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歌谣

公众批判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定期出版的报刊。像文学那样，公众批判在文字传播之前采取的是口头表达形式，同时公众批判以诗歌的体裁发端而不是采用散文体裁。有关政治评论的民谣或讽刺诗歌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十分重要，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实际上，由孔子本人编定的《诗经》就包含有大量的讽刺诗。《诗经》的第一部确切地讲叫《国风》，它有两层含义：首先指各个国家不同的风俗，其次指包括很多诗歌在内的讽刺诗。而除了《诗经》之外，我们还有保存至今的丰富的散文形式的时事评论。

一个有趣的事实很少为人们所怀疑，即中国人民对于统治阶层来讲是伟大的讽刺家，并且在这一点上或许远远地超越了西方。中国人民之所以成为其政府的主要批评者，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他们始终是持续而坚定的讽刺者——这个事实经常在人民对其统治阶层表面的驯服下被掩盖起来。没有任何审查制度或独裁统治能够真正阻止人民内心对于政府的批评。我认为，民谣和讽刺诗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总是对政府进行思考，而当他们对其统治者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对统治者进行评判。或者更准确地讲，他们是在对政府“指手画脚”地评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大量从未见报的政治话题，而在今天，诸如此类的政治批评是不会见诸报端的，这一直是当权政府的愿望。但是，评说者坚持在茶会上或背后对政治“指手画脚”，无视所有官方审查制度的存在。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当出现精彩的段落或睿智的评论时，人们肯定争相传播，这条评论就会传诵一时。假如这段评论包含了朗朗上口的俚语、精彩的双关语或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美韵文，它还会在这些统治者死后流传很长时间。

目前，尽管没有关于民谣和讽刺诗作者的想象和描述，但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诸如口口相传而来的讽刺诗等诗歌民谣，证明了近3000年来中国历史上这种民谣和讽刺诗的传诵从未中断的假设的成立。例如，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过激的睿智诗句，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目前还没有人胆敢把这些诗句付印出版。这些诗句只能口口相传下来，而中间不可避免地缺失了某个比喻或者某个笑话，但它们流传的时间注定超过同时代所有的书籍和报刊。在以后不远的历史时期，当执政的统治者死去的时候，这些隐藏在某些学士“笔记”中的精彩诗句就会被挖掘出来。这样的诗句易记难忘，有时候以最简明扼要的表现手法对当局进行无情的批判，其笔触之犀利，诗句之精彩、完美，超过了所出版的最优秀的评论文章，其自然、丰富的内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人们断定，它们肯定在某些优秀才子专心撰写和精心润色之前就已经在某个地方流传了。作为更复杂的文学形式，这些诗句和散文得以流传下来，并达到完美的艺术高度有着同样的原因——人们喜欢这些诗句。这就是它们能够世代相传并流传至今的原因。同时还因为，有些讽刺诗具有受新闻监察的严肃报纸评论所缺乏的露骨批评的特点。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到《诗经》来列举与时事批判截然不同的讽刺诗句和篇章。必须说明的是，《诗经》中诗句的讽刺特点经常被低估。例如，著名诗篇《七月》不仅是女性在不同季节回味农家生活时诵唱的民歌，而且明确地表达了对统治阶级、地主以及服劳役等的强烈控诉。仅《左传》就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民谣，有时它们被称为“舆人之诵”，意思是普通人的歌谣，而有时在特殊的情况下又被称为某个国家或某个行业的民谣；还有一些歌谣被称作童谣（儿童的歌谣），有些歌谣则是专门供干活的石匠唱的。所有这些歌谣都包含一行到十二行不等的语句，而且总是押韵的，由普通人来诵唱。歌谣的作者不详，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比如在汉朝晚期，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追溯某些学派或者团体的作者的详情。

另外，这些歌谣总是与中国的宗教迷信混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歌谣神谕特质以及占卜未来事件的功能。这些特点在汉朝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的统治者似乎特别迷信，总是以神谕的各种形式来“向天请示”，而且经常引用歌谣。但是，有些歌谣并不是真的能占卜未来，我猜想其中很多是在事件过后书写而成，之后由人们来诵唱，并由此表现公众对于这些事件的情感的（参看下文关于秦始皇的歌谣）。在《汉史·五行志》中就保存着大量这样的歌谣或类似歌谣的散文，其中特别描述了这些神谕和其他超自然的现象。所有这些歌谣和类似的讽刺诗歌已经收录进《古文苑》或乐歌集这种特别的“杂歌谣辞”集子中。这些丰富的歌谣和公众情感表达方式证实了我们对于中国舆论的调查是粗浅的。

这些歌谣的讽刺特点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窥见一斑。例如，当楚国国君被秦国暗算并死于秦国的时候，楚国人民十分愤怒，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来发泄对于敌国的仇恨：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而下面的两首歌谣则生动地反映了舆论对于一位朝廷官员（子产）的态度的转变 。子产于公元前6世纪在自己的国家发起社会改革，其中一首歌谣是在他执政第一年流行的，另一首是三年后人们被新政的好处说服后所创作的。新政开始的时候，人们唱到：

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畴而伍之；

孰杀子产？

我其与之。

三年之后，他们唱起：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我有田畴，子产殖 之。

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在下面的两首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于秦始皇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以人民的生命和劳苦为惨痛的代价来修建万里长城。歌谣也被设定为一种预言的形式，表述了秦始皇将死于沙丘 的过程。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诗歌是人民听到这位暴君的死讯之后欣喜若狂的一种表达方式。而通过预言的形式，它就具备了古罗马历第13日式 的轰动效应。

