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由于供奉的佛骨舍利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它在中国佛教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门宝塔和法门寺院也随着历史的沉浮、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的喜好憎恶经历了它的兴衰荣辱，升降沉浮。从东汉之后到明代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的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刀光剑影中，法门寺先后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致命的洗劫，每一次洗劫，都使宝塔和寺院变成一片废墟。关于这一次次洗劫的前因后果以及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连同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故事，待我们以后慢慢叙述。现在，我们讲述的则是关于法门宝塔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后来这个不算太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

大明隆庆二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沉浸在细雨迷漾中的周原大地，突然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大地震。顷刻之间，“川原坼裂，郊墟迁移，山谷鸣响，水涌沙溢。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摧圮。三秦八百里广袤阡陌，或壅为岗阜，或陷作沟渠”。就在这次大地震中，法门寺傲然挺立的四级木制回廊式释迦牟尼真身宝塔，瞬间变作一堆断木瓦砾——这座在东汉桓帝年间，由西域高僧安世高亲自设计、监工筑造的宝塔，一千余年来，虽然经历了四次致命的洗劫，但都随着朝廷更替和时代的转换，又奇迹般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并神态安然地俯视着周原大地。只是，今天，面对它又一次遭到突如其来的厄运，法门寺僧众和四方百姓无不为之惊愕和悲叹。

两个月后，刚刚从大地震的灾难中缓过气来的僧众和周原父老，立即修表奏报朝廷，要求重建宝塔。

奏表经过层层传递，终于到达大明王朝的九重深宫。遗憾的是，位于北京皇城的这座九重深宫，迟迟没有传出半点信息。

在奏表上报朝廷四年之后的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刚刚36岁的隆庆帝朱载垕病入膏肓，第二天便驾崩于乾清官。

这一年的六月十日，年方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登极，改年号为万历，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由于万历皇帝登基的顺利成功，法门寺宝塔也开始迎来了重建的契机，尽管这个契机要在七年之后。

七年之后的这个契机，主要来自于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

李太后于大明嘉靖年间入宫，当时充当着被称做“都人”的一般宫女的角色。她命运的转机是后来被分配到裕王府里侍奉嘉靖皇帝的第三子朱载垕，由于她出色的姿色和聪颖的智慧，使太子朱载垕对她大有好感，常常留在身边侍寝，并很快怀了身孕。在她19岁时，生下一个男孩——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少年朱翊钧登基称帝后，李氏被尊为慈圣皇太后，在朝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是由于早年丧夫的缘故，大权在握的李太后逐渐信奉起佛教，开始了崇佛好佛的举动，并发布号令在京城内外修建起一座座寺院。多少年后，人们仍然可以从北京阜外八里庄的慈寿寺及永安塔、高梁河畔的万寿寺、宣武门外的长椿寺等存留的建筑中，看到当年李太后崇佛的踪迹——那是她留给后世人类的纪念。

由于李太后的好佛，朝中的王公大臣们颂扬她是慈悲为怀的大善人，宫女太监们则称她是菩萨的化身，并尊她为“九莲菩萨”。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重建法门寺的奏表才开始在九重深宫有了动静。万历七年（1579年）春，在李太后的影响和干预下，这位年轻的皇帝终于下诏重建法门寺宝塔。

朝廷的御旨像秋后的一片落叶，在它离开那棵古老的大树后，就无足轻重了。而在秋风的吹动中飘飘悠悠地落于法门寺时，依然没有引起强大的震动。因为除了一叶干枯的黄纸和黄纸上那几行苍老又毫无血性情感的黑色文字外，再也没有哪怕是半两银子的支持。

