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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了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商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战国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化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门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的兴起创造了物质条件；孔子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变为孔子礼学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政治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史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商周史官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尤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学在王官，文化学术掌握在王侯卿士大夫手中，王侯卿士大夫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化学术的创造主体。作为上层集团的成员，史官既要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又要将王侯卿士大夫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载之简册，同时还要从史官职业角度发表自己的文化学术思想。所有商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学术创造、记录、保存、传播，都依赖于史官文化这一载体，像《尚书》、《国语》这些商周时代的散文都要放在史官文化背景之下予以阐释。商周史官文化就是以史官为创造主体、以阐释宗教文化和记载历史为主要创造形式、以沟通天人古今为帜志、以传承学术提供历史借鉴为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春秋末年，伴随着社会政治领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的巨变，文化学术领域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绵亘上千年的商周史官文化正在向战国士文化转变，由史官执笔的历史记言散文也因此从创作主体到作品内容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