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像古代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当时中国的民众无报可读。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而且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报业才成为重要的独立商业组织。现代中国报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技术层面上，从新闻收集、发布和编辑艺术的角度来看，中国报纸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报刊被视为舆论工具的同时正在走向腐化，至少现在看来如此，而某些独裁政权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报纸在这方面可能引领着潮流。

这似乎是过于严肃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报刊新闻对我们而言是无意义的或者关系不大的，除非我们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报纸的业绩，进而通过以下路径把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真实基础。首先，我们要用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我们为舆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报刊的印刷和发行技能则成为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关注更加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发布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因而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何种因素促使报业来贩卖、兜售数以千万计的官方的扭曲信息和宣传资料，使成千上万的国民每天在阅读和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上得到大众化的教育，而这百万的受伤害群体却没有一人能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报刊的发行量很大，但这对新闻自由却是一种嘲讽，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动物王国可以享用，而人类还远未触及，除非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申诉和抗议的自由。

这里，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带有局限性：笔录者往往并非是对事实材料感兴趣的人，除非他们把目光瞄向舆论力量及其如何展现中国民主的根基问题。这其中又包含着一个原始的准则：一个好政府总是倾听民众的声音，使国家逐步发展壮大，有时甚至达到兴盛之治；更何况有时国家还因为当政独裁统治者的腐败而遭受严重的摧残。在这些史料的表象背后，我只是有幸认识到它们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深层意义。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最早的某些历史文献中已陈述过“天听自我民听” 这样的经典准则，而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模式是，“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 。本人有兴趣观察这条准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它是如何伴随着人类血肉生死的代价而得以争取和捍卫的，以及它是如何受到中国历史上所谓“铁腕”执政者的一贯压制的。换言之，从笔者的考察来看，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

毫无例外，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时期，舆论和当权者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从理论上来讲，人们并非总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必定形成任何现实、明智的政治哲学的通用原则，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立。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它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君主独裁制的政体形式，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拔河式的博弈和较量：假如政府赢了，民众肯定输了，反之亦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以及限制自由和约束当权官员们的各种手段和谋略就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君主独裁制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允许自己在绳子的一端拉动，而禁止民众在另一端拉动，但潜在的敌对态度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所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场拔河赛中，可以说公众批判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政府中。

像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总是认为，政府能够独立应对这种公众批判的情势，而且能够抵制来自外部环境的批评；同时，中国民众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坚持认为，当权的政府可能是他们遇到的最腐败的政府。政府总是声明，它在为民众考虑，而极不情愿倾听民众对政府的意见。政府的真正意图就是，民众应该停止共同的思考，像顺从的聋哑的不会思考的羊群那样，按照政府的意愿被驱赶到牧场或者屠宰场。孔子曾持这种观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自从倡导民主革命运动以来，革命者一直试图把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独裁的原则转变为一种民主式的格言，而且努力使孔子成为一位民主的先哲。由于标点符号的妙用和汉语语法关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模糊使用，孔子的话可以诠释如下：“允许民众行事，但不可使民众明白。”然而，这种解释偏离了孔子的观点，他像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在实施任何政府措施时，让民众了解得越少越好。一种推理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马能够与骑师交谈，那么比赛根本就无法进行了。赛马游戏必须靠鞭笞才能取得胜利，至少骑师们和全世界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子是这样认为的。民主政府、议会或新闻媒体中持这种观点的任何人都会说，马应该与其主人交谈，并不时地对骑师们的动机和才智提出质疑。这就是一个遵循新闻自由的媒体总是置政府于尴尬境地的原因。

但中国的“马”坚持与“主人”对话，甚至在独裁政府统治时期也从未停止过。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看到，在中国这个民众应该能够阅读和书写的国度中，尽管受到限制和约束，民众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批评政府的作用。有时候，这种批评甚至成为政府所畏惧的一股力量。由于缺乏宪政的保护，这样的批判运动不可避免地因遭到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当国家处于残暴统治之下和官场腐败猖獗之时，或者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威胁的时候，或者当朝廷落到少数弄臣或宦官手中的时候，这种运动就会发展成为重要的势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民众的声音就要爆发，为此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当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时，他会有果断而明晰的观点，由个体组成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对国家事务进行无畏批判的运动，构筑了儒家学者的光辉篇章，彻底否定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对公共事务冷漠的态度。从另一方面来讲，学士们对宦官统治的反抗似乎是基于蔑视和义愤——他们蔑视宦官，因为宦官是文盲和身体不完整的被阉割之人，他们只是凭借迎合后妃的嗜好和统治者放荡不羁的生活来获取权势；对宦官的义愤更是由于这些被阉割的人盗取了朝廷的权力，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些权力本应该属于学士们。更加直白地讲，学士们反对宦官是基于其性别和阶层偏见。在诸如蔑视和义愤这样的人类情感和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危的压力之下，学士们总是发出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舆论和朝廷之间的争斗中，学士们总是极力反对宦官，而宦官们却总是取得胜利。从人类历史有记载时起，宦官和“宦官的继承者” 就一直充当着最佳新闻审查者的角色（参见第七章）。

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官方报纸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朝，即公元前2世纪，并且自唐朝以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持续发展。在公元8世纪唐明皇统治时期，官方报纸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从那时起到清朝，官方报纸主要在官僚阶层发行。但这种官方报纸主要发布官宦任命、提升或者解职的消息，还不算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体，肯定还不属于舆论喉舌。我们有必要回顾这种官方报纸的原始面貌。

