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亦称壬戌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早在冯玉祥从承德回师北京的前三日，住在紫禁城永和宫的端康太妃（他他拉氏，死后谥号为温靖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死去。按照清宫规矩，灵柩很快被移到慈宁宫治丧。寂寞的深宫，由于有了瑾妃的死，竟显得异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太监、宫女来回穿梭，使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又添了一分生气。到了10月23日，摄政王载沣召集内务府诸大臣会议，当众提出：“诸位久居深宫，难免烦闷，此次治丧，咱们就热闹热闹吧！”这个提议得到众臣僚的赞成，并表示：“丧事要隆重办理。”但尚未热闹起来，第二天北京就发生了政变，全市戒严，人心惶惶。清宫的臣僚们只好决定暂时封灵，等局势平静再来“热闹”。

清宫小朝廷的臣僚们渴望的局势平静，不但未能到来，相反的是越来越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了。11月2日，进入紫禁城的每一道门，都被冯玉祥的军队严密把守。平时守卫神武门的皇室卫兵已被迫撤至神武门内，而孙岳的部队已逼至门外。这一变化，又使臣僚们惊恐不已。冯玉祥早就想驱逐溥仪出宫，已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情。这次冯军的突然逼来，意味着什么？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 、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以及溥仪的岳父荣源（溥仪之岳父）等臣僚，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溥仪的住所召开会议。臣僚们一致认为冯玉祥打算发动另一次针对皇帝的“政变”已成定局，而且可能还要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与会人员开始探讨用怎样的方法，将溥仪尽快安全地撤到使馆区避难。但反复讨论，总是不得要领，会议只好不欢而散。这时，清宫中许多办事人员已看出了不妙的局势，纷纷躲藏和逃之夭夭。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更是星夜避往天津。以后几天，摄政王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们开会，而与会者不是夸夸其谈，异想天开，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个紫禁城呈现出孤独凄凉、鬼气阴森的景象。那些为瑾妃的丧仪办理物品的男女，身着孝服恍惚不安地游来荡去，越发增添了几分紧张和不祥的鬼气。11月4日，内务府大臣绍英突然跑到溥仪的住所报告，说原驻守故宫和景山 ^[1] 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全部被冯玉祥的军队缴械，即将调到北苑 ，听候改编。这一消息，使溥仪和王公大臣如雷轰顶，更加恐慌不安，再次商讨出逃的方案，但直到夜幕降临，仍是争吵不休，苦无良策。

几乎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借着寒冷的夜幕，飞快地驶抵南苑国民军司令部门前，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壁从车中走出，飞快地跨入大门。

居住在此处的冯玉祥正在客厅等他。此时的冯玉祥尽管没在内阁中任职，但谁都知道他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在段祺瑞尚未从天津赶到北京就任的这个短暂的空隙，民国政府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就是民国政府。

“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踱着步子，晃动着胖大的身子，极其轻松地说。

喘息未定的张壁愣了一下，半天也未想起这位民国政府的实际操纵者让他办的是什么事情。

冯玉祥看着张壁不解的神色，突然哈哈大笑道：“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嘛！”

张壁这才想起，原来是让他驱逐溥仪出紫禁城一事。此事冯玉祥曾经向他说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事一定要速战速决，一旦段祺瑞来京就难办了。你今晚就去找鹿钟麟、李煜瀛二人商量，明天一早就行动吧！”冯玉祥止住笑，一脸严肃地说着，张壁点头答应。

1924年11月5日晨，溥仪和臣僚们日夜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四十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正在吃苹果的溥仪听到太监跑来报告，手猛地一抖，半个苹果掉在了地上。站在一旁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见溥仪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便急忙说道：“皇上且安歇，我去应付。”遂转身向外奔去。

见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二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

第三条　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

“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绍英望着鹿钟麟一脸的严肃，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摆摆手道：“你们等等。”转身回宫向溥仪报告去了。

