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探索。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格研究专家，在积极关注人格方面，他们与人格心理学家别无二致。然而，古人也好，现代人也罢，都很难真正揭示人格的本质与内涵，他们或者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待人格，或者以常识水平理解人格。但是，正如其他领域的研究那样，人格的科学研究必须借助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尽管人格心理学的诞生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事情，但其科学研究在其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就已开始了，尤其是科学心理学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人格的科学研究进程。

一、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又称为个案研究。这种方法以独特的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谈话、观察、作品分析等途径广泛收集材料，对个体的人格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定性描述，从而系统、深入地研究人格，其特点是能够对单个人或单个群体进行深层的考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个体或群体是受心理失调困扰的行为异常者，而他们的失调正是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研究者详细记录这些人的经历、当前行为以及在持续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变化。从传统意义上讲，人格心理学家比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更偏爱这种方法。临床研究的资料一般是描述性的，研究者通常不报告多少数字和统计分析结果，而是描述他们对被研究者的印象及其临床表现说明了什么问题。研究人员偶尔也作一些定量的评价，但是一般不对研究结果作比较分析。

临床研究源于精神病学领域，后来被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者继承和发展。法国医生沙可（Jean Charcot，1825—1893）对前来巴黎神经病诊所就诊的癔病患者的问题，如无解剖意义上的瘫痪症、有健康的视觉器官却不能正常地看、无缘无故地短期昏厥以及无法解释的健忘症等特别感兴趣，同时对这些症状进行分类，并用催眠术进行治疗。这种方法被他的学生、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疗法。弗洛伊德在创立其人格理论之初，几乎全部依赖于他自己对患者的深层分析。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通过对患者的全面评价提出了关于人类本性的独特见解。自称是人格研究中最注重科学严谨性的行为主义者也主要仰仗临床研究来说明其行为理论与治疗方法，如华生对孤儿“艾伯特”所做的恐惧获得实验是一个经典的临床个案研究，该研究常用于说明条件反射的原理。

在实际应用中，临床研究的弊端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个案的推广性问题。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按这种方式行动。实际上，当人格理论家寻找心理治疗方案时，从临床研究中获得的很多资料都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每一个患者的问题都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例如，一个恐水症患者可能回忆起儿时险些被水淹死的创伤经历，虽然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早期经历可能是他患上恐水症的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没有这种早期经历他就不会患恐水症。第三个问题是在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的主观推断往往会妨碍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的期望可能使他们只注意那些能够证实研究假设的材料，而忽略那些不能证实研究假设的材料。

尽管如此，有一些人格理论家还是偏爱临床研究，正如特质论的首创者奥尔波特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对单个人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整个人格的本质。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对人格或人性作出比较科学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临床经验和个案分析。一些人本主义人格理论家指出，如果把一个人降低到仅仅用纸上的几个数字来描述，那么很可能使我们失去完整的、真实的人格。临床法的运用能够提供对多种多样的现象和整体人的机能的观察机会，能形成无数新的假设和观察。对于一些罕见的个案，临床研究则更有其优势。例如，你打算研究政治谋杀者的人格，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数量极少，而你在调查他们的背景及其现在的行为表现时可能会受到限制，此时临床研究无疑是首选。

二、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运用测量与统计的方法，在相同条件下考察一组被试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由此确定被试之间在某种人格特征上的差异，以及在多种人格特征之间、人格特征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或相关性情况。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验与统计分析确定成就动机与学业成绩、自我概念与考试焦虑程度等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与强调观察的临床研究不同的是，相关研究重在测量；临床途径注重对一个或几个被试的研究，而相关途径则强调从大量被试中获得数据；人格的临床研究强调整体，而相关研究却强调人格结构各个元素间的关系。

人格的相关研究起源于英国学者高尔顿（Frances Galton，1822—1911），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影响下，高尔顿开创性地研究了人类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与遗传的关系。他坚信人类的特性是遗传下来的，而且这些特性是可以系统测量的。高尔顿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三个因素，即个体差异、测量和遗传，同时在被试中运用测验、评估、问卷等考察手段，提出了相关系数的概念，用以确定各组数据之间的定量关系，这些做法至今仍然是人格相关研究的主要特征。在研究智力问题的过程中，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1863—1945）还发明了一种称为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据此人们可以从大量数据中找到共同的因素。人格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基本特征或组成因素，如果我们对许多人格特征进行测量，那么测得的差异果真可以归为几组吗？后面我们将看到，人格的因素分析法不仅是相关研究的基础，而且也是人格特质理论的基石。

相关研究的结论充其量只能表明事物之间有无关系或联系，它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不仅如此，看似相关的两组变量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相关或假相关，或者它们可能同时受第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即两组变量只是构成一种共变关系。例如，气质的体型说认为，人的气质与体型有关，事实上，气质与体型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关系，无论是气质表现还是身体长相，两者都受制于遗传素质。另外相关研究大多依赖测量，尤其是被试的自陈报告，如16PF、EPQ、MMPI一类的问卷，这样又难免要牵涉到测量的信度和效度问题。如果测量的结果无效或不可靠，那么依据这一结果所作出的相关分析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相关研究往往以其简洁、经济、易操作等特点取胜。其一，相关研究一般比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更容易操作，且更节省时间，因为它可以同时测试或调查成批被试，在短时间内能获得研究变量的大量数据。其二，由于相关研究无须严格控制与操纵变量，这使得其结果比实验研究更可能符合研究对象的自然形态与实际情况，从而减少研究的人为因素，提高其生态效度。其三，相关研究使我们可以研究实际上或伦理、法律上无法控制或操纵的变量，如性别、年龄以及家庭出身等，例如，在道德上我们不能教育或培训一个杀手来研究环境教育对人格和犯罪行为的影响。其四，在现实中存在许多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实验法来确定它们之间谁是因、谁是果。

