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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并发展《尚书》说理散文成就的是《国语》。《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国语·郑语》所引《训语》，大概与申叔时所说的《语》性质相近。不仅楚国、郑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和他国史官所作的《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语》、《楚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以单篇形式保存在宫廷档案室，作为史官向君主献书的原始资料，或作为朝廷教育贵族弟子的教材。西周春秋时期有朝聘赴告制度，各国的“语”借此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和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西周春秋时期重要诸侯国卫、燕、宋、陈、蔡、秦国的“语”都没有入选，这可能是编者手头资料缺乏的缘故。《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
，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
任何一种文体在确立之后，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演变。《国语》这一“语”体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异。周王朝在政治上是天下共主，记载周室君臣治国言论的《周语》（特别是《周语上》载西周史官所作的“语”）标志着“语”体的确立。《周语》“语”体的典范形式是，文章前后有简短的介绍前因后果的叙事文字，中间主体部分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由于鲁国拥有与周王室共同的政治文化资源——天子礼乐，因此《鲁语》与《周语》亲缘关系最近，与《周语》同为“语”体的正宗。《郑语》虽冠郑国之名，但在文风上与周、鲁属于同一系统。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其时郑国尚未立国，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清人姚鼐在《辨〈郑语〉》一文中说：“《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姚氏的怀疑不无道理。南楚在西周尚为落后蛮夷邦国，进入春秋之后迅速崛起，为了适应政治、军事的迅猛发展，这个南方大国有意识地吸取周鲁的礼义文化以壮大自己，所以《楚语》在形式文风上也向《周语》、《鲁语》靠拢。与上述几国之“语”相比，《齐语》、《晋语》、《吴语》、《越语》呈现出两大明显变化：一是立论标准由礼义道德一变而为权谋智慧，如《齐语》、《晋语》所记载的齐桓、晋文君臣治国之语，都与周、鲁所持的礼义标准有很大的差距，这正好印证了《韩非子·五蠹》所说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二是叙事成分增多，若将《晋语》、《吴语》、《越语》这些文章称为“事语”，可能会更加贴切一些。叙事笔墨的增多，淡化了《国语》以记言为主的文体色彩，当然也就削弱了说理散文的成就。如果我们借用《诗经》学中的风雅正变概念，那么《周语》、《鲁语》、《郑语》、《楚语》可以作为《国语》的“正语”，而《齐语》、《晋语》、《吴语》、《越语》则是《国语》的“变语”。
《国语》与《尚书》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重点记载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著述方式也是由史官记载执政君臣所发表的言论，《国语》记言文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地方因袭《尚书》，诸如在叙事框架内记载说理内容，不少文章采用对话体形式，等等。但《国语》与《尚书》也有明显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点体现在文章性质上：《尚书》中的文章是国家对外发表的正规文诰，相当于今天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发的公文，而《国语》中的文章则是史官随时记录的君臣治国言论，记录简册归入王室或诸侯国档案，用于日后史官向君主献书或各国之间赴告时交流，略似于今天党政高层人士才能看到的内部参考资料。文章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尚书》是出于殷商官方公文语言系统，属于官方雅文化
，这是商周时期的“雅言”；《国语》则属于西周春秋时期的民众口语系统，属于大众俗文化。我这样说是有充分证据的。证据之一是，《尚书·吕刑》是周穆王发表的刑罚文诰，《国语·周语上》所载“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也是周穆王时期的文章，但两篇文章的语言风格差异及其难易差别是任何读者都能体会到的。证据之二是，《尚书·文侯之命》是东周初年周平王时期的文章，在《国语·周语上》中可以找到同时期的文章，就是写于周幽王二年的“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该文仅比《文侯之命》早九年，可是两篇文章语言差异甚大。证据之三是，《尚书·秦誓》载秦穆公誓词，《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穆公悔过之词，两者同为一事，但语言风格相距甚远。《尚书》与《国语》的记事时间，在从周穆王到秦穆公这一段是重合的，像“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这一类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尚书》中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相近，按说也可以收入《尚书》，但事实上《国语》这一时段的文章并没有被收入《尚书》，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语》中这些文章不是正式对外发表的公文，它们是史官用当时口语记录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语言就是散文作者手中的“利器”，语言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章的水平，要求一个作者用已经僵化的前代官方公文语言进行写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尚书·周书》的作者恰恰就是刻意地用商代典诰语言写作的。由于《尚书》典诰公文语言古奥晦涩，脱离现实生活，落后于时代，不便于表达思想，远不及《国语》作者运用当时民众口语表达思想得心应手，所以《国语》的作者在语言上占领了一个制高点。从《尚书》中看不到说理散文的进展，而将《尚书》与《国语》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到说理散文在西周春秋时期的进步。