溥仪听说鹿钟麟马上就要逼着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对身边的臣僚们说：“这，这可如何是好？！”

众人面面相觑，亦无良策可献。最后还是郑孝胥出了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请摄政王、庄师傅来宫议事。”

“电话线早被割断了。”一个臣僚说。

“那就派人传谕。”

“紫禁城内外军警密布，已出不去了。”绍英哭丧着脸回答。

郑孝胥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沉思片刻说：“那就采取缓兵之计。”

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又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 花翎 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三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其实，历史曾不止一次地赋予过溥仪保住皇家威严的机会。那就是在他刚刚退位不久，作为民国政府总统的袁世凯，曾对溥仪劝说过，要这个处于黄昏中的小朝廷移居颐和园。但内务府的臣僚们却以颐和园围墙太旧、太矮，易发生不测，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等等为名加以拒绝。而那个鲁莽忠诚的辫帅张勋，竟不识时务地搞起了复辟，小朝廷竟又回光返照般地接纳了复辟言行，这就决定了溥仪在国人面前失去信用的同时，也为这次被逐出宫埋下了无法辩驳的祸根。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不止一次地劝溥仪，让其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以便履行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尽管由民国临时内阁单方面修改的优待条件中，有溥仪可自由居住的条款，但这个自由却有限度地只许他搬到他的出生地——醇王府，除此则别无选择了。

就在溥仪携家眷赶往醇王府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听到了消息。在他的通风报信和努力下，驻京的日、荷、英三国公使，亲自前往新就任的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交涉，要求了解有关紫禁城的消息和保证溥仪以及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廷总长态度傲慢地说：“这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并非国际关系，外国使馆无权干涉。”但三位公使却也强硬地反驳道：“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有权使自己相信皇帝并没有受到残酷的对待或侮辱，并把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将看作是不愉快的事。”双方在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直至王正廷保证溥仪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或发生危险时，三位公使才起身离去。

王正廷总长的保证没有使溥仪打消半点顾虑，因为这时的醇王府周围已布满了国民军，岗哨林立，守备森严，大门外荷枪实弹的士兵更是如狼似虎地注视着院内院外的一切动静。这一切使刚刚到达的溥仪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沉重，他在屋里不停地走动，开始思考着逃出这座监狱般王府的计划。

溥仪出宫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居住在天津的前清遗老们大为震惊，急忙召集会议，决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曾最早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过导致溥仪退位和草拟清室优待条件谈判的南方实力派人物唐绍仪，对记者发表了言词激烈的谈话：“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玉祥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北平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在致王正廷总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坚认退位协议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和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修改或废除，并坚认冯玉祥采取的方法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讨厌的行动”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段祺瑞和在奉天的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擅自逼宫，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但社会普遍的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璧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 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的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注释

[1] 景山：明清两代的皇家苑囿，位于北京神武门外旧宫城之背，紫禁城中轴线上，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堆筑完成，用以威镇住前朝元人的王气。初称万岁山，俗称煤山，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改称今名。山团长二华里，全园占地二十三公顷，山上五峰，主峰高四十三米。山东麓传为明崇祯皇帝自缢处。

山后正中有寿皇殿，为清代敬奉先帝卸容之处：东北有观德殿，与寿皇殿同为清代皇帝之殡宫。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景山对外开放为公园，现寿皇殿及山之西北角移作北京市少年宫活动场所，其他部分仍为景山公园。 OGZYyyCSWx0Imm9Gy4rcxquWKQ1Rlx7mIEWgcFhiL1utWKapTsf8R+03TAkvVtkz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二人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西山之支脉）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冯玉祥的引退，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位脑有反骨的倒戈将军，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的，倒是在纷纷猜测和议论他下一个要把刀子捅向谁。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许是对的。此时的冯玉祥正在北京西山那座佛家寺院里，召集秘密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杀人，目标则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和溥仪。他显然是想再来一次更加震撼世人的北京政变。而出人意料的是，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了这一政变密谋。

