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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西周到东周春秋时代前半期，古代中国人将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的话尊为应该遵守的规范。录有先王语录的《诗经》《书经》曾作为被全国人民认可的权威典籍享有优待。当一个人要陈述己见说服别人时，他会引用《诗经》或《书经》中的话，“先王之令有之曰”（《国语·周语中》）或“诗亦有之曰”（同上），强调自己的观点。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用手段。在那个时代，对人们而言，只有受天命开创新王朝的王者的话才具有唯一权威性，根本无法想象人们会把一介匹夫的言论视为应当听从的教诲。
然而，到了春秋后半期出现了新情况，思想家招收门人、建立学派，在学派中，老师的学说成为应当遵循的规范和值得尊重的教诲。引发这一新风潮的就是孔子在鲁国首都曲阜创立的学派。
孔子自称礼学之师，召集了许多门人。据说古代先王会为自己的王朝制定固有的礼制和庆祝新王朝天下太平的音乐。可是，这些古代的礼乐随着漫长时代的变迁逐渐失传、被人遗忘，到了孔子时代几乎没人知道具体内容了。但孔子宣称自己精通夏商周三朝的礼乐。父亲兄长纷纷把儿子弟弟送进孔子学派学习礼乐知识，期待他们能用这些知识打开仕途。
在孔子学派中，学习对象仍然是先王的教诲和先王的礼乐，不过是经孔子之口转述的先王教诲。既然老师和学生要形成一个学派，那么学生除了要相信老师教的先王道理，老师本人的言论也是应该学习的对象。
结果产生了一个在先王教诲之上搭载孔子个人学说的双重结构。也就是说，在具有传统权威和普遍价值的先王教诲之上，搭载平民孔子的学说，后者以借用前者既有权威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分量。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坚定地相信只有古代先王的话才是唯一普遍的真理。作为第一个由个人开设的学派，孔子学派会孕育这种双重结构，可以说是时代制约下理所当然会发生的现象。
孔子常常慨叹周王朝衰落、导致乱世，不断倡导恢复原本理想的世界秩序。他提出的办法是恢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时期即周朝初年的礼制。
这充满狂热气息的夸张妄想当然没有实现，但梦想被现实世界阻挠而挫败的怨念却深深地渗透到他的后辈身上，在以后的儒家中刻下了深重的阴影。
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子夏、子张、曾参等被称为七十二贤的直系弟子各自招揽门人，以鲁国和齐国为中心开展思想活动。在他们的意识中，强烈地想要消除孔子的怨念。他们收集整理礼乐相关的古代传承，夹杂空想捏造，孜孜不倦地撰写三朝礼乐相关文献，采用孔子向学生传授的形式，装出孔子精通三朝礼制的样子。现在的《礼记》《大戴礼记》等收录的大部分篇章很可能都是用这种伪造工作生产出来的。
此外，他们中的部分人还虚构出一种说法，即孔子对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做了删改，在其中埋伏了孔子王朝的理念。他们还说要用特殊的解释才能从孔子埋伏在《春秋》的微言中提取大义，于是产生了公羊学、穀梁学、左氏学等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