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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春秋末年史官文化难以为继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战国士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潜滋暗长，很快替代商周史官文化而成为战国时代的文化主潮。战国士文化是以战国士林为创造主体、以重建一统天下为目标、以追求思想解放锐意创新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战国士林是一个品流复杂的群体，它的主体是作为思想家的战国诸子。战国士文化的精神，就是战国诸子百家以自己的思想学说平治天下的主体精神。老子、孙子、孔子、七十子就是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的杰出代表。战国士文化与商周史官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商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战国士文化转变的机制。
从学术亲缘关系来看，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如前所述，商周史官辛氏后人由周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春秋末叶董史后人董安于担任赵简子的家臣，这是一位快刀斩乱麻的乱世能臣。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董安于在为赵简子治理上地时，倡导以严刑峻法治民，成为三晋法家的先驱人物。这说明战国法家与商周史官有亲缘关系。《吕氏春秋·当染》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墨子从史角后人受学，这说明墨家学派之中有商周史官系统的血统。《汉书·艺文志》将《尹佚》列于诸子略墨家类，由于文献缺佚，我们已经不清楚为什么《尹佚》不列六艺略《春秋》家而归入墨家，或许它正好说明墨家与商周史官的内在联系。道家与商周史官的学术关系更为明显，《汉书·艺文志》直接将道家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史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这是说道家学术思想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而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因见周衰而归隐，出关时为关尹喜作《道德经》五千言，由此成为战国道家的鼻祖。儒家与史官也有一定的学术联系，老为孔师，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儒道相争之中的一个有名公案。其实，老为孔师的说法最初不是出于道家，而是出自儒家，《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观周》等篇章就记载了孔子适周向老聃问礼的经过。太史公采用战国秦汉之际儒家之说，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孔子世家》中两次记载孔子适周问礼老子。其他如《吕氏春秋·当染》、《庄子·知北游》、《天道》、《天运》等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郭店竹简《老子》出土之后，人们看到，最早的《老子》版本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王弼本《老子》那样痛斥仁义礼智，春秋战国之际的儒道或许并不像后来那样形同水火，所以孔子从老子之处吸取思想营养是完全可能的。《国语·鲁语下》中记载了孔子的五条材料，孔子称赞敬姜知礼的材料，又见于《礼记·檀弓下》。《国语·鲁语下》还记载了子夏的一条材料，从中可见孔子师徒与鲁国史官之间确有密切的联系。此外，战国中后期阴阳五行家五德终始历史哲学的思想材料来自商周史官，尽管我们从现有文献中已经找不到阴阳五行学派与商周史官之间的亲缘联系。
从思想气质来看，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具备了善于独立思考、抽象概括的思想家品质，他们一直在真诚地探讨宇宙、历史、人生等人类精神文明的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人们点燃思想的火炬。西周史佚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历史、社会、人生的精辟格言。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尹佚曾经对周成王提出“使之时而敬顺之”
的治民思想。直到战国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界仍在征引史佚这位以深刻睿智著称的哲人的名言。《大戴礼记·诰志》引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
西周末年的史伯也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代表了公元前8世纪中国人思辨力所达到的水平。《国语·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什么叫做“和”呢？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达，所谓“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史伯指出，仅凭单一元素是无法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
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就是要求王侯应该广纳多方面的人才，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如果说史伯揭示了事物矛盾的统一性，那么春秋后期晋国的史墨就已经从自然和社会现象当中体悟到事物存在着矛盾的对立面，对立的双方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史墨讨论鲁昭公被权臣季氏驱逐的现象：“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
季氏就是作为鲁昭公对立面而出现的。他从哲理高度解释了春秋时期社稷绝祀、君臣易位的现象。春秋末年的老聃更是一位由周室史官出身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是商周史官的殿军，又是战国诸子百家的先驱。按照战国秦汉之际儒家的说法，孔子在政治失意之后从史官文化中吸取智慧，作《春秋》当一王之法，将政治学说寄寓在史书著述之中。老、孔二人，或垂空文以自见，或寓微言大义于历史行事，从两位巨星与史官文化的联系之中，我们可以寻绎商周史官将思想接力棒交给战国诸子的轨迹。
从政治目标来看，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也有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建设一个理想的政治清明的一统天下。商周史官通过自己的职业服务，致力于王侯政治的兴利除弊，而战国诸子则是在天下多元分裂的背景之下探讨重建一统天下的思想理论和具体途径，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的政治理想内容也因为时代变化和学术主张差异而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政治上的奋斗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君明臣贤、政治昌明、天下太平、民生安乐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立论殊方的战国诸子百家是百虑而一致，就是在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之间也是殊途而同归的关系，他们的政治归宿是一致的。
从文章风格来看，商周史官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老子》五千言用的是格言形式，与史佚、周任等人的格言有明显的联系。孔子师徒的文风则来源于周鲁史官系统。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倡导敬恪恭俭的行政作风，他们深知创业的艰难与守业的不易，因此互相告诫要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戒骄奢淫逸。这种朴实的政风带来相近的浑朴平实的文风，而鲁国因其拥有天子礼乐而在文风上与周室相近。我们将《国语》中的《周语》、《鲁语》与孔门弟子的文章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文风何其相似。《国语·鲁语下》收录的孔子、子夏的材料，与《论语》、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鲁邦大旱》等记载孔子答时人问的文章在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