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运动

本章主要探讨中国舆论史上舆论和统治当局之间第一次有组织的争论和冲突。虽然当时没有机械化的印刷机可以利用，但东汉的舆论表达比以前历代都更加有效。不过对于舆论自身而言，这是受过教育的公众人士同腐败力量之间在舆论领域作殊死搏斗的最不寻常的一段悲壮历史。从蔚为壮观的“太学生运动”，到后来宋朝和明朝的类似的学潮，直至今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学潮，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在重演。在东汉那场长久的舆论博弈过程中总是显露宦官的威力，这或许有助于延缓日趋没落的汉王朝的覆灭，使之推迟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舆论的传播是以学者们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数百名学者惨遭集体杀戮，他们的家属和亲戚被流放，有的甚至被杀害，逾千名太学生被囚禁，而与他们有关联的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监禁和流放。舆论运动还曾引发了两次宫廷政变，第二次政变还导致了宫廷中的一场战火，而宦官集团中也有2000名成员被杀，并且几乎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本章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某些中国学者敢作敢为的勇气和胆识。当学者们得到正确的引导和组织时，他们就会站在正确的和公正的立场上有所作为，甚至以个人承担巨大危险为代价。本章和以后的章节将表述诸如范滂、李膺、陈东、杨继盛等官方学者的英雄胆识和无畏批判精神的故事，正是他们临危不惧的气概和良好的团队精神才使得民主有发出声音的可能。这些连续的学生运动和缺乏任何法律保护的舆论学潮的最终失败表明，除非宪法给予学者和作者保护，否则，建立名副其实的舆论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这个和之后我们所阅读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众对于国家事务的漠视是民主权利缺乏保护的自然的逻辑结果，而公众也必将漠视国家事务作为自我的保护手段。从这个自然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公众漠视国家事务的轨迹。

既然这是一部中国新闻舆论史，我们就只能从这场运动的侧面来重点审视，尽管这场运动本身呈现的事实异彩纷呈，而且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立的研究体系。

这里，有必要对导致这场延续几十年、影响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独特论战的重大事件进行简单概括。这场论战源自两股对立力量的膨胀：一方面是政治背景，包括宦官和外戚对朝廷政权的抢夺以及官员腐败和暴政统治对全国人民的剥削等；另一方面是论战中涌现了大批被公众热情所吸引并受个人英雄气概和侠士精神所鼓舞的学生和学者。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使得学者批判和朝廷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而这场运动的纵深发展自然导致激烈的论战和“党锢”运动，并最终引发大规模的囚禁和杀戮行为。正像后来的儒学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把汉代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这些无畏的学者而谴责他们是极为不公平的。假如要评价这些学者们的功过是非，他们倒是延续了汉室的统治，他们的最终失败连同统治阶层的灭亡都应归因于没有一个比我们现在的政府更民主的政治体系。

简言之，从简单的生物学原理来看，政治背景有其自身的渊源，即皇室血统的生命力都不长久。宦官和外戚的淫威（所有暴政统治的根源）都归因于这样简单的事实：东汉时期的大多数统治者都是短命的，而皇储或幼帝的即位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正是在东汉朝廷，皇室旁系即位的做法开始恢复，而在此之前，汉室王朝实际上已经衰落了，而且在连续经历了三个皇帝未有子嗣继承王位的失败之后，逐渐走向灭亡。这三个皇帝是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前7）、汉平帝刘衎（1—5）和汉安帝刘祜（107—125）。除了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光武帝刘秀（25—57）——他是唯一长寿的皇帝——之外，其他的汉朝皇帝均英年早逝：

