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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气候和土壤。商周史官文化赖以生存的条件有三大机制：一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二是以礼乐征伐为形式标志的王官政治宗法系统；三是得到统治阶层普遍认同的史鉴信念。到了春秋末年，维系史官文化生存的三大支柱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一部先秦史是从原始宗教逐步走向文明的历史，是一部人神易位——亦即人文精神觉醒、跃动、进步、发展的历史。据《礼记·表记》记载，殷商王朝率民敬天事神，试图依靠宗教鬼神的力量维护统治。《尚书·盘庚》载商王盘庚动员民众迁都，所提出的最根本理由就是“天其永命我于兹新邑”
。到殷商末年，这种敬天事神的宗教神学意识形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尚书·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消灭黎国之后，大臣祖伊奔告纣王，纣王竟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面临着灭顶之灾，这个独夫民贼还妄想着以天命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事实上，上天丝毫没有眷顾这个罪恶累累的独裁政权。克商之后的西周王朝看到了天命靡常的无情现实，深刻地认识到民心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力量。《尚书·君奭》载召公奭对周公说：“天不可信。”
召公奭是西周初年统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周公的人物，从他的话中能够看出西周统治集团对于天命的真实态度。就是出于这种对天命的新认识，统治阶层及时确立了敬天保民的新的意识形态，民与天神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西周到春秋，人文精神一路高奏凯歌，宗教神学势力江河日下。春秋时期，政治思想界有识之士一再发出重民轻神的呼声。所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所谓“民，神之主也”
，所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等，无一不昭示着昔日庄严神圣的宗教神学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维系人心。史官在先秦时代又称天官，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史官是皇家天文学家，他们的重要职责是向王侯卿士大夫解释天道，举凡制历、颁朔、祭祀、卜筮、占梦、占星、解释祥瑞灾异、禳灾、预言等与天道有关的事务，都在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史官们就是以神职身份，从宗教神学角度沟通天人古今，为王侯卿士大夫的重要决策提供神学参考，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既然天道在春秋末年逐渐淡出现实政治舞台，那么以宗教神学作为生存支柱的史官文化也就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史官为之服务的王官政治宗法体系在平王东迁以后也日趋衰落。按照汉初今文三家诗的说法，早在西周康王盛世，西周政治就出现陵迟衰败的征兆，他们说《诗经》第一首诗《关雎》就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之作。其后西周政治一直在走下坡路，《国语·周语上》一共收录了十条西周材料，其中就有七条材料是讽谏周王朝弊政的。我们读《诗经》大小雅中的政治讽谕诗，就可以知道在西周末年政治状况是何等的妖氛弥漫、暗无天日！昏君佞臣们用自己的手拆毁了西周政治宗法体系的根基，疯狂地替自己挖掘坟墓。平王东迁之后，东周王朝虽然表面上仍为天下共主，但面对各诸侯国层出不穷的僭越非礼事件，沦为政治破落户的东周王朝再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春秋霸主和大国诸侯的挟持、庇护与无穷无尽的羞辱之下苟延残喘。由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的春秋霸主政治新格局虽然以“尊王攘夷”为帜志，但霸主政治却是对西周政治宗法体系的一次实实在在的瓦解，因为它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攫取了东周王朝主宰天下的权力，是对以强凌弱的“力政”即强权政治的公然认可，是对西周王朝确立的以礼乐治国传统的公然否定。以宗法血亲为纽带的周王朝无可挽回地式微了，一个又一个由周王朝分封的公室也走到了尽头，原来显赫一时的诸侯大国也相继走向季世，象征政治权力的礼乐征讨从“由天子出”降格为“由诸侯出”，再演变为“由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
。以众暴寡、以强凌弱，成为春秋时代通行的社会法则，极少数诸侯国通过兼并攻伐迅速强盛，而众多的宗庙社稷不再血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些名言就是对当时政治宗法体系崩坏的形象写照。商周史官是为王官政治宗法体系服务的，他们对西周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政治宗法制度最为谙熟，《周礼·春官》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在祭礼中“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在丧礼中“执法以莅劝防”，在会同朝觐礼中“以书协礼事”，小史“奠世系，辨昭穆”，