但是，对于法门寺众僧和周原父老乡亲而言，这些已经足够了。

对于一个昏庸无能、贪酒好色的皇帝和一个腐败至极的朝廷官僚集团，还能指望他们怎样地支持和庇护呢？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法门寺历来是国家的寺院，是皇帝本人名下的财产，要在这片废墟上建造宝塔，自然要经得皇帝本人的恩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生活在法门寺周围的古周原的父老乡亲，他们才是最直接、最伟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宝塔的拯救者。这些有着华夏民族美德、青史流传的周原父老，他们的骨血里无不荡漾迸射着文明的琼浆和人性的光辉。

建造宝塔的最初行动拉开了帷幕。在官僚政府分文不给的情况下，法门寺外不远的宝塔村较有威望的信善之士党万良、杨禹佐等人，勇敢地站了出来，策划权衡，设立捐资库，号召四乡八邻捐资献产，修建宝塔。四百年后，当宝塔再一次被大自然摧毁时，他们的后世子孙又一次站出来力主倡修，并为法门地宫的开启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这自然是后话，暂且不提。

由于木式结构的宝塔有着容易被焚烧和腐蚀溃烂等弱点，自唐代之后，宝塔的修筑渐渐地由木式结构转变为不易焚烧和腐朽的砖石结构，这种结构形式由于有着许多木式宝塔所不具备的优点，所以当历史发展到明代时，已被广泛采用，而木式结构的宝塔就自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周原父老、王公贵族、天下居士 纷纷出资捐产，法门寺宝塔的修筑拉开帷幕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宝塔的建筑格局。对于建筑风格、规模、形式等问题，理当慎重思考和选择。经过党万良、杨禹佐和法门寺僧众的一番讨论，决定张榜天下，招聘能工巧匠设计宝塔图形，从中择最优秀者录用。

榜书贴出，一时应召者云集，天下能工巧匠深知这是积德行善，也是名垂青史的好机会，便绞尽脑汁，拿出平生所学本领，设计宝塔图形。众多工匠各显神通，有的设计成雁塔形或四棱形，有的设计成方形，有的设计成五棱形，有的设计成坛形。一幅幅图样形态不一，各有千秋，但都似乎缺少点什么，不能令人感到尽善尽美。突然有一天，一个70多岁的古稀老人拿着自己设计的图样前来应召，当他把硕大的图稿打开时，众人大惊，无不拍手称奇。只见老人设计之宝塔，共分八面十二层，下有庞大的塔座，座上宝塔高达一百二十六尺。第一层为南开塔门，取意为天宫南天门，上书“真身宝塔”四个大字；东面与日出相映，取意“浮屠耀日”；西边与余霞相衬，取意“舍利飞霞”；北为“美阳重镇”。第二层为八个横断面，每面各刻一个大字，顺次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字，使芸芸众生时时想起创造周易神卦的先祖和天地宇宙相通、相融、相合的亘古真理。从第二层往上，每层又设八洞佛龛，全塔共设八十八洞，每洞置铜佛像各一尊，共计八十八尊。而十二层八面八十八个佛龛，分别代表了佛教中十二因缘、八正道和八十八个金刚罗汉弟子。在每一个层面的上方，都修有奇巧精细的八面飞檐，檐角各悬铜铃一枚，塔顶设钨金葫芦宝顶一丈八尺，若日光映照，自是金光灿烂，气势恢宏神奇……众人看毕，在赞不绝口的同时，又对如此磅礴辉煌、气势冲天、设计精巧、用工细腻的稀奇宝塔能否建成心中无数，疑虑之色溢于面庞。

古稀老人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慢慢说道：“我从8岁起就跟随家父外出学习建造房屋和庙宇，算来已六十余年，修造房屋寺舍无数，贱民虽无技术经验，道业尚浅，但这座宝塔图样，乃是我平生走南闯北，集万家之精华研究设计而成，若照此修建，保证万无一失，为保证我的诚意和所说之言，在佛祖面前，请允许我割发铭志。”老人说着，先是在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像面前跪拜磕头，然后从包中掏出利刀，将一绺长飘的白发割下，交予法门寺长老，以示决心。众人见老者如此挚诚持重，便渐渐打消了顾虑，开始和老人攀谈研究起来。