第一，《国语》说理散文的主题比《尚书》更为鲜明集中，在逻辑结构上较《尚书》更为紧凑严谨。《尚书》中虽然有《洪范》、《无逸》这样主题集中、层次井然的文章，但毕竟是少数，不少说理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容旁逸侧出的问题。这种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国语》大多数说理散文都是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的说理散文。《国语》的立论方法常常是开门见山，核心观点往往在第一句。如《国语·周语上》第一篇文章载“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先将“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然后从五个方面围绕这一中心观点展开论证。祭公首先征引《诗经·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的诗句，说明西周在革故鼎新、天下大定之后就止戈藏矢、偃武修文。第二层是以史实为论据，说先王的治民方法是正德厚性，阜其财求，教之礼法。第三层进一步历举从后稷到武王修德保民的事迹，说他们都是“勤恤民隐而除其害”，而不是炫耀武力。第四层阐述先王五服制度，说明先王都是致力于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只有在修文德失败之后才去修刑征讨。最后指出犬戎并无失职之处，穆王征讨观兵之举是错误的。全篇文字都紧扣“耀德不观兵”的主题，没有节外生枝的内容，堪称一篇观点鲜明、主题集中、结构谨严的小型论文。
《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一篇主题鲜明的好文章。邵公首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中心思想，然后从正面具体讨论广开言路的途径和方法，主张让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对王朝政治提出批评和建议，指出这样做可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衣食财用。邵公指出，人民对王朝政治的批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应该严肃对待。最后以“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的反面设问收束全文，对开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予以照应。一篇言论，始终扣住让人民说话这一主题。又如《周语上》载“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开头提出“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观点，然后分三层展开讨论：先指出利是百物所生天地所载，天下民众都要获取利益以维持生存，君主应该“导利而布之”，而不应该专利以触犯众怒；继而征引《周颂·思文》和《大雅·文王》，说明先王如何布利；最后指出专利必然导致失败。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其他如《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周语中》“单襄公论陈必亡”等都是主题鲜明、条理分明的文章。这表明《国语》记言文在说理论证方面较《尚书》确有长足的进步。
第二，《国语》为对话体说理散文作出了重要贡献。《尚书》虽有人物对话体，但未形成固定格式，说理散文中的主客问答形式格局是在《国语》中初步形成的。问者为宾，答者为主，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许多重要思想观点都是通过解答提问而得以表达的。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这是西周末年一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文章。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六个问题：“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南方不可乎？”“谢西之九州，何如？”“周其弊乎？”“若周衰，其孰兴？”“姜、嬴其孰兴？”
针对上述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他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纵论天人古今，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国语》中的对话形式不仅是客观的叙事，而且具有推进文章步步深入的结构意义，即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又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
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了结构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越语下》载“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一文，也是范蠡在应对越王勾践过程中发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吴”、“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五篇对话文章蝉联而下，这五篇文章各自独立成篇，合起来又可以成为一个艺术整体，完整地反映了在灭吴过程中范蠡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作者和编者的艺术匠心。经过《国语》作者的努力，对话体文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言论，多采用对话体形式，这些文章保存在《论语》和大小戴《礼记》之中。战国时期仍有一些诸子使用对话体，如著名的《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运用对话体的典范之作。
第三，《国语》说理文章的论据较《尚书》有重大变化。论据是论说文的基石，说理文章有没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使用的论据。《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但《尚书》文章征引册典的情况并不多见。《尚书》中文章的论据主要取材于宗教神学、历史经验和现实社会现象，偶尔也有征引前人名言的情形，如《盘庚上》引用迟任关于“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的名言。殷商人尊天事神，而西周初年周人也深信自己得到天命，因此《尚书》中不少涉及王朝执政依据的文诰都从天命神意立论，像《盘庚》、《大诰》、《多士》、《多方》等文章的论据都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说服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宗教神学地位的削弱，文章的说理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国语》文章的论据虽然也有一些宗教内容，但并不常见。与《尚书》相比，《国语》说理散文出现了一些新论据。一是多取材于《诗》、《书》及其他文献古籍，大约从西周中叶开始，《诗》、《书》就成为人们在言论中经常引用的经典，他们认为《诗》、《书》是“义之府”，就是说《诗》、《书》是一个思想库，要从中寻求理论依据。《国语》说理文章引《诗》最多，达三十三次，许多文章的理论基础就建立在《诗》意之上，如《周语中》载“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主要思想依据就是富辰称之为“周文公之诗”的《诗经·小雅·棠棣》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其次是征引《尚书》，引《书》共十次（含逸书），如《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一席言论就分别征引了《夏书》、《汤誓》和《盘庚》。