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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过去不清楚，在诸子百家时代拉开帷幕后，例如孔子在鲁国创立学派后，他的直传弟子、再传弟子、第三代弟子是如何开展具体活动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缺乏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对于儒家“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我们也不甚明了。
20世纪70年代后，古代文献陆续出土，研究状况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了写在竹简上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以及《晏子春秋》。次年十二月，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包括《老子》甲、乙两种写本，《经法》《十六经》等黄老思想文献，还有类似《战国策》的《战国纵横家书》《易》和医学书籍等。
这些考古学发现取得了巨大成果，它为成书年代的争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六韬》《尉缭子》等书籍曾被打上伪书烙印，但现在恢复了权威。可它依然留下了很大的问题。由于被发掘的坟墓几乎都是秦汉时期的，所以它们是属于先秦还是汉代，仍然悬而未决。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结束，这段诸子百家的活跃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日本人都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吴子》等，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的。
但是，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它们是如实传承下来的先秦书籍（信古），有人认为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书籍（疑古），有人采取折中的立场（释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诸子百家著作的成书时期是字面上的先秦还是秦汉以后，这在古代思想史学界一直是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新出土的资料都来自秦汉时期的坟墓，也不能为这个最大的争论点打上休止符。
近年来情形为之一变。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了七百三十枚竹简。整理和解读后，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展现了其全貌。这批竹简包括三种《老子》抄本、道家相关著作《太一生水》、以《礼记·缁衣》为主的儒家相关著作等。最重要的是，它们出自战国中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建造的坟墓中。这是首次从战国墓中发现的思想方面的文献，为结束年代之争提供了几个决定性证据。
其中许多儒家相关著作，为我们考察孔子七十二门人及其活动提供了可靠线索。郭店出土的儒家相关著作有《礼记·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等。据推测，《语丛》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东宫师”）从各种文献中精选文章汇编而成的太子学习教材。即便其中包含许多儒家文章，也不能把《语丛》完全看作儒家著作，尤其是几乎不涉及儒家的《语丛四》等。此外，竹简上标记篇名的只有《五行》，其余都是整理竹简的中国研究者为了方便以内容特色命名的。
我们能从这些儒家著作中得知些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六经”的成书时间。儒家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视为经典，称之为“六经”。我们曾认为，《易》成为儒家经典是因为秦始皇禁止民间持有书籍，发布“挟书律”，焚书坑儒，儒学者们不得提及《诗》《书》，而《易》作为实用书籍不在被禁之列，所以《易》被纳入了经典。《易》是秦汉以后才成为儒家经典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定论。
然而，郭店楚简的《六德》中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视为经典，“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外，《语丛一》中也有类似的内容，“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从公元前300年起，《易》就被当作儒家经典，“六经”的概念就也已产生，这一时期大大提前了。
根据陪葬品的特征推测，郭店楚墓的建造时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陪葬品中有一柄君王赐给长寿者的鸠杖，可以推测墓主的年龄超过七十岁。郭店楚简是墓主生前所有，那么这些书籍的出现就必须早于公元前300年。假设墓主七十多岁去世，二十多岁获得这些书籍，郭店楚简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已经书写完成。
再考虑到这些楚简不是原作而是几经转抄的抄本，原作出现的时间比抄写时间还要早，那该是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了。其中有一篇记录了孔子之孙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从内容特点来看，这些儒家著作可能是子思学派的。这些作品本来就出现在与孔门七十二贤及其弟子同时期的齐鲁地区。这样看来，在孔子死后不久、七十二贤活跃的时代，“六经”的概念很可能就已经产生了。