这位前来应召献图的老人，名叫王志蚌，西蜀人士，乃一代能工巧匠，其声名遍及大江南北。他手下的徒弟有数百人散落于民间，都是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当时许多有名的建筑图样都出自他和众弟子之手。

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修筑宝塔的主事者们在确知此项设计可行之后，便命王志蚌老人为建塔技术总管，招募工匠、土木杂工近千人，开始了法门寺历史上规模最大、用工最多、时间最长的筑塔行动。

王志蚌老人率领工匠，以对释迦牟尼佛的虔诚之心和对周原父老出资捐产的感念之情，冒酷暑，度严寒，披星戴月，修建宝塔。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有序地进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宝塔的第一层将要修成时，关中大地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八百里秦川因为久旱无雨，变得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当初修筑宝塔的捐资捐产渐渐耗尽，最后连修塔的砖灰原料都发生了困难，待第一层封顶时，只好勉强用砖块瓦渣添补。在这种情形下，修塔的发起者和决策者们，只好再次向众居士和善男信女们发出紧急告示：“法门寺修砖塔，头层已满，缺少二层砖灰，望八方居士、善男信女舍资财共成圣事。敬告。”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修塔的艰难，这个告示的内容被刻在几块方砖上，修进了一层宝塔之中。四百年后，宝塔崩裂，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了这历史记载中的铭文告示，增加了这个事件的真实证据。

告示尽管发出，但已不像当初那样有效了。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后，连续的干旱，使关中百姓家无充饥之食、御寒之衣，吃饭穿衣都成为严峻的问题，怎有供奉之财捐出。有些居士深感过意不去，竭尽全力，几乎倾家荡产，才换来几个铜板和几块方砖，其情其景尽管动人，但总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万般无奈中，党万良、杨禹佐和法门寺僧众，决定再次上表朝廷，以求支援。而此时的万历皇帝，正在招揽天下工匠，搜集四海之财，于十三陵地区的大峪山下修筑他的寿宫——定陵。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财力不足，以及围绕这个陵墓展开的臣僚争斗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已使这位年轻昏庸的皇帝大为头痛，并一度出现了罢朝的现象，哪里还有精力和热情去关心法门寺宝塔的修筑。党万良等人的上表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迫于窘境和无法扭转的天时，法门寺宝塔的修筑工程不得不宣告停工。

春去冬来，日月递嬗。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周原父老在焦灼地等待风调雨顺的时日，等待好年景的到来。终于，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也就是法门寺宝塔动工修建的十年之后，大旱才真正地结束，关中父老在久旱之后的甘霖中，开始播种、收获，舒缓一下那早已骨瘦如柴、全身疲惫的身体。而此时的法门寺，早已是荒草凄凄、衰败不堪了，就连修成的宝塔一层的台面，也已长出了几尺高的树木，成为一个颓废的砖土堆了。

尽管如此，周原父老仍旧没有忘掉法门寺宝塔的修筑，他们的内心情感如同冬日的野草，一旦遇到适宜的春天，便开始萌动，开始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在一个好年景刚刚到来的时候，才稍得到温饱之时，他们便旧事重提，再度倡议捐资献产，修建法门寺宝塔。

借助这次人们对修塔的热情与渴望，也许应该就此探讨一番释迦牟尼所创立的这派宗教，是如何使华夏民族的心理转轨并演化成一种宗教精神的，或者说这个民族是怎样把自己的生命跟佛教寓言式的教义融合在一起的，但这毕竟又是一个大的理论范畴，这里还是将这个议题暂时放置起来，去叙说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个悲壮而神奇的故事吧。

