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的学生中,阿德勒是第一个“背叛”他的人。阿德勒坚信,性绝不是神经症的唯一根本原因。他认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最显著的一点是在体格上的劣势,但是人将自己的劣势通过发展大脑的能力而转化为优势。阿德勒相信,所有生命都在与其“劣势”抗争,都有一种权力意志。如果性成为精神病症的最常见原因之一,那是因为性成为人们权力意志的主要障碍之一。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应当是使患者振作起来,使之重新掌握现实,规劝他跳出被动的地位并重新规划自己的将来。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187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郊区,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时代是痛苦的。阿德勒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三,4岁时才学会走路,他的童年是在其哥哥的阴影下度过的。阿德勒小时候不断患病,特别是得了佝偻病,致使他在体育运动和室外游戏时总落后于他的哥哥和其他伙伴。他4岁时还险些因患肺炎而丧生,有两次差点被车撞死。由于体弱多病,他得到了妈妈的特殊照料,然而这一切在他的弟弟出生后就结束了。他回忆说:“在我两岁之前,妈妈对我很宠爱,但弟弟出生后,她的注意力就转移了,我有一种被废黜的感觉。”(Orgler,1963)
阿德勒在学校也被自卑感困扰着。他成绩平平,有一年他的数学非常糟糕,不得不重修这门课。老师劝告其父亲带他离开学校,跟鞋匠去当学徒。这件事更激发了阿德勒的动力,他发疯般地学习,不久便成为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1895年,阿德勒如愿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他并没有像成为开业精神分析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进行精神分析研究。在专门研究眼科学和当了一段普通医生之后,阿德勒才转向精神病学。他与弗洛伊德的合作是1902年开始的,那是在阿德勒向当地报纸进行反击以捍卫弗洛伊德梦的解释理论之后,弗洛伊德邀请阿德勒出席他的星期三小组讨论会。1910年,阿德勒被任命为小组的首任主席。
和荣格一样,阿德勒也是通过阅读《释梦》一书而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然而,在许多观点尤其是对性的看法方面,阿德勒与弗洛伊德产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他在1911年的辞职。在与弗洛伊德交往9年之后,两个人的友谊完全破裂,从此两人再未见面。弗洛伊德谴责阿德勒通过将精神分析降为外行人的常识水平而使自己出名。关于阿德勒,弗洛伊德曾说:“我让一个侏儒变得伟大。”(Wittels,1924)历史证明,弗洛伊德与阿德勒从来就没有多少共同点,阿德勒加入弗洛伊德学派也许根本就是一种错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德勒作为一位医生在奥地利的军队中服役,退役后他在维也纳的学校系统中开设了儿童心理诊所。20世纪20年代,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有许多追随者来到维也纳,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他在许多国家讲过学,于1926年来到了美国,在这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几次访问这个国家以后,1935年,阿德勒在美国定居,部分原因是由于受欧洲纳粹的迫害。此后,他担任纽约长岛医学院的医学心理学教授。1937年5月28日,阿德勒在赶往苏格兰阿伯丁市演讲的途中去世。
阿德勒并不同意关于动机的原始基础集中于性本能的说法,他相信,一般的自卑感是行为的原始决定力量。最初,他将这种自卑感与身体的缺陷联系起来。后来,阿德勒扩大了这个概念的范围,包括任何身体的、精神的或是社会的障碍,而不管是真实的或想象的障碍。他认为婴儿不能自助和弱小可以引起一般的自卑感,这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因为一切儿童都是完全依赖于环境才能生活的。儿童意识到自卑,同时也被天生的为争取优越而奋斗的精神所驱使。阿德勒相信这种“推”和“拉”的过程在个体的整个一生中持续存在着,它迫使个体力图获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机体上有遗传弱点的儿童会产生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情结将使他努力去进行补偿和作出过度的补偿。他将过度地加强这种有缺陷的机能,从而正像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强有力地战胜他的口吃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一样,一个身体有弱点的儿童可以通过勤奋的锻炼而成为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另外,一个人可以通过发展身体其他部位器官的力量来弥补先天的缺陷,比如盲人可能发展出特别敏感的听觉。另一种调节方法是过度补偿,即一种由弱而强的转变。典型的例子是爱德华·罗斯福,一个身体虚弱的孩子后来却成长为一个强健的喜欢野外活动的人。阿德勒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是一名内科医生,他的观察显然与当时的唯物一实证主义医学一致。