1924年12月1日下午，奉军在京将领李景林，突然不辞而别，秘密乘车向天津驶去。他赴天津的使命就是一旦张作霖在当天晚上被处死，他便指挥在天津、河北一带的部队，截断奉军的退路，然后和冯玉祥部夹击歼灭奉军。西山阴谋由于李景林的突然出走而引起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警觉。他们当夜便抛下段祺瑞和其他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同伙，逃向天津……后来有人披露这段秘闻时说：“由于张作霖的逃走，自知无法与奉军匹敌的冯玉祥未敢轻举妄动，段祺瑞、曹锟、溥仪等人才得以从冯玉祥刑警队的枪口下解救出来。”

其实，就此时溥仪的个人处境来看，也不尽然。早在11月29日，冯玉祥又重新在京城秘密布置军队，并准备大动干戈之时，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和他的臣僚已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和形势的紧迫。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这个时候，离冯玉祥要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尚隔两天多。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5日，是溥仪的“二旬正寿”，即宫廷中的“万寿大典” 。借此机会，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特地邀请驻京的欧、美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前来日本使馆为溥仪祝寿。为大摆寿宴，庄士敦竟变卖了自己在京的房产、家具、汽车和部分古玩。当寿宴结束后，庄士敦仍是迟迟不肯离去，脸上布满了抑郁的神色。溥仪似乎看出了这位老师的心思，便故意打讪道：“庄先生，对你的深情厚意，朕表示感谢。在与你数年的交往中，朕十分钦佩先生的心计和为人。”

庄士敦听罢，俯下身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谢谢陛下的称赞。我今天所举行的宴会有双重意思，一是为陛下祝寿，再是向陛下表示辞行。”

对这突如其来的请辞，溥仪感到十分惊讶。他不解地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庄士敦，用安抚的口吻劝慰道：“庄先生，朕与你相识已有数年，彼此相待不薄，以朕目前的处境，还需尔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谋取‘还政于清’之大业。如今先生却要匆匆辞别，不知为何缘故？”

庄士敦苦笑着摇了摇头，回答道：“陛下不知，敝人此次辞行，是奉敝国政府之命，重返威海卫供职。至于其他方面，请陛下不必多虑，我主要是为陛下的处境担心，不知陛下今后做何打算？”

“这……”溥仪没有再说下去，他仿佛领悟了庄士敦的真正用意，遂即改口道：“既然如此，朕也无法挽留于你。不知先生临别有何见教？”

庄士敦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如今落于日本人之手，恐难以摆脱。臣以为陛下‘还政于清’之举并不应在中国和日本，而是应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目前，脱离困境的惟一出路，是走向欧洲。臣此行去威海卫，估计不久即可回国，陛下如果愿意去欧洲，我一定在英国欢迎您！”

溥仪听了深受感动，当即答道：“庄先生所言极是，你坦诚的话语，朕终生难以忘怀。其实，朕早已有所准备，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朕也盼望有朝一日能在贵国的土地上与先生共商‘恢复祖业’之大计。”

“陛下有此雄心大略，实是令人钦佩。敝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也同样真诚地希望，有那么一天，大清帝国的‘龙旗’重新在紫禁城上空飘扬！”庄士敦诗一般的语言，说得师徒二人都热血沸腾，神采飞扬，刚才的忧悒寡欢消失殆尽。

早在小朝廷在紫禁城苟延残喘之时，溥仪就有“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打算，并产生了去欧洲留学的梦想。于今在庄士敦的鼓动下，出洋留学的愿望更加炽烈。也许就在这一刻，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要“跳出自己家庭的圈子，远走高飞”，去寻求复辟大清王朝的新的途径。

