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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逼宫

北京政变(亦称壬戌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早在冯玉祥从承德回师北京的前三日,住在紫禁城永和宫的端康太妃(他他拉氏,死后谥号为温靖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死去。按照清宫规矩,灵柩很快被移到慈宁宫治丧。寂寞的深宫,由于有了瑾妃的死,竟显得异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太监、宫女来回穿梭,使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又添了一分生气。到了10月23日,摄政王载沣召集内务府诸大臣会议,当众提出:“诸位久居深宫,难免烦闷,此次治丧,咱们就热闹热闹吧!”这个提议得到众臣僚的赞成,并表示:“丧事要隆重办理。”但尚未热闹起来,第二天北京就发生了政变,全市戒严,人心惶惶。清宫的臣僚们只好决定暂时封灵,等局势平静再来“热闹”。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闲极无聊,在宫中爬房摸一阵家雀后照相。

清宫小朝廷的臣僚们渴望的局势平静,不但未能到来,相反的是越来越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了。11月2日,进入紫禁城的每一道门,都被冯玉祥的军队严密把守。平时守卫神武门的皇室卫兵已被迫撤至神武门内,而孙岳的部队已逼至门外。这一变化,又使臣僚们惊恐不已。冯玉祥早就想驱逐溥仪出宫,已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情。这次冯军的突然逼来,意味着什么?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 、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以及溥仪的岳父荣源(溥仪之岳父)等臣僚,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溥仪的住所召开会议。臣僚们一致认为冯玉祥打算发动另一次针对皇帝的“政变”已成定局,而且可能还要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与会人员开始探讨用怎样的方法,将溥仪尽快安全地撤到使馆区避难。但反复讨论,总是不得要领,会议只好不欢而散。这时,清宫中许多办事人员已看出了不妙的局势,纷纷躲藏和逃之夭夭。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更是星夜避往天津。以后几天,摄政王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们开会,而与会者不是夸夸其谈,异想天开,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个紫禁城呈现出孤独凄凉、鬼气阴森的景象。那些为瑾妃的丧仪办理物品的男女,身着孝服恍惚不安地游来荡去,越发增添了几分紧张和不祥的鬼气。11月4日,内务府大臣绍英突然跑到溥仪的住所报告,说原驻守故宫和景山 [1] 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全部被冯玉祥的军队缴械,即将调到北苑 ,听候改编。这一消息,使溥仪和王公大臣如雷轰顶,更加恐慌不安,再次商讨出逃的方案,但直到夜幕降临,仍是争吵不休,苦无良策。

几乎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借着寒冷的夜幕,飞快地驶抵南苑国民军司令部门前,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壁从车中走出,飞快地跨入大门。

居住在此处的冯玉祥正在客厅等他。此时的冯玉祥尽管没在内阁中任职,但谁都知道他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在段祺瑞尚未从天津赶到北京就任的这个短暂的空隙,民国政府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就是民国政府。

“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踱着步子,晃动着胖大的身子,极其轻松地说。

喘息未定的张壁愣了一下,半天也未想起这位民国政府的实际操纵者让他办的是什么事情。

冯玉祥看着张壁不解的神色,突然哈哈大笑道:“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嘛!”

张壁这才想起,原来是让他驱逐溥仪出紫禁城一事。此事冯玉祥曾经向他说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事一定要速战速决,一旦段祺瑞来京就难办了。你今晚就去找鹿钟麟、李煜瀛二人商量,明天一早就行动吧!”冯玉祥止住笑,一脸严肃地说着,张壁点头答应。

1924年11月5日晨,溥仪和臣僚们日夜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四十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正在吃苹果的溥仪听到太监跑来报告,手猛地一抖,半个苹果掉在了地上。站在一旁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见溥仪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便急忙说道:“皇上且安歇,我去应付。”遂转身向外奔去。

见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二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 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

中原大战时,鹿钟麟任冯系第二、三、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率西北军26万人进入河南反蒋

“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绍英望着鹿钟麟一脸的严肃,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摆摆手道:“你们等等。”转身回宫向溥仪报告去了。

溥仪听说鹿钟麟马上就要逼着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对身边的臣僚们说:“这,这可如何是好?!”

众人面面相觑,亦无良策可献。最后还是郑孝胥出了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请摄政王、庄师傅来宫议事。”

“电话线早被割断了。”一个臣僚说。

“那就派人传谕。”

“紫禁城内外军警密布,已出不去了。”绍英哭丧着脸回答。

鹿钟麟及清室代表绍英、宝熙检查永寿宫

郑孝胥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沉思片刻说:“那就采取缓兵之计。”

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又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从景山府视故宫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 花翎 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三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其实,历史曾不止一次地赋予过溥仪保住皇家威严的机会。那就是在他刚刚退位不久,作为民国政府总统的袁世凯,曾对溥仪劝说过,要这个处于黄昏中的小朝廷移居颐和园。但内务府的臣僚们却以颐和园围墙太旧、太矮,易发生不测,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等等为名加以拒绝。而那个鲁莽忠诚的辫帅张勋,竟不识时务地搞起了复辟,小朝廷竟又回光返照般地接纳了复辟言行,这就决定了溥仪在国人面前失去信用的同时,也为这次被逐出宫埋下了无法辩驳的祸根。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不止一次地劝溥仪,让其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以便履行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尽管由民国临时内阁单方面修改的优待条件中,有溥仪可自由居住的条款,但这个自由却有限度地只许他搬到他的出生地——醇王府,除此则别无选择了。

就在溥仪携家眷赶往醇王府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听到了消息。在他的通风报信和努力下,驻京的日、荷、英三国公使,亲自前往新就任的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交涉,要求了解有关紫禁城的消息和保证溥仪以及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廷总长态度傲慢地说:“这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并非国际关系,外国使馆无权干涉。”但三位公使却也强硬地反驳道:“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有权使自己相信皇帝并没有受到残酷的对待或侮辱,并把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将看作是不愉快的事。”双方在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直至王正廷保证溥仪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或发生危险时,三位公使才起身离去。

王正廷总长的保证没有使溥仪打消半点顾虑,因为这时的醇王府周围已布满了国民军,岗哨林立,守备森严,大门外荷枪实弹的士兵更是如狼似虎地注视着院内院外的一切动静。这一切使刚刚到达的溥仪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沉重,他在屋里不停地走动,开始思考着逃出这座监狱般王府的计划。

溥仪出宫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居住在天津的前清遗老们大为震惊,急忙召集会议,决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曾最早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过导致溥仪退位和草拟清室优待条件谈判的南方实力派人物唐绍仪,对记者发表了言词激烈的谈话:“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玉祥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北平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在致王正廷总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坚认退位协议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和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修改或废除,并坚认冯玉祥采取的方法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讨厌的行动”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段祺瑞和在奉天的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擅自逼宫,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但社会普遍的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璧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 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的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注释

[1] 景山:明清两代的皇家苑囿,位于北京神武门外旧宫城之背,紫禁城中轴线上,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堆筑完成,用以威镇住前朝元人的王气。初称万岁山,俗称煤山,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改称今名。山团长二华里,全园占地二十三公顷,山上五峰,主峰高四十三米。山东麓传为明崇祯皇帝自缢处。

山后正中有寿皇殿,为清代敬奉先帝卸容之处:东北有观德殿,与寿皇殿同为清代皇帝之殡宫。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景山对外开放为公园,现寿皇殿及山之西北角移作北京市少年宫活动场所,其他部分仍为景山公园。 vr47UTE6iQErbR+946PifdviC/fCekXbew50ph2qx7GbpUPCNw3uGtfZG91G2y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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