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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三四世纪东汉之后的魏晋时期，公众批判进入历史上的最低谷。然而，这种负面的效果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启示，也就是本章集中论述的一个观点：公众对于国家事务的漠视是宪法保护缺失的自然的逻辑结果。对政治和国家事务的漠视在经历过东汉“党锢”运动的学者们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而这种漠视态度是前朝对学者的屠杀、流放和迫害的直接和自然的反应。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头颅和两只臂膀，假如在一种不安全的大环境下，人们要么选择安逸而世故地不问政治的生活方式，要么选择饱食终日而不负责任的生活哲学，即每个人都明哲保身的话，就没有人会受到谴责和惩罚。而后边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情感反应，还不如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人越是耽于享乐和堕落，他作为政府评论家就越发无益和软弱；而他越是软弱无力，政府就越喜欢他；政府越喜欢他，他就越发安全。
在东汉衰落之后，道教成为时尚的宗教信仰，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学者们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第一次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习惯都带有浪漫情调，甚至来往书信中也充满着一种罗曼蒂克的色彩。他们经常以饮酒作乐和寻花问柳来打发日子，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而对儒教学说极度蔑视，对待政治就像对待神灵那样漠然视之。儒教中“天下为公”的思想已经被多次验证，但在“党锢”运动和全国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而这些学者所固有的道德标准也不复存在，他们变得玩世不恭，长期沉浸于享乐之中，且就这样消沉下去。中国学术史上东汉时期的“清议”已经让位于魏晋时期的“清谈”。
“清谈”运动在思想观点上的负面影响就像前朝“清议”运动的积极意义一样深远。它不再关注政治上的清廉和公正，而是转移到道教哲学纯粹的乌托邦中去，倾向于从现实生活的真实世界中脱离出来。在东汉覆灭之后的几十年，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沦落到声名狼藉的境地，失去了在人们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而被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庄子的“逍遥”思想所取代。
个人还能够期望什么呢？在担忧遭遇悲痛和迫害的恐惧中，人们开始怀疑干预政治的意义。范滂给儿子的最后教导或许是关于“清谈”运动的最好写照，极具讽刺意义
。当逮捕范滂的指令下达的时候，带着拘票（逮捕证）的执行官泪流满面，不忍心向他出示拘票。而当范滂得知这个消息时，便主动就捕，并向母亲告别，表达了对弟弟的嘱托和关心。母亲鼓励他勇敢地面对死刑，而她自己也会欣慰而去。在行刑路上，范滂向儿子道别时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吾不为恶。”他坚定不移地追求正直的儒教信仰却以悲剧告终，所以他也不能使儿子信服做善事就一定是正确的选择。
有些学者大义凛然地走向监狱，而有些学者则试图逃走，这些逃走的人发现，勇敢的朋友或亲戚总是愿意为他们提供保护和藏身之处，但这不可避免地给提供住所的人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例如，当张俭逃走并隐藏在长城中时，曾经为他提供藏身之处的几十个人受到牵连和迫害，他所有的亲戚甚至整个村庄的人遭到集体杀戮。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夏馥感叹道：“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
。夏馥自己曾经是舆论领袖，但他不得不把胡须剪掉，化装逃进深山为他人做家仆。他的弟弟去找他给他送衣物，当弟弟在市墟遇见他的时候竟然没有认出他来，直到听到他的声音才明白。夜间，他们兄弟俩在一家小旅馆悄悄见面，夏馥告诉前来送衣物的弟弟：“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当时也有类似夏馥的学者，他们隐姓埋名惨死于深山之中；还有一位学者在一间没有门的土屋里隐身，每天只能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接送饭食。假如这些人漠视国家事务而选择了隐居山林的生活，或者像张俭那样，无论朝代如何变迁都自由地生活着，永不接受朝廷的官职而过着隐居生活，这样难道应该受到谴责吗？
难怪这些学者养成了一种新的处世哲学，尤其是在魏朝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诗人中间，他们开始形成温和、浅薄、浮躁、淫荡或者淳朴的风格。阮籍可能是当时最有才气的诗人，而他曾经在自己的房间裸体四处行走
，当人们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在浪漫主义的颓废时期，他画了一幅想象中的“大人”画像，画中人轻松地游荡着，他还把思想狭隘的儒家学者比作沿着人的裤缝爬行的昆虫。对于漠视政治的溢美之词，阮籍在其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中有所描述：
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这种漠视政治生活的处世哲学的确很有诗情画意，因为它使我们回归自然和道家的教义，而中国所有优秀的诗歌都与道教教义一脉相承。如果说宦官和皇帝的乳母导致了汉朝覆灭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造就了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使伟大诗赋作品《归园田居》的问世成为可能。因为正是在浸透着道家自然主义情结的文化形成两个世纪之后，人类精神才达到了我们在道家学说中所发现的和谐、宁静致远和享乐的境界。宦官们首先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动力，而魏国的统治者曹操则进一步推动了这场变革的发展，他曾直率地表达他“不愿做正直的学者”的思想。诸如孔融和祢衡这样聪颖和富有智慧的诗人，都是因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嵇康作为“竹林七贤”之首和回归自然生活的倡导者，也未能做到明哲保身而遭遇英年早逝的厄运。当时的精英人物之一祢衡曾经假装疯子，而后来建立晋朝的司马懿也曾经佯装瘫痪在床。司马懿为了逃避加入曹操集团而不得不装病在家，当曹操试探其病状的真相并连夜派人送去拐杖之类的东西时，司马懿仍然以计谋圆了他的谎言。有一天，司马懿把他的书简放在院子里晾，可是一场暴风雨突然来临，他忘记了自己称病在家的谎言，马上从床上起来把书简抱到屋子里。这件事正好被一个马童撞见，司马懿的妻子为了保全司马懿的谎言不被拆穿就杀死了这个马童。正是在这种充满了恐惧和险情的氛围中，一种漠视政治、崇尚享乐和声色的风尚席卷全国。
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这些诗人为了自身的解脱，其诗歌内容的颓废可以得到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个人，他们的浮华诗歌只不过是隐藏其内心空虚和苦闷的托词。因此，我们才有诸如阮籍《咏怀·一日复一夕》中的诗句：
胸中怀汤火，
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
知谋苦不饶。
他接着吟道：
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
还有如下《咏怀·灼灼西颓日》的诗句：
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
中路将安归？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发现其他诗人也沉迷于酗酒、女色和诗歌。刘伶写了很多著名的有关酒色的文章，他自己经常连续几个月酗酒大醉。他曾经带着一坛酒乘车出去，叫上一个随从，并命他带一把铁锹说：“死便埋我。”
“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与一个婢女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一天阮咸在宴席上听说他妻子把这个婢女打发走了，他立即向在座的客人借来一匹马，飞奔去拦截这个婢女，并当着这些诗人朋友的面把这个用马驮回来的婢女带回家。如果说这是一个丑闻的话，他却愿意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这就是以其“聪慧”被人们羡慕的才子，他们信奉老子的教义，以智慧的方式影响着愚钝的人，同时足以刺激浮华的世风，而他们自己对于整个统治阶层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也因而确保了自身能安度晚年。
或许正像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所言，是“清谈”时尚导致了清末中国国势的衰弱和蛮夷入侵华北，但如果人们真正理解了这个风尚的实质就会对其给予谅解和宽恕。在宪政对学士们和评论家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人们无法采取一种积极的政治心态，在舆论的指引下，冒着被统治者惩罚和付出生命的危险而“勇敢前进”。只有在法律规范中，言论自由才能得以保护并真正实现，而只有在人的生命具有更大价值和更多尊严的时候，人们才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关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