故事的主人翁始终没能留下姓名，历史记载的寥寥数语中，只说他来自西蜀，是一位鹤发童颜、面貌和善的老迈居士。他原本是来法门寺瞻礼朝拜的，但当他跋山涉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来到之后，看到法门寺这块自己向往已久的圣地变得衰败不堪时，不禁伤心落泪，而在伤心落泪之后，他加入了募捐的队伍，并在释迦牟尼像前跪拜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倾尽心力行乞化缘，为重修法门宝塔尽一佛家弟子之力。

年迈的西蜀居士悄悄地离开了法门寺，在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苦思冥想和痛苦抉择后，他从乡村找来一条丈余长的粗壮铁链，然后在自己暂住的一间破屋里备了一瓢石灰，将一根锋利的两头尖的铁锥，一头镶在木桩上，一头横端向外。当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他将裸露的肩胛贴向锋利的铁锥，随着微微下蹲的身子猛一用力，铁锥嵌进肩胛，鲜血骤然喷出。他一闭眼，一咬牙，再一用力，肩胛已被铁锥穿透，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当他在肩胛的另一端确切地触摸到铁锥已经露出后，便猛地一侧身，随之抓过那条丈余长的粗壮铁链，插进了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待他将铁链在穿透的肩胛骨上打成死结，一瓢石灰倾覆而上之后，已成为血人的他昏死在一堆烂草之中……

半个月后，这位年迈的西蜀居士，便开始出现在关中的乡野田畴官府农家。他血肉模糊的肩胛，拴着丈余长粗壮的铁链，铁链由肩胛垂坠下来，拖于黄土风尘之中。西蜀居士手端铁钵，缓缓而前。关中的黄尘古道，留下了他血迹斑斑的脚印，周原的乡村农舍，萦绕着他沙哑执著的乞讨之音。风雨飘摇中，他那瘦削苍老的身影，坚韧刚毅地挺立在周原大地。每当疼痛难忍、血汗淋漓之时，他便在心中鼓励自己，要像当年许玄度那样，不惜洒尽热血，以示对佛祖的虔诚之愿。

西蜀居士的横空出现以及奇特的化缘方式，在使关中富豪商贾、平民百姓大为惊骇的同时，也为他那至诚痴迷之心感动得泪水涟涟。四方豪门、八方百姓，不惜荡尽家财为之献资捐款。西蜀居士以超常的意志和鲜活升腾的血性光辉，征服、照亮了万家百姓的心灵，而他本人也因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时隔四百年后，人们仍能从镶嵌在法门寺正殿西墙内一块高83厘米、长129厘米的明代碑刻上，读到这样一首颇具佛理和文采的诗句：

法门寺，成住坏，

空中忽起痴僧债。

百尺铁锁穿肩筋，

欲与如来增气概。

增气概，尔毋苦，

好待当年许玄度。

这块铭文石碑，是为纪念这位在修塔中功不可没的西蜀居士，也用以昭启后来者。关于此诗的作者无据可考，有研究者认为是明代当时的思想家李贽 所题，但从李贽的生平来看，跟法门寺似乎无甚瓜葛，他本人也没有到法门寺游访的痕迹，此说不太可能成立。也有传说此诗为居士自题诗，似乎有些道理。从字意上看，此诗确系悟知佛理的人才能作出，在语句没有标点，只凭语气断句的古代，读诗者全凭悟性，才能将诗的真正韵味领会于心。而今天很多人读到此诗，认为难于标点，其关键的地方就在“成住坏空”四个字。

“成住坏空”是佛学中的一个术语，即佛经上所说的“四劫 ”，也就是指成劫、住劫、坏劫、空劫。劫为时间的量词，一劫又称一增减。成、住、坏、空都各有二十个增减，其中初一增减时间的长短，相当于自初禅天下至地狱界，次第成立所经历的总数。其余十九增减相当于自光音天（又称光净天）有性次第降生，至最后无间地狱生有性一人。所有成劫中的二十增减，相当于器世间和有情世间之相继成立所需的时间。住劫说的是器世间与有性世间安稳存住之时，其时间长短也有二十增减。坏劫亦为二十增减，其中前十九增减为自初禅天至地狱之有情各随其因业，或者出于二禅以上，或者迁移于其他界，直至不剩一人为止，最后一增减发生大火灾，荡尽初禅以下，即有情世间坏尽荡灭的全部时间。空劫，即有情世间坏后，空无一物，也有二十增减……