三、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一直被当成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要求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系统地操纵某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以期导致另一个或另一些变量（因变量）的某种变化，据此作出因果性的推论。例如，我们可以操纵作业的难度或时间限制，考察具有不同人格特质（如内向与外向或情绪稳定与不稳定特质）被试作业成绩的变化，以了解作业难度与紧张程度对具有不同人格特质被试操作的影响。与强调个体和整体的临床研究不同，实验研究一般要求较多被试；与强调个体差异和测量的相关研究不同，实验研究强调探讨适用于所有人的心理机能的普遍规律；与临床和相关研究都不同，实验研究要求对自变量进行操纵，由此得出因果性的结论。

人格的实验研究传统源于实验心理学的缔造者——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大约与沙可在法国进行临床研究和高尔顿在英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同时，冯特在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他特别强调将心理学建成如物理学、化学一样的自然科学，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来进行心理学研究，这些无疑跟冯特早期的化学和生理学专业的训练有关。与此同时，德国的另一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ns，1850—1909）以自己为被试，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高级心理过程——记忆的可研究性。不过，在心理学史上，最为经典的实验研究当数行为主义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

实验研究一般从提出假设开始，通过对自变量的操纵以及对额外变量的控制，借以考察这种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有效的预测。例如，心理学家对孤独感的个别差异很感兴趣，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一些人经常被孤独感困扰，而另一些人则很少感到孤独。为此，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假设：孤独的人缺乏社会技能，因此不能发展和保持令自己满意的人际关系。从这一假设出发可以提出许多相关的预测：首先，具有稳定的孤独特征的人比不孤独的人更少主动与别人谈话；其次，在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问题上，孤独者比不孤独者自我感觉差；再次，在与他们交谈时，孤独者比不孤独者会说出更多不恰当的话。上述预测都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检验。

实验研究具有某些临床研究和相关研究不可比拟的优点，它不依赖自陈报告材料，力求客观准确，对变量的控制严密，能够操纵变量，从而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和因果性的结论。实验研究常因其可操作性、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而被视为理想的科学研究方法。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人格心理学家都采用实验研究呢？很显然，实验情境下人格研究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像幻想与恋情关系一类的人格现象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实验室里的发现用于推断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呢？由于受实验情境本身的限制，使得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其结论难以直接推广到日常生活中。

然而，对大多数人格心理学家而言，实验研究最棘手的地方还在于它对众多人格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处理上。实验研究要求对变量进行严格控制，而且一次只能对某个或某几个少数变量进行研究，这不仅不能把握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的人格因素，而且会对许多主观的、复杂而又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它为了严谨性与客观性而牺牲了主观性与意义性。鉴于此，即使在确定了具体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人格心理学家仍然面临各个部分和各种因素如何整合的任务，即将人格分解成部分之后，便要解决怎样将分解后的部分加以复原的问题。实验研究以客观性著称，但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能动性与独特性，因此实验的方法难以彻底排除实验对象的主观认识和态度对实验过程的影响。

四、多种研究方法并用

临床、相关与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是人格研究的趋势，从上述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对其利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种方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在实际研究中完全可以做到取长补短。我们再来看看两个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例子。第一个研究涉及A型行为模式的概念发展及其与心脏病的关系。最初，人格特征与心脏疾病有某种联系的看法是由两个心脏病学家基于临床观察提出来的（Friedman & Rosenman，1974）。这两个心脏病学家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许多患心脏疾病的年轻人都有某种并发的行为特征，如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富有攻击性。临床访谈观察到的这一模式通过结构访谈进一步测定了个体在这方面的差异。访谈所问的标准问题旨在获得竞争性、急躁性和敌对性方面的情况。除内容外，还对表达风格特征，如语速、音量、爆破等进行了测量。随后，其他研究者还设计了一个问卷来测定与A型行为模式相关的人格特征差异。

对A型行为模式的研究和测定及其与心脏疾病关系的考察持续了20多年。在这期间，实验室的研究主要用来确定通过结构访谈或问卷界定出的A型个体是否在各种不同的任务上与非A型个体的行为有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那些在A型行为测量上得分低的个体而言，那些得分高的人往往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在接近于忍耐极限的水平上工作而较少感到疲倦。在一项自然情境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那些在问卷上得分高的美国和印度的汽车司机比得分低的司机承受着更大的压力，驾驶行为更急躁，出车祸的可能性也更大（Evans，1987）。

像A型行为模式的研究那样，人格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起源于临床观察，由临床观察进一步导致结构性访谈测定和个体在相关人格特征模式间差异的问卷测定，通过这些测量手段获得的个体差异再与实验室任务的表现、现实生活情境中的表现以及其他问卷的结果一一进行比较。这是目前人格领域研究的一般模式。

另一个多种研究方法并用的例子是关于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研究，该研究始于狗在学习过程中对恐惧的条件性作用（详见第五章中的“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

由于人格领域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广泛性等原因，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问题。除此之外，人格领域还时常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因此，还需要借助其他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人格研究者可以对普遍法则和个体差异感兴趣，也可以对个体差异的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情境下的操作感兴趣，还可以对临床观察和量化测定感兴趣。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传统又都各自独立地存在着，且每种研究传统的支持者都认定只有从自己的研究取向获得的资料才能对人格领域的重要问题作出最好的解答。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不仅应该精通多种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够将这些方法融会贯通，并在具体研究任务中综合运用。 SQH29QnIAuStV3tyCrlxzeX+bwoNtFA8Kcf/CRfQmq8fuw5lYFwzQkgc8rJnoH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