而所有关于文秘管理、档案管理、文献典藏、户籍管理、文字管理、氏族管理的事务，都在史官所司的职责范围之内，可以说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入理解西周这一套王官政治宗法体系的亲疏尊卑的精髓，也没有人比史官更能深刻地体验到礼坏乐崩的黍离之悲。如今史官为之服务的王官政治宗法体系衰落、崩溃了，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史官记载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兴衰给君主提供政治借鉴，史鉴信念是史官实现人生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是所谓的“掌官书以赞治”。从先秦文献来看，这里所说的史鉴，不是后代那种所谓的盛世修史，不是借前代王朝历史经验来为本朝垂鉴，而主要是记载本朝发生的政治事件。商周金文中有很多关于“作册”的记载，郭沫若在《金文丛考·周官质疑》一文中指出，作册乃左史、右史之通名。这说明执简册记载是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能。《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临终之前命令元老重臣辅佐嗣子：“太史秉书，由宾阶跻，御王册命。”
周室顾命一代之大典，就是通过太史执笔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说，天子听政应该让“史献书”。商周史官们不仅以自己的深沉睿智及时地捕捉了王公大臣那些闪光的思想言论，而且用手中的刀笔刻下了政治的兴衰和历史的善恶，他们为古代政治提供了一面面镜子。就是在记载历史、批判历史的过程中，商周史官揭示了人类社会应有的惩恶扬善的正义价值，肯定并巩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成果，上古社会的良知主要是通过史官的历史记载而体现的。商周史官所履行的职责甚多，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历史记载，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学术的命脉，关系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但是，史鉴是建立在统治者渴望通过历史反思铸造清明政治的自觉之上的，而处于季世的封建政权则不需要史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季世统治者所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在现实政治中见到成效的权谋、谲诈、武力。更有甚者，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为了防止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恶名，纷纷销毁历史记载。《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在这里所讲的“籍”指的是周室班爵禄的文献，其实它也适用于所有历史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语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司马谈所说的“史记放绝”是从孔子作《春秋》之后算起，而这四百多年正是中国历史文化发生深刻巨变的战国秦汉时代。本来史学最为发达的中华民族，为何唯独这四百多年没有史书？除了出于纵横家之手的《战国策》，我们今天读不到其他由战国史官记载的史书。对此，人们很容易归咎于秦王朝为防止六国复辟而焚烧诸侯史记。秦人焚书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史鉴信念崩溃也是战国史书缺失原因之一，信念长城一垮，就导致了史官缺记甚至诸侯自焚国史等各种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发生重大变革之际，史官总是因其谙熟历史而最先审时度势，在事变发生之前就对自己的去留作出选择。《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淮南子·汜论训》说：“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
这是传说中的夏王朝史官弃夏奔商。《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礼贤下士，于是“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其中的辛甲大夫是殷商王朝的史官，归周后任太史之职。《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语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辛甲在推翻殷商王朝和东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另一重要史官尹佚，其尹氏家族最初可能也是在殷商王朝任职，后来转投周朝。
这是商王朝史官弃商奔周。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出于对陵迟没落王朝的不满和失望，东周王朝史官不断上演弃周逃奔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周景王曰：“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
辛有是辛甲大夫的后人，是周平王时期的史官，他的儿子由周奔晋，应该是在平王前后，晋文公时期的董因，晋灵公时期的董狐，晋平公时期的董叔，都是董史一系之中的知名人物。太史公司马迁的先人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主动放弃延续了数千年的太史官守，《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其中的尹氏固就是西周初年著名史官尹佚的后代，尹固等人带去了周王室的典籍，这对提升南楚文化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东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与终古奔商、辛甲奔周等人的做法不同，老子这位大哲选择的是以隐遁作为人生归宿。东周王朝史官的陆续奔逃，昭示着商周史官文化确实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