抛除佛教中令芸芸众生感到玄妙难测的文字和算数，诗中的“成住坏”所指的应是，佛祖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自兴建至损坏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演变过程。而“空”则是指宝塔已崩塌，不复存在之意。

我们不再对此诗的作者进行更深、更具体的考证，不论这诗的作者是谁，诗和石碑本身的存在，就足以让这位西蜀居士声名不朽，在天之灵得到慰藉了。

当然，这里应该补充或者早就应该交待的是，关于塔下那个神奇的地宫，以及地宫中那扑朔迷离的一切。

已经发黄的《扶风县志》曾有这样一段关于法门寺的记载：

明隆庆中，木塔崩。启其藏视之，深数丈，修制精工，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

这段白纸黑字的文字说明，塔崩之后，工匠们在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地宫并窥到了地宫中的异常物体。

按照推理，在当时的场景下，能够“启其藏视之”，也就是亲眼看到地宫中物体的人，绝对是极少数。而更多的人说法门寺宝塔下有一口神井，井中有金船，船上有宝物等等，显然是“亲视之”的圈内人将秘密外泄之后，民间百姓添枝加叶的传扬。这里要附加说明的是，关于宝塔下地宫的一切秘密，我们暂且不加叙述，因为这时尚无一人下到地宫看个究竟，所“视之”的也只是一点外在的皮毛和心中的想象。这个地宫包括地宫中的一切秘密，要大白于天下，还要等近四百年的时光。我们叙述的，仍然是宝塔在这一时期的命运。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位西蜀大居士。当他来到法门寺时，宝塔的第一层已经筑成，显然没有人再打开地宫让他“亲视之”，而他本人对地宫中藏有佛骨舍利和宝物法器应是深信不疑，他从有幸“亲视之”或跟“亲视之”的圈内人周围的那些人中就可得到证实。不难想象，在众人都说塔下有佛骨的情景下，西蜀居士在深信不疑之后，遂产生了为佛祖做些事情以积宏德的打算，并以超乎寻常的虔诚和近乎自残的方式，开始了他乞讨化缘的旅程，也开始了一种向佛国世界靠近的惊心动魄的新的人生体验与追求。

当然，仅凭一个外来居士自残式的努力，无论如何也筹集不到建塔所需的巨额经费，在任何情况下，请别忘了人民两字。民众的力量才是最原始、最本质、最纯朴、最富创造力的感情积发。几百年之后，有位伟人就提出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的力量先于这位伟人提出的口号，在法门寺宝塔的兴建中开始了实践。不到半年的时间，关中民众所捐献的钱财，足以让宝塔屹立于周原大地了。

法门寺宝塔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又可以动工兴建了。遗憾的是，当年那位工程总管王志蚌老人已去世三年多了。

关于王志蚌的死因并不奇怪，在他开始指挥修塔时，已是古稀之年，这位为人憨厚、正直、技精艺湛的老者，在宝塔工程被迫停工待料时，仍未离开他所居住的法门寺旁边的宝塔村，并不时地到寺院来看看，祈求宝塔工程早日动工。但一年年过去了，眼见宝塔的底层架木渐渐腐朽，塔台砖渣多被风雨侵蚀，并已成荒草凄凄状，而饥馑的年景仍看不到好转的兆头，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天天衰老，焦急忧闷中，终于积虑成疾，不久便撒手人寰。