汉章帝刘炟（76—88）卒于33岁

汉和帝刘肇（89—105）卒于27岁

汉殇帝刘隆（106）卒于2岁

汉安帝刘祜（107—125）卒于32岁

汉顺帝刘保（126—144）卒于30岁

汉冲帝刘炳（145）卒于2岁

汉质帝刘缵（146）卒于8岁

汉桓帝刘志（147—167）卒于36岁

汉灵帝刘宏（168—189）卒于34岁

随着这个时期的结束，汉朝又连续迎来了另外三个没有子嗣继承王位的皇帝，而汉室的最后几个统治者均来自皇室的旁系家族。这些短命皇帝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的继承人登基时年龄都很小。例如，殇帝刘隆在大约出生100天时继承皇位，顺帝刘保在2岁时即位，质帝刘缵在8岁即位，桓帝刘志在15岁即位，灵帝刘宏在12岁即位。结果，在这些幼帝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皇太后自然代替他们成为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在这一阶段，皇帝总是被有权势的大臣或将军所怀疑，他们担心朝廷大权会落在后宫手里 。

于是，我国东汉史上曾接连产生了六个实际上统治着整个朝廷的“女强人”式的皇太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恒思窦太后和灵思何太后。很自然，太后执政时，她们就依靠自己的外戚势力如兄弟或侄子、外甥等，授予他们最高的政治权力，通过他们来应对风云变幻的官场。有时候，他们与宦官和宫廷官员相互勾结，有时候又遭到宦官的联合抵制。如在桓帝的案例中，年幼的皇帝想亲政即收回朝廷大权，迫于形势的压力，他不得不与对外戚心怀不满的宦官联手，正是在宦官的帮助下，桓帝才杀死或囚禁了外戚集团的成员。而宦官也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为人臣的最高权力和荣耀。那么，在这种为争夺皇位而变得危机四伏的宫廷环境中，立谁为皇太子就很难确定。宦官、太后和幼帝的叔伯辈之间的争斗持续存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大骚乱的表象，其实在不断的动荡中，有相当多的太后和宦官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囚禁，或者悲惨地度过余生。

这确实能够解释学者们为什么会对宫廷进行异常激烈的抨击。正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们攻击昏庸淫乱的政权是基于一种愤恨和轻蔑的情感，但最终还是因为对宦官们的性别和阶层的偏见。这些宦官大多数都是文盲和愚昧无知的人，而学者们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下为国家效力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正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们对于东汉的大多数太后都非常鄙视，因为除了邓太后曾经接受过教育外，其他太后都是文盲 。尤其令学者们气愤的是，自己竟然被这些女性文盲和同样愚昧无知的不男不女的阉割之人统治着。但是，真正使事情达到无法收拾地步的是腐败、暴政和在朝廷中强占职位的宦官的亲信们，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残酷地剥削人民，从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这一切解释了为什么舆论会完全一致地倒向学者一边而反对宦官，同时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舆论总是站在学者们的立场上，并使他们在面对迫害、囚禁乃至死亡的时候能够鼓起勇气。