1910年,阿德勒注意到心理自卑感和生理自卑感一样,也会导致补偿和过度补偿,由此他进入了心理学殿堂。阿德勒指出,人一生下来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因而天生就有一种自卑感或虚弱感。这种自卑感首先推动儿童然后是成人去获得力量战胜这种感觉。在他早期的理论中,阿德勒强调力量的获得是克服自卑感的一个途径。后期,他认为人们通过追求完美或优越来战胜自卑感。尽管自卑感有好的一面,它能驱动人的成长,但更多的时候却起着破坏作用。有些人陷入自卑感中无能为力,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超越,这样的人被认为具有自卑情结。因此自卑感既可以是一种促进成长的积极因素,阿德勒本人就是一个超越自卑的典范,也可以是一种摧残力量,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
阿德勒强调人格基本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种看法认为有一种策动的内驱力,它使人格的不同源泉通向一种主要的目标。这个人人都力求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优越感,它包含着更为完全和完整的发展、成就、满足和自我实现。根据这种观点,性并不是一种占优势的内驱力,而是达到“优越”的手段之一,占优势的内驱力是人对优越的追求。阿德勒认为,追求优越是为了求得自身完美所作的一种努力,而并非一种要超过他人的欲望,神经症患者只顾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常人则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阿德勒认为,追求优越是人生的推动力,所有其他动机都可归入其中。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优越感来克服生活中的障碍,克服我们的自卑感。我们越自卑,追求优越感的要求就越强烈。但阿德勒没有将成就与心理健康等同起来。相反,他认为,能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的人是通过公众利益来表达他们对优越感的追求的。例如,成功的生意人通过他们的成就来获得优越感和个人满足,但只有他们达到了兼顾其他人福利的目标时,他们的优越感才能获得。和自卑感一样,追求优越既能导致积极的发展,也能引起优越情结。如果一个人一心一意只追求自己的优越而忽视其他人和社会的需要,那么这个人就产生了一种优越情结。有优越情结的人表现为专横跋扈、爱慕虚荣、言过其实、骄傲自大以及自以为是。
阿德勒认为,人并不是环境或生物遗传性的受害者,这一观点使他从根本上脱离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创造性自我是指人格中的自由成分,它使得个体能在可供选择的生活格调和追求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尽管环境和遗传为人格提供了基本材料,但一个人可以按照任何一种方式自由地组合这些成分。例如,自卑感是促进还是阻碍一个人的成长,这取决于他的选择。而且,尽管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一个人可以任意地赋予它意义,并把它视为“好像”是真的一样来行动。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概念使他与存在主义理论相一致,后者认为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根据他的创造性自我概念,阿德勒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基础,即被压抑的早期创伤性经验的记忆。阿德勒说:“我们并不会受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打击,其实我们只理解适合自己目标的经历。”(Adler,1937/1958)一旦个体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最终目标和生活风格,就可以用它们来解释所有的生活经历。这些产物是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决定了有些经验可以被理解而有些却不能。能被人格同化的经验是可理解的,不能被同化的则不可理解,而弗洛伊德与其他人所谓的潜意识就是不可理解的。
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的概念是其理论的顶点,按照这个概念来理解,一个人决定其人格的能力是与他独特的生活风格相一致的。创造性自我表明了人生的有效原则,可以把它比作古老的灵魂的概念。阿德勒主张,对人有用的某些能力和原始经验都是来自他的遗传和环境,但是这些能力和原始经验只是“他按照自己的‘创造性的’方法来建立他的生活态度的砖块而已。这就是他个人使用这些砖块的方法,或者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方法或态度决定着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Adler,1935)。
创造性自我的概念强调人在塑造他自己的人格和命运中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力量。因此,阿德勒认为,人有可能直接参与他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让命运被动地由过去的经验所决定。尽管阿德勒是弗洛伊德圈内的早期成员,但他形成的理论却几乎与弗洛伊德没有相同之处。阿德勒更强调意识心灵,强调社会的而非性的驱力,强调自由意志。