《礼记·缁衣》的发现也具有重大意义。现行的《礼记》四十九篇以西汉学者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为基础，其中《大学》和《中庸》两篇在南宋时被朱熹抽出来单独印行，和《论语》《孟子》一起被称为四书。而后朱子学盛行，《大学》《中庸》变成《礼记》中最有名的两篇，它们是何时出现的也成了众人关心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相较而言，《大学》的作者是谁就难有定论了，有人说是子思，有人说是曾参及其门生，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佐证。不过，在认为两篇的作者都是孔子七十二门生这点上是相通的，这是传统的共识。
但这一传统共识在被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质疑后，引来了巨大转折。疑古派源自清末公羊学派康有为，他们对被认为是先秦时代的文献连番提出质疑，判断其中大部分是秦汉以后完成的。这一风潮也传到了日本，当时的学界主流认为，不加批判地盲目相信古代传承是非专业的学术行为，只有仔细分析文献并对古代传承采取批判性态度，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他们也从这种观点出发重新探讨了《大学》《中庸》。以《中庸》为例，列举一些代表性的意见。武内义雄
认为要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子思本人或相近的门人所作，后半部分是秦朝子思学派后人所作；赤塚忠
否定了二分说，认为在战国末期荀子时有了雏形，在秦始皇时期得以完成；津田左右吉
指出《中庸》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酷似汉代的写作形态，主张它是汉武帝之后的作品。同样，《大学》也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著作。
连包括《大学》《中庸》的《礼记》本身，也被推测其大部分篇章是秦汉时期的儒家著作。郭店楚简中的《礼记·缁衣》从根本上颠覆了疑古派的种种论断。一直以来，《缁衣》与《中庸》关系密切，同《表记》《坊记》一样。《缁衣》采取的体裁是孔子独自陈说天下为政的思想，在现行版《缁衣》中孔子引用了《易》，而疑古派认为《易》是在秦始皇以后才成为儒家经典的，《缁衣》是汉代以后的作品。但现在从战国中期墓里发现了《缁衣》，疑古派的主张就完全站不住脚了。郭店楚简《缁衣》中并没有引用《易》，《易》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经被视为经典，疑古派的论证彻底瓦解。
从以上情况来看，《礼记》四十九篇中的大部分还是出自七十二贤及其学派之手。我们可以用《礼记》和郭店楚简来探究孔孟期间儒家的发展过程。
1999年1月5日的《文汇报》报道，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入了约一千两百枚战国时代墓出土的竹简，整理和解读后将在近期公开。这份竹简包括以《易经》为首的儒家、道家、兵家等八十余篇著作，总计约三万五千字。如《礼记·缁衣》《礼记·孔子间居》，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相关的《夫子答史籀问》，孔子诗论、音乐相关的《赋》《乐礼》《乐书》，孔子门人相关的《颜渊》《子路》《子羔》《曾子》《曾子立孝》，道家相关的《恒先》《彭祖》，兵书《曹沫之陈》等。
这些新出土资料的研究获得进展后，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变得非常清晰，这是以往的研究无法比拟的。一直以来被当成定论的学说也会遭到更大规模和更彻底地否定。主张百家经典产生于汉朝以后而非先秦的疑古派学说正在一步步变成胡编乱造的伪说。那些乍看非常严谨的论据究竟哪里出了破绽呢？他们不断质疑《史记》《汉书》上记载的古代传承，但没想到他们的论据才更倾向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
他们从疑古派的立场出发把经典成书时期往后拉，一直主张“思想史编年”是最合理的。可他们建构“思想史编年”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相似的思想都是同一时期产生的，而这一标准对于相似的思想长期存在并不具备有效性。以古生物学来说，有的生物只存在于某一特定时代，之后就灭绝了，它们可以成为区分特定时代的标志，即标准化石。与此相反，像马蹄蟹、鹦鹉螺等生存期漫长又几乎不改变形态的活化石，很难成为区别特定时代的标准。就算捕获到腔棘鱼，科摩罗群岛海域也不会就此变成古生代海洋。
在古代思想史领域，对看起来相似的思想进行细分和更精确地编年，是否真的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就古代儒家思想而言，可以成为编年标准的最多只有《论语》《孟子》和《荀子》。在这种限制下，假如有一种思想，因为它没有出现在《论语》中但与《孟子》相似，就说它产生于孟子时期，或者没有出现在《论语》《孟子》中但与《荀子》相似，就说它产生于荀子时期，就算可以如此判断，但我们完全不清楚作为标准的《论语》《孟子》《荀子》各自之前与之后的情况，无法判断那种思想的形成是刚好在《孟子》《荀子》之前抑或更早，又是否在《孟子》《荀子》之后立刻消失了。只要我们不清楚它的篇幅和形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判定方法就没有任何有效性。
疑古派编年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运用丰富的材料考察细致的形态变化，而是滥用一个粗糙的标准，即思想相似就是形成于同一时期。他们故作聪明，误以为这是一把斩乱麻的快刀。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五行》时，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学者都指出能看到《荀子》的影响，纷纷主张“哎呀，还是战国最末期的”“哎呀，还是秦朝的”“哎呀，还是西汉初年的”。结果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郭店楚墓中出土了《五行》，这些说法被立刻粉碎。这个事实也证明“思想史编年”是多么随意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