庄士敦走后，溥仪静下心细细想了自己的处境，越发感到有离开日本大使馆的必要。他立即召集罗振玉、朱汝珍等人，密商逃离日本使馆，到天津英租界筹备出国留洋一事，并吩咐他们在十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除此之外，溥仪还私自决定在赴天津前，要向北京、向紫禁城、向父亲和祖母一一告别。

2月21日，溥仪唤来了童侍祁继忠、李体育和李国雄，吩咐他们备好四辆脚踏车和所用的衣物，待晚间随他秘密出游。深夜零点过后，使馆一楼负责监护的日本警察都已睡熟。溥仪的房间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侍童李国雄为他换上运动装，戴好猎帽，悄悄走下楼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共同溜出了使馆后门。早春的夜色中，李国雄骑着脚踏车在前开路，李体育、祁继忠两人殿后，将溥仪夹在中间，一行四人向紫禁城方向疾驶而去。转眼位于城北的神武门已在眼前，四个人先后下了车。溥仪望着连绵起伏的城堞，不禁感慨万千，紫禁城内十六年的帝王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雕龙的宝座，群臣的叩拜，明黄色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用蚊子般的声音自语道：“总有一天，我会像世祖章皇帝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了，我的紫禁城！”

正当溥仪沉浸在往昔的幻景中时，站在一旁的李国雄突然低声说道：“皇上，那边有汽车灯光！”溥仪即刻从幻景中回过神来，连忙吩咐道：“快走！”四个人贼样地跳上脚踏车，迅速离开了神武门，沿景山大街北行，穿过地安门，经鼓楼西侧，向什刹后海 的北府（即醇王府，因为于什刹后海北岸，故名）驶去。

来到北府的大门前，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府第四周万籁静寂，没有车马的喧哗，没有人声的鼎沸，只有更夫的打梆声隐约传来。溥仪望着紧闭的两扇大门和高高的围墙，真想几步跨进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但他最终还是未上前。他怕遇上冯玉祥的部队，一旦被冯的部下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等我回来再会吧。”溥仪暗自长叹一声，心一横，调转车把，带着三个随侍，又匆忙地离开了北府。

当他们一行返回日本使馆时，发现后门已被关死。李国雄上前叩门，仍无人作答。无奈之中，溥仪只好吩咐祁继忠去敲正门。一会儿工夫，大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位中国人说：“万岁爷，池田书记官早有安排，特命小人在此恭候，请进来吧！”溥仪刚刚迈进门槛，那位开门的中国人又贴在他的耳边低语道：“你们每次深夜出馆，日本人都派汽车尾随，以后千万别再出去了。”听了这番话，溥仪先是一惊，继之猛然醒悟：原来日本人竟这样暗中监视自己！

溥仪回到卧室躺在床上，大脑仍处在极度的兴奋、不安和沮丧中。北京城翻云覆雨的政治气氛和日本人的狡猾用心，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也加速了他出逃的决心。但此时的溥仪已知陷入日本人的圈套而无力自拔。他不想掩耳盗铃式地偷偷溜走，他决定索性将自己的计划向日本人挑明，再做行动。

2月23日夜九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六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六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池田率先用手分开坐在车厢过道上的士兵，来到车厢中央，让溥仪坐在事先安排的座位上。溥仪和随侍刚刚坐定，列车便开动起来。

当列车到达廊坊（今河北廊坊）车站时，有十几名穿着黑衣黑裤的男人一拥而上，分别站在溥仪的前后。随后每到一站，就有十几名同样打扮的人拥上车来，聚拢在溥仪的身前或身后，未等到达天津车站，这样打扮的人几乎站满了整个车厢。溥仪对这些来历不明、乔装打扮的黑衣人很感惊愕，但又不好上前询问，只有心怀悸意地坐在位子上，听候命运的安排。

