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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二百多年前建立的秦帝国，犹如明亮的流星划过茫茫夜空，照耀苍穹，辉映大地。但是，它稍纵即逝，留给后人的是太多的遗憾。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创建秦王朝，在华夏大地上才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而他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及维护封建政权的一系列措施，同样对后代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柳宗元论及秦实行郡县制时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近人章太炎评论秦始皇的功过时，也肯定“其法式诒于后嗣”。我们仅以“百代都行秦政事”而言，就足以看出秦王朝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了。
秦虽然起自战国七雄而消灭六国，但只经过了15个春秋，终为汉所取代。其兴亡之速令人惊叹，其物质文化面貌呈现出来的也是一团扑朔迷离之态。那么，长期以来，秦史的研究仅凭借一部《史记》及其他零星材料，沿袭着“汉承秦制”的比附观念在团团转，终难有大的成果和突破。即便是研究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舞蹈、冶金、机械的专题性著作，当谈到有秦一代时，或者列举几则历史故事了事，或者一并于汉算作交待。总之，摆在学术研究界人们面前的秦史，仍然是一迭迭有待破解的历史密码。教科书上留下的，同样也只能是一页空白。
20世纪70年代初期，天赐良机，考古发掘给秦史研究注入一股活水，出土了不少珍贵的书简和实物资料。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等考古资料相继面世，部分地为我们揭示了秦汉时代法律文书、政治制度、生产状况、社会生活、军事关系的概况。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在春秋战国秦都城（雍城、咸阳）与墓葬考古相继取得重要进展之际，更可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它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口，使人们从这里窥知早已沉埋在历史底层的秦文化真谛。浩浩荡荡的秦俑大军映现出兵强马壮、气吞山河的雄姿，仿佛使秦帝国一下子给复活了。世人惊叹莫名，上自国内外的国王元首、政府首脑，下及普通百姓，纷至沓来，以一睹这支地下军团的风采为快。同时秦俑也走向全球五大洲，接受检阅，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的共享财富。
人们之所以对兵马俑兴趣不减，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为秦帝国、秦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依据。由此，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将其看作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英国考古学史专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考古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上说：“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他还特地把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彩色照片印在封面上，作为他一生中最后一部概述考古学史的纪念。秦俑获得世界史学界的厚爱与瞩目，正是其学术地位日益被肯定的结果。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后，就地建立了遗址性博物馆——秦俑博物馆。随即由陕西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坑考古队”转入正式发掘工作。伴随着秦俑二、三号坑的发现及始皇陵园诸多遗址、文物的面世，按情况说，考古队的发掘清理、资料整理及计划研究等工作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内部无知的领导、工作步骤的混乱，以及由此引起外界的干预，竟使考古队处于时续时停的“半瘫痪”状态。面对上级业务领导部门的追究，秦俑考古队的负责人，既不认真检讨过去的工作方式，也不对深层的开拓提出可行性意见，而只是喋喋不休地夸耀着早期取得的那么点成绩。这就为以后发生不正常的问题种下了祸根。
秦俑所带来的苦与甘、悲凉与辉煌，正因为我是个中人，体会似乎比驶顺风船、搭乘便车或坐收渔利的其他人更深一些。其中是否也含有中国人别有的文化特质？恐怕就是我们谁都明白但又不愿回答的问题。