对于学者一方来讲，我们看到了印发此类舆论的另外一股力量，即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清议”运动。儒家学者的“道德”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高尚 。历史学家通常把这场突发的侠义精神和个人勇气的发扬归因于东汉第一位皇帝对儒家学说的复兴，而实际上，儒家学说也确实是在他的支持下得以发扬光大的。与此同时，汉朝建立了文官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校体系，京都和乡下都设有学校，并成为帝国复兴儒家学说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顺帝统治时期，汉朝太学校舍有240房、1850室，学生30000名 ，他们都是朝廷各部门的候选人才。学习似乎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事情，当时的学堂里汇聚了很多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在各自的学府中又招收了数千名学生。如此多的学子聚集在帝都并致力于纯粹学理的生涯而非别的活动，这样自然营造了一种对时事评头论足的风尚，特别是当朝政出现腐败的时候。这种公众批判的习俗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就像现在的新闻舆论那样，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高等学府似乎成为知识传播的中心和公众意见的发源地，从而得到所有人的尊敬，而且具有自身的权力。诸如郭泰这样著名的评论家，能够通过对一个人的口头评价来成就他或者使其名誉扫地 。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支持公众批判运动的道德力量来自十分严格的行为标准以及当时流行的侠义之道。对于公众批判而言，其目标直接针对学者和官员的个人行为，就像反对朝廷的诸多行为一样。于是，学者们对于公众意见十分的敏感，他们会非常谨慎地实施自己的个人行为，旨在赢得宫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公众批判的兴起与朝廷复兴儒家道德学说的运动紧密相连。因此，正如儒家学说所倡导的“礼让”或服从美德那样 ，汉朝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封建独裁家庭中的长子有意放弃自己长子的继承权，以便支持其年轻的弟兄来施行“服从”的美德。这样做的兄长往往会得到公众的高度赞扬，为自己赢得好名声。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种为了取得好名声而做出非凡或异常举动的时尚。所以，伴随着这场公众批判运动的浪潮，社会舆论的大趋势是支持这种苛刻的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氛围下，所谓的“清议”运动或者“纯粹批判”运动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一场支持政治净化和道德强化的批判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汉朝的文官制度明确鼓励这种苛刻的道德行为规范。人们被官府推荐或提名成为朝廷官员，不须以其学识的优劣为评判标准，而是基于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正直诚实的好名声。朝廷官僚体系中的很多名称即是明证，诸如“正大光明”、“品行”、“正直”、“铁面无私”、“清廉”、“孝道”、“谏言”、“直言”、“隐士”等 。有时候，这种苛刻的道德标准倾向于发展为孝道的典型，成为儒家伦理道德常见的案例。我们这里列举学者赵宣的例子。赵宣以孝道而著称，因为他严格遵循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其父亲的墓前守孝三年。但是，当一位上司发现他在守陵期间竟然还生了五个孩子的时候，赵宣即刻沦为声名狼藉的“儒家学说的罪孽叛逆者”。

造成激烈争斗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其实是一种侠士精神，这种源自战国时期的侠士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有一类游侠或许就是武艺超群的剑客，为个人忠诚的道德标准所鼓舞，他们甘愿冒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拯救危难中的朋友。我们在《汉书》中可以找到论据来证明这种传统在四五百年的历史中从未间断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行侠仗义之人为朋友复仇的故事。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刀剑杀人，他们是一些为复仇而罔顾后果的人。我们这里引用何颙的案例。何颙的朋友曾经在病榻上泪流满面地告诉何颙，他因没有能够为父亲的死雪耻而遗憾。当朋友死去之后，何颙就行动起来，砍下朋友仇人的头并作为祭品放在朋友的坟前悼念。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是有关郅郓的。他也听到了病榻上朋友类似的抱怨，就径直赶过去杀死仇人并把他的头砍下来送给了朋友，然后这位朋友才安然地死去。还有著名学士公孙瓒的故事。为了陪同朋友去流放地，公孙瓒甘愿告别家人并不辞辛苦行走1000多公里来到遥远的南郡 。另外还有关于用公平的决斗形式来解决问题的奇特案例。有个叫周党的人，他曾经被某个叫卿佐的人所侮辱；周党来到京都学习之后，听说了《左传》中有关侠士和复仇的故事，于是他回到家乡，向卿佐提出决斗的挑战。后来，周党在决斗中身受重伤，但对手崇敬他的勇敢行为，把他送回家并照顾他直到康复 。正因为有这种忠诚、勇敢和对友情至死不渝的传统，人们在后来的迫害中才有足够的可能性去实践这些美德。实际上，假如学者们没有受这种个人勇气和侠士传统的鼓舞和熏陶，反对宦官及其党徒的英勇斗争就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学者和宦官之间的斗争，据说可以追溯到顺帝统治时期（126—144）。当时，学者李固和杜乔死于狱中，因为他们作为朝廷的监察御史敢于向皇帝呈送有关犯罪和宦官弄权暴政的奏折。然而，斗争主要发生在桓帝（147—167）和灵帝（168—189）统治时期。

