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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年代上说，老子要早于孔子，他的《道德经》是中国最早的子书，在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之中，老子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老子在写完《道德经》之后就选择了隐逸，他的学说价值是在百年之后才被庄子等人所认识，所以老子还不能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文化变革的关键人物。兵家孙武也是春秋末年重要的学术人物，他的《孙子》十三篇在现实政治军事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兵家作用只是体现在政治军事斗争方面，而对文化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孙武同样不能引领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在文化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孔子师徒。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要恢复西周礼制秩序。《论语·子罕》载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孔子是以周文王所代表的西周文化传统继承人自任。正是出于这种承担精神与使命意识，孔子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卓绝意志拯救乱世。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困惑：一个矢志恢复西周政治宗法秩序的旧派人物，何以能开启一代新文化之风？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所追求的最高价值。“道”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论和方式方法，商周时期这个“道”掌管在王侯卿士大夫手中，士人可以不必去管它，只要履行士自身的责任与义务就行了。但在周室衰微、天下大乱之后，士人就不能只讲士道，而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掌握平治天下之道。有了这个“道”，士人关心天下大事就不再是出于一种主观情感，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理性行为。因此，“道”是士人立身处世的理论基础，是士指导政治、参与政治的理论依据。孔子师徒以“道”自任，体现了他们立足根本的远大目光。孔子多次教导弟子，应该以求“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志向：“朝闻道，夕死可矣”
，“士志于道”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从孔子多次强调“天下无道”来看，孔子认为“道”不在当时诸侯贵族手中，而在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士人手里。王侯贵族握有权柄却没有“道”，士有“道”却处于无权阶层，由此形成了政治与文化两个相激相荡的系统。在孔子师徒的心目之中，“道”的价值高于君，如果在“道”与君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应该从“道”不从君。孔子的理想就是以士掌握的“道”对现实政治系统提供批评与指导，获得王侯贵族的支持，使士手中的“道”贯彻于现实政治之中，最终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孔子师徒以“道”作为士的最高志向，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士掌握了“道”，就意味着文化学术的创造主体从王侯卿士大夫变为士，天下由“庶人不议”变为“处士横议”，士由此掌握了治理天下的话语权，占据了文化学术的中心舞台。孔子之后，诸子百家受孔子师徒的启发，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尽管诸子百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以“道”指导现实政治这一思路上却是与孔子师徒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师徒对“道”的追求为战国士文化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晋国叔向和齐国晏婴的一次对话，从这次对话可以看出，这两位大政治家对于当时没落的季世景象是何等无助和绝望。《论语》中的楚人接舆用佯狂的方式来宣泄他对乱世的不满，而长沮、桀溺、荷
丈人则悠然地选择了避世的隐耕生活。在他们内心之中，或许自认为是精明的、高洁的，但是，这对改变乱世状况丝毫无补。叔向、晏婴、接舆、长沮、桀溺、荷
丈人等人的所言所行，在当时社会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情绪。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像他们那样，这个社会就真的没救了。孔子的横放杰出之处，就在于他不放弃、不气馁，矢志做乱世的救世主。《论语·八佾》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之封人视孔子为上天的木铎，向世人宣讲救世的道理。这个说法表明了孔子在乱世之中沧海横流的特殊价值。孔子的积极救世态度影响了七十子后学，七十子后学又进一步影响到诸子百家，于是人们从消极绝望之中振作起来，积极投身于救世活动之中，从不同途径寻求拯救乱世的方略，由此社会情绪为之一变。可以说，孔子一人的积极态度带动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士林阶层。
再次，孔子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开门讲学授徒，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由此官学一变而为私学，这为此后诸子百家的兴起准备了人才，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子以前学在王官，生员是王侯贵族子弟，教师是作为贵族官僚的太师之流，教育的目的是为世卿世禄制度培养人才，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合一的贵族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下层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第一次打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旗帜，使教育大门向全社会开放。《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
他的门生之中当然不乏贵族子弟，但更多的则是出身贫民阶层的学子。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孔子弟子通考》中说：“孔子弟子，多起微贱。颜子居陋巷，死有棺无椁。曾子耘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贱人。子贡货殖。子路食藜藿，负米，冠雄鸡，佩猳豚。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闾，敝衣冠。樊迟请学稼圃。公冶长在缧绁。子张鲁之鄙家。虽不尽信，要之可见。其以贵族来学者，鲁惟南宫敬叔，宋惟司马牛，他无闻焉。”
孔子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办学创举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平民有了文化，才能从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能学习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论，才能具备参政议政的资格。孔子有教无类，平民弟子是最直接的受惠者，在官学制度之下，像颜回、曾参、子路、仲弓、子贡、子张这些杰出的人才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是孔子把文化知识教给他们，把拯救天下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传给他们，把火热的政治激情传给他们，把王道文化薪火传给他们，给他们沉闷乏味的人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比贵族子弟更有现实社会的经验，更有改革社会的锐气，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更有坚韧的毅力和卓越的献身精神，更有资格成为政治文化学术舞台的主角。当然，孔子师徒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弟子固然受惠于孔子，但如果没有弟子记录孔子的思想言论，孔子的思想就完全有可能被历史湮没；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孔门弟子后学宣传、阐述、发展孔子学说，孔子绝不可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孔子就是通过办学吸引了一大批拥护者和追随者，由此形成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第一个流派——儒家学派。孔子为后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例，他的弟子后学像他一样广招门徒，于是有了再传、三传、四传乃至数传弟子。诸子百家也纷纷效法儒家开门办学，为自己的学派培养信徒，由此百家蜂起蔚为大观。战国士文化的兴起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在战国士文化诸多物质条件之中，人才居于第一位。战国士文化的人才得力于由孔子开创的私人教育。
最后，孔门师徒开创了周游列国之风。春秋时期早就有楚材晋用的现象，但这些人才流动的原因大都是出于政治避难。孔子则是为了拯救乱世而四处宣传王道主张，试图获得某一诸侯的信任，以此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基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一生中有两次出国：第一次是在35岁时赴齐，对齐景公宣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理。第二次是在56岁时，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他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史称干七十二君，在经历14个年头的奔波游历之后才返回故乡。从政治角度看，孔子周游列国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一个诸侯任用他，但从开一代新风的视点来看，孔子周游列国又具有重大价值。由孔子首倡，战国士人大都没有乡国的概念而只有天下的意识，他们席不暇暖，纷纷奔走列国，攘臂游说诸侯。在交通、通信、传播事业极不发达的战国时代，士林周游列国成为宣传思想学说、扩大学术影响、践行思想主张、从事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可以说没有战国士林的周游列国，就不可能有如火如荼的战国士文化思潮，就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思想学说就不可能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