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天津。黑衣人簇拥在溥仪的身前身后，伴他走出了车站。此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等人，早就备车等候在那里。双方见面后，没经任何寒暄，就将溥仪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朝天津日本租界疾驶而去。拐过几道弯，轿车进入日本租界区的大和旅馆的大门。几名黑衣人又护送溥仪到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里，然后迅速离去。有生以来未曾离开过北京城的溥仪，经过一番旅途的折腾，早已疲惫不堪，当他看到黑衣人走后，一头扎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溥仪一觉醒来，已是这一天的下午了。他起身坐在床上，想着昨夜发生的一切，不免仍心怀惊悸，特别是那些半路“杀”上车来的黑衣人，其不明的身份和神秘莫测的行动，更使他疑虑重重。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不弄个水落石出，谁知会滋生出什么事情。于是，他吩咐人传来了罗振玉询问。因为罗振玉、罗福葆父子昨晚已先溥仪进入二等车厢，暗中同他一路赶来天津。

“皇上，昨夜随车来的黑衣者，均属日本便衣警察。他们是为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保护皇上安全抵达天津而来。”

“那这儿究竟是哪儿？”溥仪仍不解地问。

“皇上，这里是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馆。圣驾行至于此，实乃日方的有意安排。”罗振玉答。

“什么？！”溥仪听完差点从床上蹦起来，声音尖厉地叫嚷道：“怎么不去英租界？当初不是商量好去英租界戈登路，怎么又进了日租界？”

罗振玉见溥仪大怒，忙跪倒在地，叩拜不止，嗫嚅着说道：“皇上息怒。日方的意思是，皇上出洋留学可行，但去英租界戈登路筹备欠妥，应在日租界内找地方筹备更好，也更安全。”

溥仪正欲继续追问，童侍李体育急忙进来禀报说：“皇后、皇妃和池田书记官的夫人已到旅馆。”听了报告，溥仪狠狠地瞪了一眼罗振玉，气愤难平地说了声：“你退下吧！”随即下床同李体育出了房门。

罗振玉在溥仪的责问下，由于不慎泄露了日本人准备长期控制溥仪的企图，使得溥仪越发惶恐不安。但此时的溥仪知道要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在惊恐愤怒之余，也只有暂凭日本人的摆布了。

1925年2月27日，溥仪离开了大和旅馆，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三十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整个庭园占地约二十亩，环境幽雅，设置别致。庭园中央筑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是供游人稍息闲坐的地方。园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就主动让出这所游艺场给溥仪居住。张彪不但不收房租，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溥仪为感激这位前清老将，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

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他的父亲带领着载涛、载洵、溥杰、溥佳以及溥仪的四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在父亲载沣的劝说、阻拦下，溥仪放弃了出洋留学的计划，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

由于溥仪的生活相对稳定，并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清朝旧臣相继来投，溥仪在一帮王公旧臣的劝说下，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于是，改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军机处下设总务处、庶务处、收支处、交涉处等四个处。同时任命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为驻天津顾问。罗振玉因失去溥仪信任，悻然告退，离开张园，隐居于旅顺。

由于罗振玉的出走，使郑孝胥一跃成为溥仪的宠臣。成了宠臣的郑孝胥为了进一步取得溥仪的信任，借为“皇上”进讲《御批通鉴辑览》之机，紧紧抓住溥仪复辟清王朝的心理，竭力主张借助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以达到恢复祖业的目的。郑孝胥每次进讲都慷慨陈辞，神采飞扬，大有吞吐日月，天马行空之势。他为溥仪所设计的未来的帝国版图，将要远远地超过康熙、乾隆所开创的基业。每到高潮时，郑孝胥便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声泪俱下地描绘道：“在未来大清帝国的疆域中，皇上的宝座除北京外，还要建立在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而此时的溥仪，完全被这位“同治、光绪朝的后起之秀”那充满激情的讲演所陶醉，他仿佛看到大清帝国的宏伟蓝图已出现在眼前。同时，溥仪听着郑孝胥颇有政治见地的说教，看着他那流满泪痕的面颊，心中油然生起了异乎寻常的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几乎超过了他的老师陈宝琛和庄士敦。溥仪就在这种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的氛围中，一天天地打发着时光，渴盼着他的宝座早日出现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1925年6月28日，夜幕再次降临了，张园内寂静无声。溥仪独自坐在八角楼前场小亭子旁的石凳上，仰望着夜空中时隐时现的星斗，不禁喟然长叹。郑孝胥描绘的帝国蓝图固然可爱非凡，但做起来却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就目前的局势，不但恢复祖业无望，要保住张园这个小天地恐怕也相当困难。显然，要恢复祖业就得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前些日子已派荣源去奉军那里磋商，至今仍未归还，莫不是又节外生枝，遇到不测之事？溥仪想到这里，站起身在楼前徘徊起来。约一刻钟后，只见荣源带着奉军的一名军官匆匆而来：“皇上，去奉军要办的事已办妥，上将军张作霖请皇上……”溥仪用手指在唇边指了指，荣源不再讲下去，一行三人匆匆进了八角楼……