王志蚌死去了，法门寺宝塔的工程由其儿子王丙里继承父业，再度开始兴建。

王丙里以工程总管的身份，从四面八方招来了十年前参加修塔的师兄弟，并从当地招募杂工近千人，按照父亲当年的设计图样，火速动工。仅一年半的时间，宝塔已修至九层。此时塔身已过百尺，巍巍矗立，直刺云天。

正当法门寺众僧和周原父老为宝塔兴建的神速而拍手称道喝彩时，灾难悄悄地降临了。

这是一个细雨迷漾的下午，阴风搅拌着乌云，像一个阴险的幽灵，在法门寺上空游来荡去，看样子不闹出点凶事不会离去。巍峨高耸的宝塔顶部，已被阴风卷动的乌云笼罩和包围，咫尺之内不见人影，细细的霪雨没完没了又不紧不慢地下着，越发增添了一种不祥的征兆。云涛雾海中，几十名工匠在王丙里的指挥下，站在层层搭起的木架上，艰难地往塔的上部灌浆填沙，垒石铺砖。就在天将进入暮色之时，塔的四周传出了“咔嚓、咔嚓”两声木头断裂的响声，紧接着，整个木架发生了大面积倾斜。还没等上面的人完全明白过来，随着一声更大的响动，木架全部崩塌断裂，几十名高空作业的工匠，瞬间从云雾中摔落下来，担任总管的王丙里头朝下倒悬着摔在地上一块青石上，没容他叫唤一声，便血溅法门，气绝身亡。

王丙里的不幸遇难，使这支近千人的修筑队伍，失去了依仗的标尺，也失去了精神支撑，宝塔的修筑陷于一片悲观和混乱之中。面对此情此景，修塔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工，待想出万全之策后再作打算。

因宝塔从图样设计到具体修筑，都是王氏一家领衔挂帅，而那时建筑界也是山头林立、派别各异，各家门派的建筑风格及修筑方式，在关键地方都靠秘传，外人很难领会其真正要领和内在精神，倘照葫芦画瓢地修筑起来，哪怕其间有一点差错，后果亦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样的原由，修塔的决策者们在经过反复思虑后，决定请王志蚌的孙子，也就是王丙里的儿子王超领衔继续筑塔。

这年王超年方18岁，也已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他从8岁开始便跟着父辈学习建筑技术，并凭着天生的聪颖和超凡的感悟力，本领一天天朝父辈靠拢。待他长到16岁时，学业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而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和对事态发展变化的悟性上，已超过了他的父辈。年轻的王超，正是以这样的自身实力和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开始了王氏一门三代基业的封顶挂冠之作。

王超早就担心，随着宝塔的不断增高，搭起的木架难以承载不断加重的负荷，而最终将有崩塌断裂的可能。想不到刚修至九层，他的担心就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他在悲痛、震惊的同时，又感到迷惘。

宝塔当然还要不断地增长高度，而木架却很难再跟着增长，当一种形式运用到极致以后，继续运用下去的结果必然是个悲剧。悲剧已经发生，就不能不迅速转轨以图良策。

年轻的王超在受命领衔建塔之后，便走出宝塔村，来到长安。他要到外面的世界转上几十个时日，一来缓解因父亲遇难后自己心中的悲痛，重要的是了解、学习新的筑塔方式，以替代木架建造的传统模式。

王超进入长安城，来到大雁塔前，他围着宝塔转了几圈后，便开始询问住寺长老及当地居民，这高耸云天、气势夺人的大雁塔，当年是如何修成的。令他遗憾的是，无论是住寺长老还是当地居民，都称因年代久远，无人知晓。于是，王超又打点行装东出潼关，直奔五台山。五台山那气势恢宏的殿宇塔群令他眼花缭乱，激动不已，可惜的是仍没有人知道当年的修造之法。王超无奈，便择道返往中原，也许在那片华夏民族的发源之地，能解开心中的疑结。