我直接参加秦始皇陵地区考古工作近14个年头，具体地说：从“秦俑考古队”到“秦陵考古队”两大阶段中，秦俑浮上来了，我却长期沉在底层，不得翻身。1976年，我从秦都咸阳工作站抽借来参加秦俑馆的筹建。一年后，我即转到陕西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坑考古队”。作为一名考古队员，我参加了秦俑二、三号坑的试掘和测绘；接着正式发掘一号坑，随后参加编写秦俑一号坑考古报告，我独立完成“兵器”等章节的写作。由于陕西省文管会的“秦俑坑考古队”领队没有科学发掘知识，违犯田野操作规程，管理工作混乱，在1979年全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后，中央接受了夏鼐等16位专家的报告，停止发掘秦俑，检查总结。从1985年7月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组建了“陕西省秦始皇陵考古队”，并由我担任常务副队长，全面主持秦始皇陵区考古及开展秦俑一号坑的发掘。遵照省文物局［85］85、［85］66号文件规定，前后两个考古队的工作是阶段性的结束，并不存在接替的关系。因为一个属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个属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以前发掘的文物，彼此也不存在接交。我由于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故而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对人员组成、工作秩序都做了切实的整顿，并制定出“技术性规程”等制度11种。随之，1986年3月，就恢复了停工4年半之久的一号坑发堀。我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科学地发掘了5个探方，计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出土量可达到近一万立方米，发掘的陶俑近千件，还有更多的迹象与珍贵文物。这年的丰硕成果，相当于过去考古队4年工作的总和。特别是我们的科学发掘程序和严格有效的管理，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赞扬。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所领导也交口称道，认为是为陕西省挽回了面子。秦俑博物馆更是满意，因为我按制定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的协议，给他们带来了展览的方便和经济效益。
但是，好景不常，一场天外飞来的横祸终于将我击倒。1987年2月17日，原秦俑考古队隐匿未交给秦俑馆的“将军俑头”被盗，省文物局的主要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以便以“一贯正确”的形象在仕途上继续往上爬，竟阉割了原来的“政府文件”，吞食诺言，移花接木，在不经我本人核实问题的情况下，利用行政权力，突然下发了“处理”我的文件，并很快上报省政府及上级文物管理部门交差了事。我就在这有口不能辩、有冤不能伸的痛楚中，做了替罪的羔羊。官场的险恶与无耻，就在于某些人以中共组织合法的身份保护下，打着“组织”的旗号，用钱搭桥、钱权交易、官官相护，在幕前幕后导演出一幕幕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公然践踏人权的卑劣丑剧。当权者利用文物失盗制造冤案，在高喊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背后却迫害高级知识分子，在“世界第八奇迹”的秦俑现场制造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桩丑闻！时间过去了22年，也就是2009年，在一次朋友们聚会的宴席上，石兴邦先生（当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兼秦陵考古队队长）笑着对大家说：“当时，他们明白得很，知道丢失俑头的责任是杭德洲。王文清对我说：‘责任再追就追到省文物局了。算啦，他还年轻（指王学理），就叫他担上！’叫我别吭声，哈哈，第二年他就给了我个全国人民代表。”
面对权术，我能怎么办？1987年以后，秦俑工地停工，我也很少去。一晃眼20年过去了，当我每次“旧地重游”时，看到由自己主持发掘的秦俑狼籍地躺在坑下，似乎也听到了它们委屈的倾诉。只见隔上一段时间，秦俑馆就有人下坑扫除一下浮尘，这大概是向观众表示“还在工作”，是否含有不要太影响观瞻的用意呢？但这些对我都是身外之事，何须为他人担忧！只有一点是不可忘怀的，过去发生的不公平固然不可默认，但又无法，而在为人上、学术上岂可受小人之扰而一蹶不振呢？因为那不符合我的追求与做事的准则。学历史的人，更不应忘记“镜鉴”的作用。古往今来的先贤俊哲，有几人能摆脱政治所加予的厄运？他们在遭难中丢掉的是时间，是机遇，但人格却由此而得到了升华与尊重。当然，我宁愿失去升迁也要步正道的后尘而不悔。
在蒙冤两年之后，我再次复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从1990年5月起，由我兼任陕西省汉陵考古队队长，开辟了汉景帝阳陵陵园的大型考古工程。尽管汉俑坑的发现及其丰富的内容被称作是“陕西省继秦俑、法门寺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博得国内外的关注，但秦俑与始皇陵的课题研究并没有因冤案的延误和阳陵事务的缠身而中断。1994年，我的《秦始皇陵研究》（30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秦俑专题研究》（72万字，三秦出版社）和《秦物质文化史》（合著，53万字，三秦出版社）三大部学术专著同时出版。如果加上我在1988年出版的《秦陵彩绘铜车马》一书，可以说我的研究涵盖了当前秦始皇陵考古的三大课题。若算上我随之出版的《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专章把陵园视作都城组成部分的论述，想来我的学术贡献当是无愧于在秦俑坑待过的14年岁月！给看尽人情变化、世态炎凉的秦俑，终于留下了一块难以磨灭的“纪念碑”！因为今后秦俑的出土，只能是数量的增加罢了，其结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我主持发掘汉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初期，工作千头万绪，繁忙、困顿，但也令人振奋。这时，一位斯文沉静的青年突然来访。那就是后来以秦俑为主题写出《世界第八奇迹》和《复活的军团》两书的作者岳南先生。记得当初他还是某军事艺术学院的学生，时间是1991年4月4日，采访的内容是秦将军俑头被盗的责任问题。一开始，我以冷淡的态度响应之。