《诗》、《书》之外，《国语》言论征引的文献古籍还有《周易》、《夏令》、《周制》、《秩官》、《礼志》、《训语》、《春秋》、《世》、《礼》、《乐》、《令》、《故志》、《训典》等等。二是大量地引用古今名言，诸如“古人有言”、“先民有言”、“先王之教”、“先王之令”、“人有言”、民谚、商铭、童谣、舆人之诵、“西方之书”、“瞽史之纪”、“卫武公之箴”等等，这些名言凝聚了丰富的历史、社会、自然、人生的经验，给文章增添了说服力。三是多引此前的典章制度。从表面上看，《国语》所引的典章制度颇似《尚书》所称的历史经验，其实它们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尚书》文章所引的历史经验多为先人故事，没有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而《国语》所说的历史经验则多为先王典章制度。如《周语上》载“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就是详细地阐述先王籍田制度，作为劝谏周宣王籍田的理由。《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也是历举前代圣王劳民而用的制度。《国语·周语上》载樊穆仲语云：“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其中的故实就是指典章制度，这种重视遗训故实的风气给文章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四是从历史人生中提炼出来的政治道理。如《楚语上》载“蔡声子论楚材晋用”，蔡声子就是从王孙启、析公、雍子、申公巫臣等人的叛楚行为中总结出楚材晋用的深刻历史教训。《国语》论据的变化，显示出西周春秋人们理性精神的发展和说理能力的增强。
第四，《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能否从个别现象中提炼出一般原理，是判断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能否提高的一个标准，也是衡量说理散文是否有进展的一个尺度。《洪范》是《尚书》中抽象概括水平最高的一篇，其中“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庶征”等概念，都浓缩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现象。但像《洪范》这样高度概括的文章在《尚书》中找不出第二篇，《尚书》中大多数文章都处于直观经验、就事论事的水平。《国语》中的某些文章已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
伯阳父没有将地震归于天帝旨意，而是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越语下》载范蠡谏勾践：“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
范蠡所说的“持盈”、“定倾”、“节事”，实际上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要充分地尊重客观条件，范蠡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制定灭吴的斗争策略的。即使是讨论铸币问题，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对说理散文而言，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与概括能力的进步，可以增加文章的理论含量，拓展说理散文的思想深度。
第五，《国语》继《尚书》之后进一步丰富了说理散文的表现手法。《尚书》在说理过程中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比喻、设问等手法，只是表现手法还不够丰富。《国语》所载西周人物发表言论，于比喻之外又多了引经据典。春秋说理散文的表现手法持续发展。层层递进是作者们常用的手法，如《周语上》载“内史过论晋文公必霸”；“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伦，节度不携”。
前一层是后一层的前提，后一层是前一层的演进，几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种手法多为战国诸子散文所沿用。排比是春秋散文又一常用手法，如《周语下》载“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一连用了十一个“言……必及……”句式，以说明晋周懂得礼文。又如《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最后说：“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
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从侧面历举楚材晋用史实，以此警醒楚人不要再做为渊驱鱼的蠢事。这种侧面微讽的手法为后来战国策士所常用。春秋散文时有幽默讽刺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黑色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
第六，《国语》中出现了一些篇幅短小的人物言论，它们比《尚书·西伯戡黎》、《尚书·高宗肜日》更接近后来的语录体散文，堪称《论语》、《礼记》之《缁衣》、《表记》、《坊记》、《中庸》等语录体文章的先驱。例如：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
，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
羊。”
——《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
——《鲁语下》
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
——《晋语四》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
——《晋语四》
赵简子曰：“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我无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晋语九》
上述三条《晋语》材料中，有两条与晋文公有关，这说明早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近似语录体的散文。这些小文章言短意长，意味隽永，充满机锋与智慧。孔子师徒言论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关注的热点，《鲁语下》论载了五条有关孔子博物的材料，另有一条子夏评论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论。上文论列的两条《鲁语下》材料，如果将其放进《论语》之中，在形式上已经达到几可乱真的水平。
当然《国语》记言文也有不及《尚书》的地方。从《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一文征引《汤誓》和《盘庚》来看，至少在春秋中叶，《尚书》中的文章就有了篇名。而《国语》中的文章都是以一条一条的原始史料的面目出现的，连一个文章的标题都没有，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后来七十子后学记载孔子言论，很多文章也是以每条独立的材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