青年王超风餐露宿，昼行夜伏，在中原大地上穿行，苦苦地寻访打探散落于民间的能工巧匠，渴望能得到高人的点化。这天，当他来到离衡山不远的一个村庄时，夜幕已经降临，望着前方黛色的山峦和天空翻卷的乌云，他知道大雨将至，便来到一户农家借宿安歇。当他跟这家主人闲谈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线索。这个线索断断续续地连接起来就是，在十年前，村中来了一位白发飘飘的长者，自称是木匠祖师鲁班的第五十八代孙，年轻时专门造房和打造木器，热爱佛事 ，号称大居士。此人见多识广，面目和善，平时不显山露水，确为非凡之人。老居士原为躲避饥荒而来，一年后去向不明。直到三年前，村中有人到少林寺去，在那里发现了他，此时老汉已成为住持和尚，并取法号为净空。

这家主人提供的线索仅限于此，对老汉的出身以及本领无法验证，但王超还是决定去会一会老人。他本来就想到少林寺拜访才路过这个村庄的，假如这位传说中的净空还在少林寺，相会也只是顺便之中的事情。

第二天，王超来到了少林寺，并真的见到了传说中的非凡之人净空和尚。只见净空和尚已有80多岁的年纪，头发眉毛全成白色，但身体健壮，眉宇间仍透着勃勃生气。王超来时，他正坐在禅房外笑哈哈地看几个十几岁的秃头小和尚用泥巴、树枝和石头建造着宝塔。这个宝塔确切地说是小孩玩的宝塔模型，显然，他们是因为无聊才在这里搭塔以消磨时光。

老人很客气地给王超让座，并听他说完了修筑法门寺宝塔的整个经过和遇到的难题，以及自己出门求师点化的心愿。老人边听边点头，但总是不肯说话。王超有些心急，见老人不说话，便不耐烦起来，有些无趣地将头转向前方。就在这时，他看到那几个戏耍玩闹的光头小和尚，已差不多将塔修成。细细看去，那宝塔虽小，却小得奇巧，小得合理，小得可爱。那八面造型中配筑的高翘的飞檐，透出一股大气、一股辉煌、一股令人心驰神荡的鲜活的魅力……王超看着，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正是法门寺宝塔的造型吗？更令他惊奇的是，此时宝塔尚未封顶，四周密密匝匝地用柴草棍儿横竖不一地搭成了林立交错的木架。王超喜不自禁，正要起身向前看个究竟，却见一个小和尚转头问道：“师傅，宝塔太高，木架不能再用，那砖瓦泥土如何运上去？”只见老和尚微动双眉，轻声说道：“尔等真是好生愚顽，遍地黄土，要木架做甚？快去后殿温习功课吧。”小和尚一听，随即一脚将地上的宝塔踢倒，率领伙伴向后殿走去。

“我也到了要习经的时候了，年轻人，恕不能久留，你也该回去了。”老和尚说着，起身便走。

“老人家，我千里寻来，就为求您点化造塔之法，您怎好一句话不说，就……”王超有些气愤地站起身，想拦住老和尚的去路。

“看在你修筑佛塔、光耀佛门的份上，我将平生所学皆对你讲出，不赶快回去，还缠着我做甚？阿弥陀佛！”老和尚双手合起在胸前一举，尔后转身走去。

王超站在台阶上呆呆地发愣。

过了片刻，他才缓过劲来，但仍觉有些伤心，便不甘心地在寺内丛林中转悠起来。随着一阵凉风吹过，王超恍然顿悟，不禁拍手叫道：“好，太好了！”说完便快步离开了少林寺。

青年王超日夜兼行，赶回法门寺，把少林和尚的禅语以及自己悟出的筑塔方式，对法门寺长老和筑塔的决策者们一说，大家不禁大喜，都觉此法可行，便决定再招工匠杂役，以“拥土而筑”宝塔。