当天晚上，溥仪来到了张作霖在天津的行馆曹家花园。他正要步入客厅，只见一个身穿绸子长袍，留着八撇胡的小个子迎了出来。溥仪立即猜出，这个人就是“胡子”（即胡匪）横行于东北地区，以盗马为生），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只见张作霖刚一迈出门槛，就双膝跪地给溥仪叩了个响头，同时粗声粗气地说了声：“皇上好！”

溥仪看到这位东北王不失大体，叩头问安，心中颇有些感动，赶忙向前搀起说：“上将军好！”

“皇上，臣下早已得知御驾临津，本应前往参拜，可臣下目前的处境，不便进入外国租界，万望皇上恕罪。”张作霖看上去很真诚地说。

“免了，免了。如果朕记得不错，将军与张勋是儿女亲家，难得你耿怀忠诚，不肯忘旧。朕应该破身嘉许。”

“谢皇上夸奖，请里面坐。”

两人来到客厅刚一落座，张作霖便开口说道：“皇上，臣下有一事相问，不知……”

“上将军何必如此顾虑，请讲吧。”

“冯玉祥逼宫，实乃天理难容。政变之后，臣下曾带兵到了北京，原打算去保护圣驾，可谁能想到，皇上会进入日本使馆。”

溥仪想不到张作霖会如此询问，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一时语塞：“这……这……”片刻之后才稍回过神来：“上将军的忠心可嘉，可嘉。”

张作霖见溥仪在鼓励自己，心劲马上饱满了几分，不无夸耀地说：“臣下有足够的力量保护皇上的安全。皇上如果愿意去奉天，臣下可亲临护驾，保您平平安安地住进奉天故宫 。”

溥仪听到奉天故宫四个字，马上想到了爱新觉罗氏的发源地，想起了清王朝的故乡，心中顿添了几分激动和感慨。张作霖见状，也开始慷慨激昂，漫无边际地谈了起来。当谈到溥仪的生活时，张作霖立刻让副官拿十万元，作为溥仪私人生活的费用。但款子未拿来，副官却进来报告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有要事求见。溥仪本来想跟这位“胡帅”倾吐一下心中的闷气，但一想到自己身后跟踪的日本便衣警察，怕节外生枝，听到副官的报告，便借故起身告辞。张作霖似乎悟到了这一点，便借相送的机会，显然是有些不满地说：“皇上，往后日本人要和您过不去，只管到曹家花园来，臣下有法子对付他们。”说完，又命令副官亲自带卫队直把溥仪送到日租界的交界处方才返回。

溥仪回到张园已是深夜。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追忆着在曹家花园和张作霖相见的每一个场面，深深地为这位东北王的忠义所打动。从张作霖的身上，他仿佛真正看到了复辟清王朝的希望之光。这希望使他兴奋异常，通宵未眠。天一亮，便迅速召集军机处的各位主事，商量如何依靠和拉拢“武人”问题，并制定了将着重点放在奉军身上的策略。从此，溥仪与奉系的大小军阀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张园里经常可见戴有奉军徽章的人出出进进，大有门庭兴旺，清廷复辟已成之征兆。