阿德勒是第一个强调出生顺序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的心理学家。他在考察患者童年的背景时,非常强调人格和出生顺序之间的关系。他感到家庭中最大的、中间的和最小的儿童具有十分不同的社会经验,这促使不同人格的形成。阿德勒指出,最大的儿童在家里受到很多的关怀,直到第二个儿童出生以后他才让位。阿德勒论证说,头一个出生的儿童可能感觉到不安全和敌视别人。他发现第二个出生的儿童常常有强烈的野心、造反精神和妒忌心,并不断地试图超过头一个出生的儿童。然而,阿德勒认为第二个出生的儿童比第一个出生的儿童或者最后出生的儿童的适应能力更好些。他认为最小的儿童常常被娇惯坏了,因而多半在儿童期和成人以后都存在行为问题。
根据出生顺序说,家里的头生孩子在人格上不同于中间出生的孩子,中间出生的孩子又不同于末生的孩子。阿德勒认为,头生儿童一出生就会受到父母的过度注意,因此受到溺爱。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经验,不会错过向任何一个朋友和家人介绍家庭新成员的机会。然而,这种溺爱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头生儿童被“废黜”了,他必须和新的家庭成员分享父母的关爱。头生儿童的自卑感大多比较强烈。阿德勒说,在头生儿童中,我们常常发现“问题儿童、神经病患者、罪犯、酒鬼和性反常者”。
阿德勒对中间儿童的评估更积极些,他本人就是中间儿童。对这些儿童,父母一般不给予过多的溺爱。阿德勒说,中间儿童发展出强烈的寻求优越特性,总是努力追赶或超过他的哥哥、姐姐。这种在竞争中向他人挑战并战胜他人的倾向会贯穿他整个一生。阿德勒指出:“甚至在他长大后,在家庭之外,他还会把自己与处在比他有利条件的人相比较,试图超过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推动力。”
阿德勒相信,在问题儿童中,头生儿占的比例最大,但是他觉得,末生儿也有问题。有些大孩子在说起他们的弟弟妹妹时,常常会说他们如何“像个杀人犯”,“我在他那么大时”根本就不这样。但是阿德勒认为,他们的弟弟妹妹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被惯坏了的孩子是非常有依赖性的,他们缺乏创造力。末生儿有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周围的任何人都比他们大,比他们强壮。
阿德勒的局限性几乎与其出色的洞察力同样有意思。他对被娇惯坏了的孩子这一问题的认识就是一例。他有一种直觉,即“娇惯之害”可能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普遍。因为人们都是从纵容溺爱孩子的父母们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他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解释“娇惯之害”:它促使个体只顾满足自己,让他们变得任性执拗,一旦受到挫折就缺乏自控。阿德勒还指责了现代社会的那种竞争气氛很浓的个体主义,因为它助长了“娇惯性格”的滋生,致使这些人由于缺乏与其他人的联系而患上神经症。这一论点很深入,但还不够。
被娇惯坏了的孩子总是想从生活中索取高水平的回报和爱抚。但是我们的界限也在于我们能看多远,在于我们的眼光和目标有多远。而人类进化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目光短浅。这是“娇惯之害”的真正含义。海德格尔指出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感到无聊”。首先是亚当对于独处感到无聊,于是上帝就创造了夏娃;然后他们还是感到无聊,于是他们有了该隐和亚伯;接着整个家庭都无聊,所以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人类历史就是起步于无聊及其相关的低精神压力状态。但无聊又是“娇惯之害”的另一种表现,它是一种对一切精神努力的拒绝,除非他能获得外部刺激的回报。阿德勒对“娇惯之害”的分析已经非常接近一个真正具有进化性意义的心理学家。然而他却在此停止了。
(资料来源:柯林·威尔逊,2001)
与弗洛伊德一样,阿德勒相信,人出生后的头几年对成年后的人格形成是绝对重要的。然而,阿德勒还强调父母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两类父母行为肯定导致儿童后来的人格问题,那就是溺爱和忽视。父母给孩子过多的关注和过度的保护就是溺爱,溺爱剥夺了儿童的独立性,容易引起更强烈的自卑感,从而导致其成年后的人格问题。例如,对孩子的淘气行为,有些父母要么不管,要么完全压制。他们总是要保护孩子骑马时别摔着,别被其他孩子欺负,企图让孩子回避生活中许多丑陋的现实。结果,孩子长大后缺乏应付各种生活问题的能力,其成年后的特点就是“绝对没有信心、犹豫不决、过度敏感、缺乏耐性、离不开别人的支持”。阿德勒写道:“有证据表明,一个病人不能抛弃他早期获得的、被溺爱的生活方式。”
怎样才算不溺爱呢?父母应鼓励孩子独立,允许他们自己作出决定,甚至允许他们犯一些错误。但是,如果对孩子缺乏应有的关注,用阿德勒的话说就是忽视。这样的儿童长大后,多半会变成冷酷的、怀疑他人的人,不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懂得爱。有些人不能对别人的感情给予回报,他们对亲密的关系感到不舒服,对别人的密切接触有病态的反应。还有一些人特别依赖他人,总想获取而不想付出。在阿德勒看来,这种极端的冷酷和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表明个体从小受到父母的过度忽视或溺爱。对于这些人进行心理治疗会有所帮助。但只有在他们知道自己伤害了他人,并疏远了曾经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人的人之后,心理治疗才会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