然而，在古代中国，公众批判远比报刊重要得多。因为两者并非同生相长，仅仅通过调查古代报纸来研究中国古代舆论显然不妥。在中国，民众的识字率非常有限，普通人很少思考当下的政治；直到政治开始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才干预政治。因此，公众批评力度的强弱与民众识字率的高低是成比例的。但是，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阶层中总是流行一种舆论，这种舆论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往往可以突变为常规的民众运动，成为有组织的和能够表达思想的，并进而演变为支配舆论的有生力量。当这样的公众批评具备了自身的优势时，它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范畴，而是沿用类似社论主编的方法倾其全部力量直捣时事话题。有时候，这种批评往往会卷入关涉社会公正的案例中，正如法国知识界人士牵连到德雷福斯事件一样。

当政府腐败透顶或者国家被外国侵扰的时候，我们尤其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最值得称奇的是，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三个历史时期，就出现了这样有组织的舆论活动并以各种缘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例如，汉朝后期的“清议”运动和学生运动，南宋（汉人的王朝在被蒙古人灭亡之前，处于扬子江北金王朝统治的阴影之下）以及在清朝入侵之前明朝末年朝廷腐朽统治期间的运动（明朝末年的学士们联合起来对宦官集团进行无畏批判，因为宦官致使国家落入无序和道德败坏的境地）。舆论力量似乎总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起到支配的作用，假如舆论被正确的领导者所引导或者被国家的安危所激励，它的确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达到以弱敌强的效果。

我之所以对这样的研究感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中国未来出现敢言和诚实的报纸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的影响之下。如果西方民主没有遭遇法西斯思潮愚弄的话，这或许就是近十年的事情了。我上述提到的学生运动正是现代报纸在西方遇到的相同问题，它们表现了某些中国评论家和政论家诚实和刚毅的勇气或者他们对他人的痛恨和谩骂；在现代法西斯国家中，政府也运用同样的策略，要么通过恐吓或谋杀，要么借助贿赂或官员晋升的绥靖手段来打击他们；最后，这些运动和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状况一样，表明了对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予宪政保护的重要性。因此，我没有机械地区分有形的新闻报纸和其他舆论表达的途径，因为它们都处于合法的新闻范畴，即它们都向公众传达信息，而且引导舆论的发展态势。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古代中国的舆论是如何表达的？作者和学士们是以何种形式和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公众批判的？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和成功之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遭遇惊吓、嫉恨、利用、收买、勾结、操纵、哄骗、恐吓、惩罚和谋杀的？他们又是怎样抵制这些势力的？最后，舆论是如何遭到压制的？而有些时候，人们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没有遭到公众抗议的？

诸如此类的公众批判通常采用古代中国所允许的下列形式之一来进行。就普通人而言，当出现像苛捐杂税或者冤假错案使人致死等恶劣的不公正案件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有“罢市”、“击鼓”和“拦轿”等。罢市是最有效的，往往会引起朝廷的调查，从而使地方官员被解职或受到惩罚。在学士或读书人阶层，公众批判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非官方的。朝廷御史代表着一种奇特的新闻审查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政治理论的独特而奇异之处。当时的很多御史都成为执政者的心腹或发言人，即欧洲或者美国的御用新闻记者在东方的对等物；而这里我进行观察研究的兴趣是，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正直的朝廷御史能够勇敢地面对个人的解职、死亡或者由于与官方为敌而不顾及无论如何都属于他们的宪政保护利益（参见第七章）。奇怪的是，中国政治理论承认有必要设置批评政府甚至皇帝本人的御史或言官，但对这些监察御史则没有提供个人豁免措施。当然，道德和舆论总是支持直言不讳的御史，这就使得爱面子的帝王不敢轻易地惩罚或侮辱他们，但假如一个统治者想侮辱或者杀死一位令他不快的御史，他往往就会无所顾忌地那样做。朝廷御史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忠诚于国家，当着皇帝的面讲出他们对皇帝的意见，因此而危及自身；要么缄口不言，保住自己的职位，因而完全承认自己的无用及其职位的虚设。当然，朝廷御史也能够蜕变为权势的最高贩卖者和私人报复的中介，或者像现代新闻业一样成为个人攻击的工具，这是一种既可以为好人服务也可以为坏人服务的工具。

除了朝廷御史和官方批评之外，学士们中间还存在一种非官方的评论家，就他们真实地代表民众的声音而言，非官方的评论家近似地等同于今天新闻界的公众批评。这种非官方的批评有时采用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的方式进行。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当非官方的批评演变为一场运动的时候，没有官职或者有官职而不是官方御史的学士们，经常承担起向帝王呈递备忘录的使命，有时多达几百人联名上书。在以后的章节中，读者将会看到他们中有些人是如何运用在宫殿上“击鼓”的方法来抗议，或者自发结队在宫殿前示威，而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成为涉及数百人的真正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其中有些运动的抗议目标直接针对某些特定人物，比如明朝末年的阮大铖案，当时数百名学士通过传单和标语把这位宦官的心腹赶出了南京，并迫使他流亡郊外。这样的运动绝不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在下面的章节中读者将会看到这一点。在汉朝后期、宋朝和明朝，学士和太学生有时集结起多达三万人，通过对朝廷或者皇室成员行为的无畏攻击，持续不断地卷入时代的政治运动中，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很多朝廷内阁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第四等级。

总而言之，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阶层推动着一股源源不断的公众批评的浪潮，而这个事实很少被中国新闻和舆论史专业的学生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