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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夏时代至今尚无考古依据，研究中国上古散文要从商周讲起。甲骨文、金文和《尚书》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几种商周散文。甲骨文刻于龟甲兽骨，金文则铭铸在青铜器之上，由于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因此甲骨文和金文都不能代表商周散文的发展水平，代表商周散文水平的是《尚书》。
商周时代学在王官，政学合一，社会尚未分蘖出专门从事文化学术事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执政的商王、周王、卿士、诸侯、大夫就是当时文化学术创造的主体，现实政治主题也就是当时的文化学术主题，商王、周王、卿士、诸侯、大夫们出思想，史官负责记载，他们就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史官记录的演讲词被后人称为“上古之书”，亦即《尚书》。这些“上古之书”既是当时的“中央红头文件”，也是当时的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作品，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说理散文。
《尚书》有虞、夏、商、周四个部分，从典诰誓命文体形成的角度看，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商书》。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表明，商代不但有成熟的文字，而且散文也发轫，《尚书》的典诰文体应该在商代就已经形成。《尚书·多士》载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这说明周初人们还可以读到不少商代传世典籍。一种文体在形成之后，就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示范作用。《虞书》、《夏书》就是后代史官仿照《商书》典诰文体而追记，《周书》的典诰誓命也是模仿《商书》写成的。
《尚书》中最早的文章是《尧典》，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历时1500多年，而《尚书》文体风貌几乎处于凝固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誓”这一文体为例，《尚书》中收入了《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甘誓》是公元前21世纪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词，《汤誓》作于公元前16世纪，《牧誓》作于公元前11世纪，《费誓》写作时间稍后于《牧誓》，《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五篇誓词相隔近1400多年，而文体风貌若出自一人之手，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拿《周书·秦誓》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秦穆公悔过之语相比，可以发现两篇秦穆公悔过之辞相差甚远。为什么记载同一事件，不同典籍的文辞风貌悬殊如此之大？其中原因就在于《虞书》、《夏书》、《周书》都是模仿《商书》的典诰文体。再从空间来看，虞、夏、商、周的活动地域大约在今天的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彼此方言差异应该很大，但在《尚书》中却看不到明显的语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作者们都有意识地以《商书》的典诰语言为典范。
所以，研究《尚书》中的说理散文，《商书》是一个关键。《周书》继承了《商书》的典诰文体，在说理方面较《商书》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说，《周书》对散文的贡献没有《商书》大。据说《尚书》最初有3000篇之多，在经过无数次历史劫难之后，《尚书》留下可信的文章只有二十八篇，大量原始文献的亡佚，使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尚书》的原貌，我们今天所能做的只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工作。在《尚书》二十八篇文章中，《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侧重叙事，《文侯之命》为周平王表彰晋文侯勤王功绩的嘉奖命令，其余二十四篇文章都有或多或少的说理内容，对后代说理散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代表商代说理散文水平的是《商书·盘庚》。汉代伏胜本《尚书》将《盘庚》归为一篇，而今本《盘庚》则分上、中、下三篇，记载盘庚对邦伯、师长、百执事等各级执政官员的训词。《书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左传·哀公十一年》征引《盘庚》之语，称为《盘庚之诰》，可见《盘庚》与《大诰》等篇章同为诰体。商朝旧都奄地由于受到水患的威胁而不宜居住，为了商民族长期的生存与发展，盘庚决定将首都由奄迁殷。如此大规模的迁徙给广大臣民带来诸多不便，臣民因此怨声载道。盘庚的三篇训词就是为统一思想认识、平息民怨而发。《盘庚》虽然文字古奥佶屈聱牙，但其文章脉理仍然可以寻绎。在三篇训词之中，以上篇说理最为充分。盘庚首先对阻碍迁都的百官指出，迁都是继承和复兴先王大业的需要，也是占卜所显示的天命神意。接着，他严厉地批评百官傲慢放纵、贪图安逸，不把他这位天子放在眼里，不向民众宣布善言德音，却用虚浮之言蛊惑民心。他说，他对百官的心理言行洞若观火，如果官员们不思悔改继续为恶，那么将会祸及自身，因为他手中操纵着百官的生杀大权。只有除去自私之心，施德于民，才会得到善报。盘庚还捧出先王与官员祖宗的亡灵，说他的先王与百官祖先曾经劳逸共享，而今百官祖先的灵位还在商朝祖庙之中配享先王，百官的幸福与灾祸都取决于祖宗神的旨意。