其中，第一次学生运动爆发于153年，当时的侍御史朱穆奉命出任冀州刺史。这个大公无私、刚直不阿的官员将在全国巡视的消息不胫而走，40多位当权大臣出逃，而那些留守的官员要么自杀，要么因被指控贪污和压迫百姓而死于狱中。当时，大多数大臣恰好又是最有权势的宦官的亲戚。其中一名叫赵忠的宦官用御制翡翠棺材埋葬父亲，基于义愤，朱穆命人掘墓并把尸体示众以向其他官员警示。为此，他自然遭到了京都宦官们的攻击，最终被判处劳役以示惩罚。然而，舆论支持朱穆，数千名学生联名向皇帝递送请愿书，严词抨击宦官，声援朱穆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并请求自愿代替朱穆接受劳役的惩罚。这次联名请愿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朱穆得到了朝廷的宽恕。

162年，大将军皇甫规在宦官的陷害下被判服劳役，因为他曾经把某宦官在官府任职的几个朋友撤了职。又是数百名太学生联名向皇帝呈交请愿书，为大将军求情，大将军才得以特赦。另有一名皇帝的御史李云因呈交了一份反对宦官暴政的奏折，被判在宦官所控制的监狱中服劳役。一位叫杜众的学者为李云的冤屈而愤懑不平，他递交了一封请愿书，乞求与李云一道死去，结果也被投入了监狱。

太学生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仍在持续。从皇太后听政时开始就一直侍奉顺帝的五位宦官当时爬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些宦官的所有兄弟、侄子、姐夫或妹夫和其他亲戚就像朝廷的其他大臣一样占据着要职。当时的社会财产分配极为不公，富有阶层生活在极度奢华荒淫的环境中，这从妇女的生活习俗中可以窥见一斑。当时的贵族妇女把眉毛画成“愁眉”，把头发梳理成所谓的“堕马髻”（即头发偏散在头的一边），走路要走“折腰步”，还流行一种叫做“龋齿笑”的笑容（就像一个人在忍受着牙疼的痛苦一样） 。而贫困者却生活在悲惨的状态中，以至于在饥馑时期，人们不得不重拾嗜食人肉的陋习（就像109年那样）。假如宦官得势的话，在这个朝代结束之前，他们就会在全国遍布其爪牙和同党。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社会状态，当时的学者才竭尽全力通过向皇帝呈送奏折或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来反对宦官的暴政。

以下几个案例足以说明这场争斗的实质和学者们所反对的那些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有些宦官在山东拥有庞大的家业，而他们的亲戚和后人则往往成为这个地区的“响马”（土匪）。滕延做地方行政长官时，把几十个这样的“响马”投入监狱并斩首示众。为此，滕延被罢官。一个宦官的弟弟侯参做了益州刺史，据说他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一位叫杨秉的高官弹劾侯参，结果侯参在去京都的路上自杀了。后来，杨秉对他留下的三百马车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其中多是金银、丝绸和珠宝等，杨秉据此又弹劾了他的哥哥。在这场争斗中，杨秉胜利了，这位宦官暂时失利。在反对这个宦官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清议”运动的著名领袖张俭后来也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这个宦官回乡为他母亲举办葬礼，这个葬礼可以说是极度奢侈、荣耀，张俭就趁机弹劾了他。虽然这位宦官设法拦截了这道弹劾奏章，但是张俭没有停止斗争，他把这位宦官的陵庙和家乡的房子推翻，变卖了他的家产，然后又向皇帝呈送了一道弹劾奏折。而这道奏折再次被这个宦官的心腹所拦截。我们还可以列举成瑨对付宦官的一个珠宝商朋友的案例。成瑨处死了这个商人及其两百多名随从人员。还有一位宦官的弟弟在江苏地区欺压百姓，一次他想纳一位官员的女儿作小妾，被该官员拒绝后，就派人绑架了这个姑娘并用弓箭将其射死。太守黄浮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逮捕了这个宦官的弟弟及其全家人，并在严厉的刑讯下开庭审判。他的幕僚建议他放弃这个做法，但黄浮回答说，只要能够如愿处死这个压迫百姓的恶霸，他宁愿以死抵命。因此，黄浮就把这个宦官的弟弟处以死刑，砍下他的头当街示众。为此，黄浮也被判在宦官控制的监狱中服劳役 。

