“上将军何必如此顾虑,请讲吧。”

“冯玉祥逼宫,实乃天理难容。政变之后,臣下曾带兵到了北京,原打算去保护圣驾,可谁能想到,皇上会进入日本使馆。”

溥仪想不到张作霖会如此询问,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一时语塞:“这……这……”片刻之后才稍回过神来:“上将军的忠心可嘉,可嘉。”

张作霖见溥仪在鼓励自己,心劲马上饱满了几分,不无夸耀地说:“臣下有足够的力量保护皇上的安全。皇上如果愿意去奉天,臣下可亲临护驾,保您平平安安地住进奉天故宫 。”

溥仪听到奉天故宫四个字,马上想到了爱新觉罗氏的发源地,想起了清王朝的故乡,心中顿添了几分激动和感慨。张作霖见状,也开始慷慨激昂,漫无边际地谈了起来。当谈到溥仪的生活时,张作霖立刻让副官拿十万元,作为溥仪私人生活的费用。但款子未拿来,副官却进来报告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有要事求见。溥仪本来想跟这位“胡帅”倾吐一下心中的闷气,但一想到自己身后跟踪的日本便衣警察,怕节外生枝,听到副官的报告,便借故起身告辞。张作霖似乎悟到了这一点,便借相送的机会,显然是有些不满地说:“皇上,往后日本人要和您过不去,只管到曹家花园来,臣下有法子对付他们。”说完,又命令副官亲自带卫队直把溥仪送到日租界的交界处方才返回。

溥仪回到张园已是深夜。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追忆着在曹家花园和张作霖相见的每一个场面,深深地为这位东北王的忠义所打动。从张作霖的身上,他仿佛真正看到了复辟清王朝的希望之光。这希望使他兴奋异常,通宵未眠。天一亮,便迅速召集军机处的各位主事,商量如何依靠和拉拢“武人”问题,并制定了将着重点放在奉军身上的策略。从此,溥仪与奉系的大小军阀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张园里经常可见戴有奉军徽章的人出出进进,大有门庭兴旺,清廷复辟已成之征兆。

一天清晨,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来到张园。这位曾和冯玉祥预谋杀害张作霖父子的“牛皮将军”,因丑事未发而幸运地保存了实力并抢到了直隶督办的肥差。他一见到溥仪就手拍胸脯自吹自擂地嚷道:“皇上只要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您就尽管放宽心,臣下可尽到保护的全责,不会出现半点差错。”溥仪听了,连连夸奖李景林的精诚之心,并说出了自己对奉系“武人”所寄予的厚望。李景林听后,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白一番,然后起身告辞。这时的溥仪尚不知道,李景林前来表白忠心是假,探寻张园的反应是真。因为他的军队已经进驻清东、西二陵,不但将张宗昌部没来得及抢掠的地面珍品劫掠一空,还将陵区几十万棵松柏几乎砍伐殆尽,殿宇楼舍的门窗、房梁全部拆下变卖。整个陵区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了。李景林怕张园有什么反对的表示,所以特来探听消息。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包括溥仪在内的张园王公臣僚,竟未有关于清东、西陵的只言片语。从此,李景林不再顾忌,明令他的部下在清东、西二陵陵区,开始了更加猖獗的盗伐活动。

就在李景林走后的不几天,奉系下台的旧军阀许兰洲又来到张园,并向溥仪推荐了一位失业的小部下刘凤池。这刘凤池曾读过不少书,略晓文史地理,加之天生的一张灵巧如簧的嘴巴,自是鼓唇弄舌,能言善辩。他一见到溥仪,就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地鼓吹起来。从大清开国讲到康乾盛世,从康乾盛世讲到康梁变法,又从康梁变法讲到冯玉祥逼宫。每讲到清朝的列祖列宗,总是感情炽烈,声泪俱下;而一提到冯玉祥,又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最后他表示愿为溥仪的复辟大业效犬马之劳。刘凤池花言巧辩,且不时地痛哭流涕、激昂陈词,使溥仪大受感动,两人越谈越投机,越唠越亲近。当溥仪的情绪转入兴奋激昂之时,刘凤池趁机提出要些金银玉器、宝石、古玩等名贵珍物,以作为复辟大清,联络军界要员的活动经费。溥仪当即慷慨解囊,大肆奖赏。这位失业小军阀得了珍宝后,从此“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了。

继李、许、刘之后,驻在直隶的各系军阀政客接踵而至。后来荣升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徐源泉;直鲁系军阀张宗昌、毕庶澄等等,都成为张园的常客,连被苏军赶出国境的白匪 首领谢米诺夫也成为张园的座上宾。这些人无不是以帮助溥仪复辟大清基业为名而骗取金银财宝,而一旦财宝到手,便溜之大吉。纵然溥仪望穿秋水,也不见大清复辟的半点举措。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整个张园在内部无休止地争论、讲演,外部不断地欺骗、榨取中打发着时光。而作为张园主角的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时,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上午,清朝遗老陈宝琛突然来到张园,向溥仪报告:“东陵高宗纯皇帝(乾隆)和孝亲显皇后(慈禧)的陵寝,被直鲁系军阀盗窃一空。两位先祖的‘龙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景象之悲惨,目不忍睹……”溥仪未等听完,蓦地从椅子上蹦起来,用几乎呆滞的目光望着陈宝琛,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是真的?!”

“是真的。”陈宝琛带着哭腔回答。

“我的列祖……列宗!”随着一声叫喊,溥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这一天是1928年8月2日。 Nx3iG8k+ompoewywjRgSUn1Y5B+ILqoCNp9qLt8RdXUYE90TdkdYe49G+FYYUl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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