他告诫百官“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最后，盘庚发出严厉警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在中篇，盘庚开始的语气稍微和缓，他说历代商王都是根据天时民利而迁徙，而今迁都也是为了民众的利益，百官不应该自鞠自苦，起秽自臭。他回顾了先王与百官祖先同甘共苦的往事，说他们如果反对迁都，祖先神就会降下灾祸。结尾处盘庚再次露出凶狠的面目：“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下篇是盘庚一个抚慰性的谈话，他说迁都是为了拯救民众，复兴成汤之大业。他表示要像先王一样，任用先朝旧人，勉励百官率民谋生，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家园。阅读这三篇训词，感觉到盘庚并不像后代儒家笔下的圣王那样以德感人，那样和蔼可亲，相反，他是用天命神意来吓人，用王权来压人，用刑罚来唬人。盘庚也有动之以情的地方，只是以情感人之处很少，更多的是对现实利害的剖析，是对阻碍迁都官员们的威胁与恫吓，其中透发出宗教神学和王权的力量，数千年之下仍能强烈感受到文章的威慑力。或许，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盘庚，这才是上古圣王的真面目。盘庚用来说服百官迁都的论据，主要是天命神意和现实生存需求，他还列举了古代著名史官迟任“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的名言。在表现手法上，盘庚运用了许多浅显、形象的比喻，诸如“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或射之有志”，“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等，这说明盘庚已经刻意讲究说理技巧，以便臣民们从内心接受他的迁都主张。
《周书·洪范》是《尚书》中概括水平最高、最有逻辑条理性的文章，堪称西周初年说理散文的典范。文章开头有两句叙事文字，用来交代背景。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殷朝遗老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的方略，
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上天赐给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从结构上看，这一节文字是全文的大纲，以下分为九段，逐层阐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洪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章高度精练，没有旁逸侧出、节外生枝的内容。如果借用后人的“经”、“传”概念分析《洪范》，那么开头一段文字为“经”，以下解释的九段为“传”。在商周之际就出现如此有条有理、纲目清晰的文章，简直是一个散文奇迹。如果删除开头那两句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说理散文
。《洪范》九畴是运用抽象、概括、归纳、综合的思维方法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九条治国大法广泛涉及民生日用要素、仪态思维、职官、历法、统治方法、理想人格、占卜原则、物候征兆和人生祸福各方面，虽然《洪范》九畴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是能将帝王政治经验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特别是将民生日用要素归纳为“五行”，堪称中国古人对生活现象进行概括的杰作。
通体用韵是《洪范》文章的一大特色，上古用韵文章如《易经》、民谚、格言等都是经过长期锤炼而成，这从侧面证明《洪范》九畴不是一时所为，而是夏商思想政治家在长期观察、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
如果说《洪范》的最大优点在于纲举目张，那么《无逸》的明显长处就是主题高度集中。《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无逸》。《无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
可见，这是西周老一辈开国政治家对周王朝事业继承人的殷切嘱托之作。“无逸”篇名取自“君子所其无逸”，不知为何时何人所取，它完全能够概括文章的主题。文章按意思可划分为三层：首层揭示无逸主题，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就是说要了解最下层小民谋生的艰难。第二层是对无逸主题的拓展延伸，周公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在殷朝历史上，中宗、高宗、祖甲等几个有为的君主都是以敬畏之心治国安邦，他们施惠于民，深知小民谋生之艰难，不敢荒废政事，不敢欺侮鳏寡，因而能够享国日久。此后殷商嗣王一生下来就只知道贪图享乐，不知稼穑之艰难，最终一个个福浅寿夭。对周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太王、王季也能够贬抑自己，敬畏天命。特别是周文王，堪称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典范，他穿着粗衣开垦山野，以和气仁慈、善良谦恭的态度对待民众：“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善行终得好报，他享国达五十年之久。最后一层回应开头，周公殷勤告诫成王和其后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正确地对待小民的怨恨情绪，做到以历史为鉴。
文章在语重心长的叮咛中结束，充满了无限期望的意味。这篇文章的论据完全来源于历史，周公不是像《西伯勘黎》中的殷纣王那样抱着“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观念，他没有教导年轻的成王完全依赖天命神意，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中寻求周王朝的统治依据，而是教成王目光向下，放下尊贵身段，体察民生民情，了解小民谋生的艰辛，从历史成败中汲取政治经验，这体现了西周初年统治集团思想意识的转变。文章观点集中，论据充分，三个部分环环相扣，主题得到步步深化。