修筑工程开始了。在青年王超的指挥下，大批的杂役、民工将远处一个高坡的黄土挖出来，运到宝塔四周，形成一个以宝塔为中心的山坡，每到一定的时候，再将山坡泼上水，然后用石夯 夯实。这样，山坡在不断地升高，宝塔却越来越低。当这个黄土堆成的山坡增长到一定高度时，再在上面搭起木架，筑搭便容易了许多，危险也不会产生了。当塔修成后，木架撤除，堆起的黄土再运往别处，一座光照四方八荒的宝塔便完全呈现出来。青年王超所采用的“拥土而筑”的建筑方式，一度成为当时筑塔和修建高层建筑物最直接、最实用的楷模，并为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建筑界所仿效利用。多少年后，有人考证古埃及金字塔的修筑方法时，从法门寺塔的修筑中得到启示，认为金字塔也是如此修筑的。至于法门寺宝塔本身，在后来的修筑中又一次停工，并一停又是若干年，这是由于决策者们和法门寺僧众的矛盾以及财力物力不济等事情造成，当然与“拥土而筑”的建筑方式无关。这座称雄于世的宝塔，自大明万历七年（1579年）开始兴建，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磨难痛楚和悲凉凄苦之后，终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建成。时间跨度为整整三十个年头。

在这项浩大的工程和漫长的历史跨度中，为筑塔倾尽心力并留下芳名或功绩的，除之前已点述的几位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人物记载于史籍，唯在新近出版的李发良先生的《法门寺志》中，又发掘出了一位叫成信的僧人。这位僧人曾当过法门寺住持，在万历年间参与组织本地信众重建真身宝塔，并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主持修成第四层。其后的若干年内，或许这位成信和尚一直当住持，或许已移交他人，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了。

那位西蜀大居士，在别出心裁地将铁链穿入筋骨并行乞化缘之后，筋骨的穿孔渐渐开始发炎，随之开始化脓，并有危及生命的可能。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将铁链取下来，利用夜间休息的空当医治伤口，怎奈脓血迸溅的伤口溃烂面积过大，久治无效，又加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时日，他正行至偏僻的野外，在无处躲避的情况下，伤口遭雨水长时间浸泡，终于引发高烧，一病不起，不久便死于他那间风雨飘摇的土屋里。他的姓名、生卒年月及死后的葬所，史书典籍未能提供只言片语。留于后世的只是这位西蜀居士信佛一世、血性一时，不惜以自残的方式和整个生命为代价，表达了自己的虔诚和意志。遗憾的是，临终之前却没能看到换取的结果，这不能不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宝塔修筑的主要发起人党万良、杨禹佐两人，在经历了一番呕心沥血的奔波操劳之后，终于体力难支，积劳成疾，先后病亡于宝塔修成之前。想来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许仍闭不上眼睛，或者叫做死不瞑目吧。

传说宝塔竣工时，万历皇帝曾亲临法门寺，举行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庆典仪式，并下诏封王氏第三代孙王超——那位“拥土而筑”的发明者——为“大明龙廷神手御史”，并调往京师，专门负责修缮皇宫宫殿等等。关于王超本人后来的行踪，史册典籍再无下文，从情理上推断，他功成名就后被调往京师负责修缮皇宫很有可能，但说万历皇帝亲临法门寺举行典礼，以及这位功成名就的陕西娃被封为朝廷命官等等，实在是言传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已被是要立王恭妃的儿子做太子，还是立郑贵妃的儿子继位的问题，搞得头昏脑胀、心力交瘁，躲于后宫不敢轻出，连宰相都几个月见不到他，又怎会出现跑到法门寺主持庆典的可能？当然，就王氏一家三代为法门寺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还有自身精湛的技艺而论，不幸之万幸的王超，弄个官做做也是应该的。 TTk5hH2R0HhNuYQKjTRs4LDqo48cGwElts1B80tz20fuW7sHmskBzCyTd5L3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