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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文之作也尚矣。五帝绵邈，文献难征；商周之政，则布在方册。方其时也，帝王作诰，而史官实录，所记之言，载于《尚书》。《盘庚》述训，《大诰》叙治，《洪范》九畴，《无逸》四戒，观其文脉理路，昭然可采，虽有叙事之语，然其骨鲠所树，盖为说理文矣。《尚书》以降，复有《国语》，申论邦国成败，采录嘉言善语，弥纶天时人事，旁及阴阳律吕，并师心独见，叙理成论。史册之外，又有史官格言，熔铸哲理，凝练明识，故迟任有“人唯求旧”之论，仲虺发“取乱侮亡”之谈，周任倡“陈力就列”之说，史佚著“居俭德让”之章，莫不发蒙启聩，垂戒深远矣。
自周室东迁，礼乐陵迟，天下滔滔，莫知归向。夫时世将乱，史氏先知，故董史去周，老聃归隐，司马适晋，尹固奔楚，天下史文废矣。盖天诱其统，不欲丧斯文，故以夫子为木铎。纵之将圣，继文王而述礼；生而欲仁，梦周公以为期。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是以厘子且卒，诫子学孔；南宫贵胄，亦云从师。故子贡委挚于卫，子张求学自陈，子羔折节由齐，原宪请益于宋。颜路颜回，异代受学；曾皙曾参，父子同门。故德行则回损耕雍，政事则冉有子路，言语则宰予子贡，文学则子游子夏。参鲁柴愚，何妨后来居上；回贫赐富，无碍入室登堂。孔门之下，济济多士，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于是入太庙，游舞雩，登泰山，观沂水，对麒麟而流涕，临长川而叹息，因材以定进退，随机以启仁心。七十子仿史官，执简册，述师训，书礼仪，片语以行终身，一言可兴邦国。故子张书忠信于绅，子路诵不忮之言，并举一而反三，退省而足以发矣。由是学有因革，官守降为私学；文有兴废，子书替代史文。天下质文，翕然一变，斯乃东周学术演进之枢纽，而文章变革之大机也。逮夫子去鲁，弟子执鞭从行，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虽不遇于时，然论载讽诵，未曾中辍。于是夫子返鲁，不复求仕，专事教授，晚而喜《易》，韦编为之三绝，发愤正乐，雅颂各得其所。门人益进，弟子至自远方者，盖三千焉。自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或著造传记，或论纂旧闻，或发明礼义，或创作新篇，作为文章载于简帛者，盖以百数，传世之《论语》、《仪礼》、大小戴《礼记》、《孝经》，新出土郭店、上博竹简之儒家文献，斯皆出自七十子后学者也。七十子后学非唯善述，亦敢开启新风，其于说理散文开拓之功，乃在尽削历史记言文叙事之笔，观夫《大戴礼记》所载曾参论孝诸篇，可知中国纯粹说理之文，实成形于七十子后学之手，战国诸子散文乃继其事者也，岂非有德者必有言也欤！七十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显；孔氏虽圣，待七十子而声益彰。无孔子固无七十子，然无七十子阐发缵绪，孔子薪火安能承传？孔氏之名焉得与天地相敝？说理之文又焉能上承下启也哉？
汉代以降，论者或以《礼记》等礼学文献作于秦汉，又以礼学文献皆记典章制度，与文学无涉，遂使七十子文采湮没不闻。明清之际，古文家评点《礼记》文章，于其文法或有发明，然未睹先秦说理文承启之迹，所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者也。由是七十子后学散文承转之功，终遭遮蔽。真相隐迹，是非难明，余甚恨之。盖天佑斯人，20世纪末叶，郭店、上博竹简，相继重见天日。《子羔》、《中弓》，俱是东周旧作；《内礼》、《缁衣》，岂为秦汉新篇？七十子后学于说理文之功，由此大白于天下。余读七十子后学之文，服其善论事理，勇于开拓，乃掩卷自唯曰：竹书出矣，事实明矣，孰能发两千年之旧案，表彰七十子后学之文，还历史本来面目乎？余忝为治儒书者之末，虽资质愚钝，然千虑之中，或有一得。天既启余茅塞，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于是下帷发愤，董而理之。因发为十论，溯中国说理散文开拓之源，寻七十子后学承启之迹，梳诸子百家发展之流。然后七十子后学之文学贡献，灿然可观。博学洽闻之士，或有采焉。余岂好辩也哉？余不得已也。
桐城陈桐生
记于2009年6月28日
内容摘要 中国古人过早地发展了伴随着原始思维特征的经验思维，因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主要不是感性叙事作品，而是以总结帝王政治经验为旨归的历史记言散文。《尚书》记言文是中国说理散文的开端，这些历史记言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它们已经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这些论说文的基本要素，有些记言文主题集中，条理清晰。《国语》说理散文较《尚书》有六大进展：一是出现了一批主题集中、结构紧凑的说理文章；二是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对话体；三是文章论据出现了由宗教神学向《诗》、《书》文献和典章制度的转变；四是抽象概括水平明显提高；五是进一步丰富了表现手法；六是出现了一些近似语录体的短文。《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是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以外，先秦说理散文还有另一个源头，那就是上古格言、兵书、商周铭文和巫卜之辞。这些上古格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相对整齐的形式来表达宇宙、历史、人生各方面的道理，堪称中国早期社会的子书。上古格言与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联结点在于它们都是致力于探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真知。
中国文学史家在写先秦散文史的时候，一般要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两大块：讲先秦历史散文，重在分析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作品在叙事、写人以及语言艺术方面的演进；讲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则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对先秦散文史作出如此划分，虽然条理井然、易懂好记，但未必符合历史真实情形。文献表明，中国说理散文并不是从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才开始起步的，在商周春秋时期的《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散文之中，就已有大量的说理文章，这些历史记言散文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的先驱，只不过这些说理散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这个叙事框架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些说理文章当做叙事散文作品来读。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拨开历史迷雾，根据文献来探讨中国早期社会说理散文的发展情形，理清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源流脉络，还先秦散文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