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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岁末，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岳南、商成勇两位作者，带着他们合作的新著《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的样稿，来到我在北京的住所。由于我曾负责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工作，了解一些情况，他们便将书稿给我留下，嘱我在看了后，写一篇简短的题跋。岳南先生并赠送了此前他和别人合著的以考古发现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专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以作参证。可能是专业意识的条件反射，这些著名的考古史迹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嘱托。
《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将要在1997年初出版问世，我屈指一算，正好是法门寺地宫珍藏重见天日、佛指舍利再度面世十周年，以法门寺地宫珍藏为本事的长篇纪实文学专著，能够届时出版，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它不啻为佛骨面世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参与其事的一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我仔细地将书稿阅读了一遍，被文中那引人入胜的描述所吸引而不忍释卷，这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它是以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为依据，以佛指舍利面世及有关事件为主轴而展开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它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繁浩、情节曲折、意境深邃而画面优美的长轴画卷，刻画出别开生面的大千世界的众生图景，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
书中丰富的内涵和优美的描绘，使人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法门寺地宫发掘前后的情景，一幕幕、一件件尽在眼前……
法门寺是中国佛教祖庙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佛教世界也有极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名寺中，它又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寺院。民间曾流传着有关它的一些神奇的传说，它更因一台《法门寺》戏曲的流传，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寺院地宫中珍藏的那些凝重的国宝，却鲜为人知。直到1987年清理塔基时才显耀于世。
法门寺始建于汉魏，舍利珍藏于四门方塔中。明时，方塔被毁，在原塔基础上建起了十三层八角砖塔，称为“真身宝塔”。所谓真身，也就是藏有佛指舍利的意思。经过千余年的风风雨雨，真身宝塔成为法门寺保留下来的最显著也最久远的标志。可惜，因年久失修，水浸、地陷，塔基倾斜而于1981年8月24日，西半边崩塌。当时印度新德里电台最先向世界作了转播，在海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余东边半个塔，抗风冒雨达5年之久，终于腰弯体残，难以久持，于1986年也随之坍塌。1987年为了重建宝塔，陕西省政府决定对塔基和附近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在清理塔基的过程中，发现秘藏珍宝的地宫，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在孙达人副省长的主持下，成立了法门寺考古队，由我担任队长，调集省考古所和宝鸡、扶风市、县文物人员，并从北京请来一批专家，聚集法门寺。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终于将这批珍贵文物完好无损地整理出来，并保存于安全的仓库之中。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唐文化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其品种之多、规格之高、工艺之精巧，均属世之罕见。特别是那秘藏千年、历经“三武”之祸而保存下来的四枚佛指舍利，堪称世界之宝，引起了佛教世界的轰动。这批珍贵文物史料，对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极大的历史科学价值。
这次法门寺地宫的最后开启，使沉睡了一千余年的珍藏、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指舍利和上千件李唐王朝供奉的奇珍异宝，以“不二于世”的历史地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法门寺地宫发现之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珍贵的历史文物与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学界的好古敏求之切与佛界笃教信佛之诚互为表里。一方面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使这一旷世名刹及其宝藏，成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和城乡间里的男女信士观瞻膜拜的崇高殿堂和圣地。八方来风汇聚于此，涌起一股盛极一时的法门热潮。
从1987年地宫开启到1994年曼荼罗坛场建成开放，前后在北京和西安举行了四次文物论证会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大型文物展览，在法门寺召开了三次大型的与法门寺文化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即法门寺文化、佛教文化和唐茶道文化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外在历史、文化、宗教、考古、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著名学者赵朴初、周绍良、季羡林等数百人次。赵朴初先生特为法门寺地宫和佛骨舍利写了赞记和颂辞并刻石字碑以铭宏志，季羡林先生提出“法门学”命题，以深入扩大研究问题，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欢聚一堂，共襄盛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个地区、同一学术领域，举行学术会议之多，档次之高，参加人数之多，全国尚无出其右者。足证法门寺发现意义之重大，其影响之深远、凝聚力之强大矣。
法门寺地宫的重大历史发现，其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人类创造生生不息、迁移积聚而形成的文化源流上，这便是佛教世界至高无上的圣物——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所体现的佛教在中国以及在东方迁转流复，人类智慧与精神相互融通的历史画面。自佛典记载印度阿育王向世界各地散施佛祖舍利以弘扬佛法以来，法门寺在华夏文化的历史长廊中有三个关键时期，这便是：第一，元魏二年拓跋氏统治集团开启塔基，供奉舍利弘扬佛法，法门寺名声大振，始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第二，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敕命开启地宫，尊奉舍利，其后宏建地宫，旌表佛塔，扩充寺域，御令广度僧尼，帝后下发入塔，八位皇帝七次迎送佛指舍利，法门寺便成为有唐一代的皇家寺院；第三，1987年4月8日（夏历）佛诞日，第一枚佛指舍利面世，“法门寺热”越洋过海，遍及宇内。从这些发展过程看，法门寺佛指舍利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已把佛指舍利及其教义从佛教领域推进到中华民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融合的最高代表的地位。两位作者正是从整个历史角度来予以处理，让过去千年的历史文化大放异彩，并为社会祥和进步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自然，本书的特点还不止这些，由于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史学造诣，加以他们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而练就的特有的观察问题的敏锐目光，不时地反映出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见解和看法。如法门寺兴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历史沿革的探讨，对唐代迎奉佛骨现象的研究评估，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代内库制度的关系，关于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关于法门寺文化的概念和内涵等等，甚至对我这样一生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都不无启发。
在佛教文化方面，作者对法门寺的命名、唐代佛指舍利的供养与法门寺、法门寺与佛教宗派以及与密教的关系等等，都给予了新的客观评价。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作品，既有广泛的包容性，亦有相当的深刻度，如果把这部作品看做是法门寺地宫发现十年来最具体、最出色、最全面、最优秀地描述这一事件的作品，并不为过，而它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也应是意料中的事情。
《万世法门——法门寺地宫佛骨再世之谜》所以能如此成功，这要首先感谢作品的创作者岳南和商成勇先生，感谢他们的辛勤耕耘和为民所急的奉献精神。
在我们考古工作者中常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我们发现的物质文物转化为精神财富，再回归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以最大发挥它的时代效应和社会功能。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和经验，我们从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中找到了知音和友军。纪实文学当是最好的传导形式。用岳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淹没在历史尘烟中的那种神秘莫测、风云变幻的古老世界，来了解组合那残缺的历史瞬间的真实，思索寻觅蕴涵在中国几千年古文化中的精髓”，以文学的笔锋，剔开那“岁月沉积的覆盖层，让隐没的历史透出几束亮光，让今天的人们窥视文明的曙光”。而且他们的著述，已成功地达到了这个境界。他们不仅有为世之志，而且有益世之功。他们洞悉世情，了解民意，能急民所需、应民所求，能最有效地把他们辛勤耕耘而丰获的精神文化作品，输送给广大读者。我们考古工作者可以提供最优质的第一手材料和原始半成品，经过他们文学化的再制作，以他们创造性的智慧和妙手匠心，制成各种各样的适合各个阶层人们需要的精神食粮，择其当今读者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深入浅出地、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使大家共同尝到古老文化施给我们的恩泽。
瑾为此跋
1997年1月12日于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2011年5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