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直接带来了散文创作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说理散文的创作主体由商周春秋史官变为战国诸子。商周春秋说理散文创作的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围绕现实政治问题发表思想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于简帛。春秋战国之际，散文创作队伍变了，士成为说理散文创作的主体。具体地说，春秋战国之际散文创作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诸子本人直接从事著述，如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孙子著《孙子》十三篇。老子本人是东周王朝史官，但他的《道德经》并非记载王侯卿士大夫的思想言论，而是记载他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经》的写作属于战国诸子散文创作。中国兵学起源甚早，《左传》所载的《军志》，《战国策》中苏秦所读的《太公阴符》，应该就是中国早期的兵书。从现存文献来看，《孙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成体系的兵书，它对兵学论述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因此战国兵家之学实际上是从孙武开始的。另一种散文创作的情形是：孔子发表思想言论，七十子后学将其载之简帛。这样，用来记载的那支笔就从史官转移到七十子后学手中，记载内容则由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变为孔子言行。老子和孙子都是个人独立创作，七十子后学则是一个作家群体，因而他们在散文领域的影响要比老子和孙子大得多。由于七十子后学勤奋笔耕，他们取代商周史官而成为先秦散文创作的主体。
记言文内容由务实变为务虚，由政治、历史变为伦理、哲理，学术意味明显增强。商周史官所记载的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大都是针对具体政事而发的，无论是《尚书》还是《国语》、《左传》，都不是“载之空言”，而是一事一议，即就事而言理。由于这些文章是针对具体政事而发的，因此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而到了春秋末年老孔时代，不治而议论的务虚性学术探讨占了绝大多数。老子的《道德经》、孙武的《孙子》都是将政治、人事、军事的经验提炼为格言。孔子本人虽有从政的经历，他的部分言论也涉及某些具体政治事件（诸如论用田赋、请求讨伐陈成子等），但孔门师徒的绝大部分学术活动超越了现实政治层次，而体现出务虚的特色，相对于《尚书》、《国语》的历史记言文而言，七十子后学记言文章的历史学色彩大大淡化，而伦理学意味变浓了。文化学术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于现实生活，特别是某些文化学术理论，需要对现实生活现象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务虚是文化学术事业的一个基本特性，由务实走向务虚，是文化学术的必由之路。从商周史官文化到战国士文化，不仅是一次文化转变，也是一次文化学术水平的提升。就是在老子、孙子、孔子师徒手中，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散文创作也在他们手中揭开新的一页。
说理散文形式到老子、孙子、孔子师徒手中有继承，更有创新。《道德经》和《孙子》沿用了传统的格言形式，而在篇幅及表现手法上则在继承中有所发展。七十子后学则继《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宾主问答体形式，《论语》、《礼记》中的《表记》、《缁衣》、《坊记》、《中庸》等文章既不同于《尚书》、《国语》的记言文，也有别于史佚、周任等人的格言名句，与《老子》、《易经》亦诗亦文的形式也有区别。特别是《大戴礼记》所收录的曾参一系的文章创新力度更大，标志着纯粹的说理论文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是从商周历史记言文向战国诸子散文转变的枢纽，后来的战国诸子散文就是沿着七十子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