一天清晨，奉系军阀、直隶督办李景林来到张园。这位曾和冯玉祥预谋杀害张作霖父子的“牛皮将军”，因丑事未发而幸运地保存了实力并抢到了直隶督办的肥差。他一见到溥仪就手拍胸脯自吹自擂地嚷道：“皇上只要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您就尽管放宽心，臣下可尽到保护的全责，不会出现半点差错。”溥仪听了，连连夸奖李景林的精诚之心，并说出了自己对奉系“武人”所寄予的厚望。李景林听后，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白一番，然后起身告辞。这时的溥仪尚不知道，李景林前来表白忠心是假，探寻张园的反应是真。因为他的军队已经进驻清东、西二陵，不但将张宗昌部没来得及抢掠的地面珍品劫掠一空，还将陵区几十万棵松柏几乎砍伐殆尽，殿宇楼舍的门窗、房梁全部拆下变卖。整个陵区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了。李景林怕张园有什么反对的表示，所以特来探听消息。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包括溥仪在内的张园王公臣僚，竟未有关于清东、西陵的只言片语。从此，李景林不再顾忌，明令他的部下在清东、西二陵陵区，开始了更加猖獗的盗伐活动。

就在李景林走后的不几天，奉系下台的旧军阀许兰洲又来到张园，并向溥仪推荐了一位失业的小部下刘凤池。这刘凤池曾读过不少书，略晓文史地理，加之天生的一张灵巧如簧的嘴巴，自是鼓唇弄舌，能言善辩。他一见到溥仪，就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地鼓吹起来。从大清开国讲到康乾盛世，从康乾盛世讲到康梁变法，又从康梁变法讲到冯玉祥逼宫。每讲到清朝的列祖列宗，总是感情炽烈，声泪俱下；而一提到冯玉祥，又咬牙切齿，深恶痛绝。最后他表示愿为溥仪的复辟大业效犬马之劳。刘凤池花言巧辩，且不时地痛哭流涕、激昂陈词，使溥仪大受感动，两人越谈越投机，越唠越亲近。当溥仪的情绪转入兴奋激昂之时，刘凤池趁机提出要些金银玉器、宝石、古玩等名贵珍物，以作为复辟大清，联络军界要员的活动经费。溥仪当即慷慨解囊，大肆奖赏。这位失业小军阀得了珍宝后，从此“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了。

继李、许、刘之后，驻在直隶的各系军阀政客接踵而至。后来荣升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徐源泉；直鲁系军阀张宗昌、毕庶澄等等，都成为张园的常客，连被苏军赶出国境的白匪 首领谢米诺夫也成为张园的座上宾。这些人无不是以帮助溥仪复辟大清基业为名而骗取金银财宝，而一旦财宝到手，便溜之大吉。纵然溥仪望穿秋水，也不见大清复辟的半点举措。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整个张园在内部无休止地争论、讲演，外部不断地欺骗、榨取中打发着时光。而作为张园主角的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时，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上午，清朝遗老陈宝琛突然来到张园，向溥仪报告：“东陵高宗纯皇帝（乾隆）和孝亲显皇后（慈禧）的陵寝，被直鲁系军阀盗窃一空。两位先祖的‘龙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景象之悲惨，目不忍睹……”溥仪未等听完，蓦地从椅子上蹦起来，用几乎呆滞的目光望着陈宝琛，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是真的？！”

“是真的。”陈宝琛带着哭腔回答。

“我的列祖……列宗！”随着一声叫喊，溥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这一天是1928年8月2日。 tDhvTvMjnL9Xi8Y+ilxp67h6YRAaUySs+huJPK73SRIDBSC9FLv5JyQC/EW0bj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