《盘庚》、《洪范》、《无逸》分别代表商周说理散文的艺术成就，《尚书》中还有一批说理散文，其艺术成就容或不及上述三篇文章，但在确立文章意脉方面仍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高宗肜日》载祖已训导商王，说明上天是按照“义”来“监下民”，不要因为雊雉事件而产生心理恐慌。文章虽然短小，但每句都有强烈的针对性，读者不难感受到语句中内涵的力度。《大诰》载周公以成王名义为东征而告谕天下，文章以“大宝龟”所显示的天命神意来鼓舞民心，统一王朝内部对东征的分歧意见。周公东征是西周初年决定周王朝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战役，由于希望得到“多邦”和“御事”对东征大业的支持，周公在发表文诰时动之以情，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康诰》、《酒诰》、《梓材》载周公以摄政王名义训诫卫国始封君康叔之辞，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康诰》告诉康叔，执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罚，任贤爱民；《酒诰》要求康叔在卫国严厉戒酒，文章历举从成汤到帝乙戒酒勤政与殷纣王酗酒乱德的正反面历史经验，说明戒酒的必要性；《梓材》以梓人治材为喻，说明为政之道在于明德。几篇文章基本上都能做到主旨突出。
《召诰》为建筑洛邑新都而作，文章载召公告诫成王，从夏商的历史教训谈到周王朝的现实隐忧，最后落脚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多士》载周公对迁殷遗民的训词，先说周之代殷犹如殷之代夏，都是出于天命；然后说迁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归，不任殷人官职也是天命；最后说周人将对殷民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政策，殷民应该安居乐业，服从新朝统治。全文据天命立论，逐层揭示文章意旨。《多方》是《多士》的姊妹篇，记载周公代表成王训诫殷人和各国诸侯，文章说理方法与《多士》颇为近似，大意是说夏、商、周政权的嬗递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因此殷人和各国诸侯必须服从周朝的管理。《君奭》载周公告召公之语，与《大诰》、《多士》、《多方》等篇章宣扬天命不同，本篇说“不敢宁于上帝命”，“天不可信”，强调辅臣的重要性，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文王、武王的未竟事业，辅佐成王永保周朝江山。因为周公是对自家人说话，所以本篇不仅在思想上说了真心话，而且在语气上比较和缓，娓娓道来，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立政》载周公归政成王之语，重点阐述设官用人之道，文章总结了夏、商、周三代设官用人的经验教训，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用人主张和官职建制系统。以“勿用忄佥人”为一篇之骨，文章前后一意贯注。《吕刑》载周穆王对吕侯发表刑法文诰，系统地阐述了周朝的刑律条文和断案的方法原则，强调慎罚思想。
这些文章在说理散文写作方面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
《尚书》中有一些对话体文章。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皋陶和禹互相告诫要以德治国，修身安民，舜和禹则探讨君臣职责，并与夔、皋陶讨论丹朱之过和禹之功。其他如《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谈话主题也时常发生转换，像《洛诰》还存在时间、地点的变易问题，文章主旨究竟是作洛、祭祀、记功还是周公请退，抑或是成王命周公居洛，颇不易判定。这些对话文章有记叙有议论，不是《尚书》中典型的说理文章，距离论说文的要求很远。但是，它们却是中国最早的对话体散文，为春秋战国说理散文开启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战国诸子不少文章采用对话体，如记载孔孟言论的文章就大多采用对话体形式。
《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是特殊的文体——誓词。由于要指陈敌方罪状，申述征讨理由，鼓舞大军士气，因此誓词也要说理，而且理由要充分，文锋要特别犀利。这种声讨性质的说理文字是此后檄移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的批驳辩难文章也有一定影响。
经过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尚书》初步积累了一些说理散文的写作经验。从《尚书》中我们看到，商周时期的王侯卿士已经表现出较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和说理能力，而负责记载的史官们也能够围绕一个主题，成功地组织材料进行论证，他们的文章已经初步具备说理文章所必须拥有的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这为中国说理散文的写作开了一个好头。在叙事的框架之下记载说理内容，是《尚书》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这是史官忠实地记载执政者谈话的结果。此后《国语》记言散文大都以这种形式出现，战国诸子的某些作品也还在采用这种形式。《尚书》的对话文章虽然稚嫩，但由于战国诸子散文大都是宗师应对弟子及时人，因此《尚书》对话体形式在他们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王侯卿士发表演讲，史官们记录王侯卿士的演讲词——《尚书》这种散文著述模式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战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篇文章往往是由思想发表者与文字记录者合作完成的。在指出《尚书》记言文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尚书》记言文毕竟处于中国说理散文的起步阶段，像《洪范》、《无逸》这样有逻辑性的文章毕竟屈指可数，《尚书》中不少文章内容横生枝蔓，它的古奥艰涩的典诰体语言也影响思想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