因为在4年前那场弄权害义的肮脏“处理”事件中，有人曾大书特书如“报道”、“纪实”、“专访”的文章在多种报刊杂志上登载，胡说什么考古队工作不认真，上班时在坑里睡大觉、谈情说爱，秩序一塌糊涂，这种无耻的捏造事实，源于官官相护，也就颠倒了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甚至有人已经撰好剧本，即将搬上影视银幕。但可惜的是，这些趋之若鹜的文字工作者舍不得花时间采访我这些被冤枉的当事人，一味听信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编造的谎言和谬论百出的文件，然后大加演义胡诌起来。他们既捞了名，腰包里又赚满了稿费，对于自己崇权、谄媚的一支毒笔所造成的影响是概不负责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一向轻视此类文章，也不愿理会趋炎附势的“采访者”。自然，对岳南的突然来访也提不起兴趣来，直觉地认为他只是换个手法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罢了。不料他穷追深究地发问，才使我看到他是位有正义感而严肃好学的热血青年。尽管我尽情倾诉，以无可辩驳的根据，第一次面对第三者，挞伐既犯错误又死要面子的省文物局领导，但对所谈的结果是不敢寄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写过30次申诉，有如泥牛入海。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从行政业务到纪律检察，虽有上级的过问，但都被省文物局蒙骗了过去，而现在我们的谈话也不过是借机一吐胸中的块垒而已！
5年过去了，草木几度枯荣，而权势即理、赃官显贵、臧否由人的局面并无什么改观。所以，我想吁请“平反秦将军俑头被盗之责任冤案”的要求，在忙于自己学术研究的情势下，也就深埋心底了。突然，接到岳南来自北京的信，问及我对冤案的态度，方知他工作的着落，也明白了他内心有着一架衡量是非曲直的天平。对这样一位不随波逐流、敢为人民喉舌的青年作家，我怎能不肃然起敬呢？由书信往来，随着相互了解和情感的加深，我看到他的艺术才华和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也正为后者是一个作家起码应具备的品德，我就把自己多年来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及铜车马等研究的著述成果毫无保留地相赠，作为他写作时参考与借鉴的一部分。没想到，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复活的军团》一书就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捧着相赠的一本新书时，一口气读了下来。那故事起伏多变、叙事顺畅自然，真使人感到欣慰。
《复活的军团》比之岳南先生前此出版的《世界第八奇迹》一书来，内容更加丰富精彩，读后益智，受教匪浅。概括起来，该书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固然常见，但作者能独辟蹊径，对秦俑的发现、发掘、建馆、展出、接待、社会反响、陵园布局，以及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存在的问题等等，都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这就使读者明白事件的情由、结果及二者的必然关系，还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在书中作者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同那些趋势附炎、隐善扬恶、小题大作、颠倒历史、编造事实的文章有着根本的不同。岳南不愧是岳南，自有其一贯的文风。他的书能不断出版，深得读者喜爱，正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好说明。
第二，结构严谨，文笔生动，语言流畅。作者把散见的、未见的、鲜为人知的一件件事情经过取舍，巧妙安排，做到环环相扣而又有机地联系。平凡事故事化，赋予趣味，引人入胜，是岳南的作品让人竞读为快的原因之一。
我不能断言《复活的军团》是岳南创作生涯中的顶尖作品，因为他的潜力无穷，未来仍有广阔的前途。但就这部书而言，我可以肯定它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发掘数十年来，在所有描写这个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当属最具体、最生动、最深刻的一部巨著。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我的孤陋寡闻，也非他人的偏见，就接触到的那些“一边倒”的所谓“纪实文学”、“访问录”、“自叙”等作品，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
我作如是说的根据，就在于岳南先生热爱生活，对现实的存在饱含着激情，因此能追寻历史的真相，将满腔的正义感诉之笔端。其次是他具有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再加之肯于吸收、借鉴各方的学术研究成果，而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文史结合的作品，自然就较他人高出一筹。总之，这些都是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的外在表现。
透过《复活的军团》一书，岳南先生不但让古老的秦帝国在自己的笔下复活，还重塑了那段逝去不久的考古岁月，使得这部作品更具文学和艺术的灵性，读后备感亲切与激动，令人爱不释手。在此，我谨以敬佩之情写出如上一些文字，也算是向读者朋友的推荐之言吧！
何三坡
1997年9月28日于古城西安稿
2010年10月1日再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