由此，以学者为代表的舆论团体与以宦官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战争。从口头的抨击开始，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为激烈的争斗。宦官不可避免地诉诸囚禁、处死和流放等刑罚措施企图彻底阻止学者们的攻击，学者们则自觉地团结起来，而且从不言败。165年冬天，朝廷第一次发布了逮捕200多名参与运动的学士的指令，但迫于舆论的压力，在第二年的夏天，这项指令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首次“党锢”事件激化了这场争斗，因为舆论绝对地倒向学者一边。其中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人英勇殉难，有的“戴罪”学者自愿走进监狱面对死亡，当然也有冒着杀头和被官府追捕的危险化装逃走的，还有许多人被株连。有些官员对这些学者寄予深切的同情，拒绝执行逮捕令，有些官员以放弃官职为代价来换取这些被囚禁者的自由，还有一些官员为了给这些逃亡者提供庇所和保护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其中有些人被折磨致死也没有出卖朋友及其家人。

因此，对学者们的囚禁非但没有阻止舆论的传播，反而增加了这场争斗的激烈程度。对学者们的强力镇压只能使他们内部产生更强的凝聚力，这些学者们开始给运动的领导者冠以不同的头衔，诸如“三君”、“八俊”、“八厨”等 。随着灵帝新政的实行，太后的父亲窦武恰巧对学者们十分同情，在他和其他高官大臣的联合支持下，当时似乎出现了铲除宦官势力的绝好机会。然而，随着他们组织的两次宫廷政变的失败，其中的两名领导者被杀害，太后被囚禁，政权又重新落到宦官手中。此时的皇帝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很容易就被宦官所控制，因而逮捕学者们的第二道指令得到了强有力的实施，这样的行动彻底结束了这场运动并把朝廷推向了灭亡的境地。

169年，逮捕党人及其同情者的指令下达，所谓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100多名学者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被流放，而因株连被逮捕和处死者达六七百人之多。172年，由于宫殿门口出现了讨伐宦官罪行和朝廷腐败的匿名招贴，1000多名太学生再次被囚禁。176年，政府又颁布指令免去被指控学者的官职，并逮捕所有教师、太学生、被指控学士的父辈、儿子和兄弟。相对而言，这些学者们在监狱里倒很安全。于是，绑匪和盗贼横行全国，直到184年，即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大约15年之后，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因为害怕人民同情黄巾起义，皇帝停止了对学者的追捕，而且他们被流放的家人也被允许返乡。但是，这些措施采取得太晚了，当时几乎每个强壮和完整的男人都已经沦为“响马”了。不仅张角成为黄巾军的领袖，全国还有大约20多位其他黄巾军领袖，他们实际上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战场，由此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拉开了序幕。

这些学者表达对政府批评的方式如下：首先是歌谣，其次是联名请愿和向朝廷呈送弹劾奏折，最后是利用他们手上掌握的权力。他们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并非他们的错误，而是由于中国缺乏保护个人权利的宪章。中国从古代起，表达人民声音和意见的法制就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形下，实现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虚妄的。《尚书》精辟地表达了这种首要的民主概念，当时的一个国君的公告这样写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这种民主形式通常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尽管上天可以选择聆听人民声音的方法或途径，但宦官、帝王的妻妾和皇上的乳母等并不这样做，而上天对此也无能为力。

在法制和民主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甚至在公共新闻获取权存在时，我非常怀疑，舆论表达究竟能否实现。假如当时存在新闻表达途径的话，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新闻界蜕变为传达宦官和皇上乳母有关“政治谋杀”的观点以及他们所谓“忧国忧民”行为的喉舌。新闻界不可能比学者们更能够表达人民的心声，除非有些编辑不怕被杀死或者被囚禁。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我们所想象的枪决编辑与处死汉朝学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UfVs3NV71atW9/2S2jHdnrO3fRjiJv+pn1xm5OjaLyKK38Tq4xLsVx+xDFZPy9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