秦始皇奄僵！

开吾户，

据吾床，

饮吾酒，

唾吾浆，

餐吾饮，

以为粮；

张吾弓，

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有关在东墙射死秦始皇的诗句源于一个典故：传说孔子家的墙壁中藏有一把弓箭，当秦始皇推倒房子的时候，这把弓箭就会射死他。第二首歌谣唱道：

不知何一男子，

自谓秦始皇，

上我之堂，

据我之床，

颠倒我衣裳。

至沙丘而亡。

在秦始皇执政时，公众批评十分受压抑，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因“偶语”和“腹诽”而被处死的惨剧，我们可以想象诗歌最后一行所表达的受压迫民众的愤懑之情。

一位暴君死后出现的这种公众批判可能不会立即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在统治者死后对其进行嘲讽的民间歌谣形式永远流传下去并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话，对所有顾及声誉的统治者来讲，它们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对于实施专制的独裁者来说，其唯一的不满和真正的悲哀在于，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有生有死，而国人总是要比他们长寿。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位不受欢迎的统治者或独裁者，其腐败和昏庸的程度往往与他在位时的浮华和奢侈是对等的。他死去的时候，歌谣就开始唱起来，小说也开始被撰写，旨在告知世人有关统治者或独裁者所有的罪恶及其隐秘的私生活，而这些歌谣和小说则为公众广泛诵读，并在茶馆等舆论传播的地方被受奴役的听众世代传诵。与现代新闻事业比较起来，这些传播途径看似缺乏效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大奸臣秦桧在人们心目中和小说、戏剧中的形象永远是可耻的，尽管他在世时成功地封锁了公众对他的批评。这个史实将有助于阻止一些欲实施独裁行为的执政者滥用权力来镇压人民。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仇恨秦桧，每当一位演员扮演秦桧的时候，他都要饱受观众向他投掷臭鸡蛋之类的苦楚。现在，杭州有秦桧及其老婆的铁铸塑像，他们就像囚犯一样跪在被他们杀害的爱国将军岳飞的墓前，几百年来，一直经受着中国人民的唾弃和羞辱。所以我觉得，这种类型的舆论并不总是无效的。既然有些人由于害怕进地狱而保持良好行为，那么也肯定有人由于害怕死后落下遭人唾骂的名声而行善事。

当然，这种批评不仅仅针对死去的统治者，因为执政的统治者和当朝的政治家同样也经常关注此类批评。例如，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在位时（168—189），一首歌谣就直接讽刺当朝皇帝并抗议服役制度。它把一位生活奢华的官员比喻成窝在巢里的乌鸦 ：

城上乌，尾毕逋。

公为吏，子为徒。

一徒死，百乘车。

这首歌谣也提到灵帝登基及他母亲是一个贪婪的黄金囤积者的史实。歌谣的特别意义在于，其结尾处提及了舆论遭压制的状况。在中国，人们有用“击鼓”表达对统治者不满的习俗，但掌管本职工作的官员早已沦为帝王的傀儡，而人民也惧怕行使这项权利：

车班班，入河间。

河间姹女工数钱。

以钱为室金为堂，

石上慊慊舂黄粱。

梁下有悬鼓，

我欲击之丞卿怒。

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设：这首歌谣是由当时皇后集团对立面的一些学者所撰写，因为当时正处于由反对统治集团的学派所发起的政治批判的高潮中，该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进一步阐述。这个假设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汉顺帝刘保（126—144）、汉桓帝刘志（147—167）和汉灵帝刘宏（168—189）这三个皇帝统治时期，这样的歌谣史料似乎异常地丰富。这场政治批判运动的著名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些歌谣中被提及，在下面的案例中也是如此。在皇后的哥哥梁冀把持朝政的时候，一位直言不讳的学者和反对党的著名领袖李固被囚禁并死在狱中；同时，外戚集团的另一个人却被封爵位，我们可从以下的歌谣中加以认识：

直如弦，

死道边。

曲如钩，

反封侯。

我们有卷入这场政治批判的所有学者的系列歌谣的正式记录。这些歌谣以“太学谣”而著称，因为这些歌谣在当时的太学生中广为流传，据说大约有三万太学生在对抗朝廷。太学生按照能力和影响将他们的领袖分成不同等级，诸如“三君”、“八俊”等，并且为每个人赋一首短诗来称赞其才能。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歌谣曾十分流行，并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运动中被广泛用作公众批判的武器。

自然，其中很多歌谣除了具有讽刺社会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出一种幽默的风格。在公元前后王莽统治中国的时期，有一位叫隗嚣的将军，他在国家处于动乱的时候控制一个小区域。这个人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称帝，结果他很快就被推翻了。此人刚好跛脚，从下面的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个梦想当皇帝的败北将军的嘲笑：

出吴门，望缇群。

见一蹇人，言欲上天。

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汉史》中还记载着1世纪时很流行的一首歌谣，它着重描述了当时妇女的时尚：

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

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

对这个时期的歌谣，我们将会在东汉首次有组织的舆论运动中进行总结和归纳，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涉及这个话题。 CYC1J244etxgcS92UQEULNXG256ivRYs6W0BGZPT9AsjnBgYlQx4oMssysNs3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