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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义州原本为平安北道义州郡偏僻一隅。京义铁路及安奉铁路汇集该地，1904年新义州站落成后不久，新义州府成立。1924年7月，日本政府上调奢侈品关税，这直接威胁到朝鲜华商的利益。在此情况之下，新义州华商丝织品行业者进行该类产品的走私活动，以确保其利益。然而，1928年以后新义州的日产绢纺织品及人造绢制品大量涌入。走私中国该产品的所获利润率就大幅下降。1932年以后新义州华商开始在安东和奉天设立分行，将日本货销往满洲。然而，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同年9月又爆发“柳条湖事件”，因此新义州华侨圈内暗云涌动，前途暗淡。众多华侨纷纷踏上归国之途。
【关键词】 朝鲜华侨 新义州 丝织品 中朝贸易
序 言
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朝鲜华侨的商业活动而言，本论文围绕位于中国奉天省安东县
对岸的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府内，中国商人的丝织品行业的商业活动展开论述。
所言之及，需追溯至公元前1122年，出身于殷周时期的殷王族之箕子率众5000人前往朝鲜，这便是中国人最早移居朝鲜的年代，
随后中国的使节、商人，以及受战乱及贫困之苦被迫离乡背井的难民逐渐移居朝鲜。
1882年签订的《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不仅使中国人的居朝身份合法化，还迎来了朝鲜华侨
的新时代，此后，朝鲜华侨人口量紧随时代变迁而潮起潮落。据估计，现今居韩华侨达2万人，居朝者则达6000人
。
以1992年中韩两国建立邦交关系为契机，朝鲜半岛华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华侨的身上。下文将对其关联研究归类总结。第一类，在日本殖民地时期，以朝鲜总督府名义对朝鲜各府的中国人为对象的调查资料
; 第二，对开港初期，首尔、仁川的朝鲜华侨商业活动情况的研究
; 第三，对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华侨的研究。第三点可细分成以下几点：①朝鲜华侨各行业的经济状况之论述，即在日本统治下朝鲜半岛各地华侨的经济实力的分析
; ②朝鲜总督府的华侨政策及朝鲜人对待华侨的看法
; ③关于华商引进的中国制麻织品、丝织品的进口情况及朝鲜国的流通情况分析
; ④1931年的朝鲜排华事件的研究
[1]
; ⑤从殖民地后期，汪政权下的朝鲜华侨政策和驻韩中国领事馆的业务状况对当时的华侨社圈的分析研究
; ⑥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对朝鲜归国华侨采取的政策及归国后提供的生活援助
等方面。
类似上述的朝鲜华侨研究，近年主要集中在首尔、仁川两地，至于其他地区的华侨研究报告，尤其在朝鲜对于华侨研究较少。
新义州原为平安北道义州郡的一片沼泽地。但自1905年1月开通了连接京义铁路
和安奉铁路的新站点——“新义州站”后，越来越多的山东人选择经由安东县，定居于新义州。
焕然一新的新义州被誉为“国门城市”并以“木都”为人们所熟知。而连接新义州和对岸中国安东县的鸭绿江大桥，促进了双方劳动力和物资的交流。
因此，在新义州建府初期华侨人数占全府25%
，到1917年甚至超越了当时的京城
华侨，成为朝鲜国内华侨最集中的地区。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殖民期朝鲜华侨的研究之其中一环，把重点放到新义州华侨上其意义非同一般。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在1924年7月调高了奢侈品关税率。受此影响，朝鲜华商的主要商品——中国国产丝织品进口到朝鲜的关税被上调至100%，致使次年其进口量锐减为零。但是，经过安东到朝鲜各地的丝织品走私贸易也随之蓬勃发展。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初期，日本产丝织品进入朝鲜、满洲市场，新义州华商丝织品行业的经营也随之进行了一些调整，把日本的丝织品转口运往满洲。
本论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新义州华商的丝织品的采购与经销渠道的分析，将上述史实予以论述。
本文中所引用到的史料包括有：第一，新义州中国领事馆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朝鲜总督府调查统计资料及新义州海关统计；第三，在殖民地时期发行的各类朝鲜报刊；第四，由帝国商工会编辑的新义州府内商工业者的信用度调查（帝国商工会编《帝国商工会信用录》、《帝国商工会录》朝鲜版，各年号）；第五，新义州帝国商工会议所及新义州理事厅的文书等。
1.清政府的东北移民政策
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移民政策，清政府分成三个阶段实施。换言之就是，初期的东北移民奖励措施（1644—1667年），中期的东北移民禁止措施（1668—1860年）及后期东北移民解禁措施（1861—1911年）。
17世纪初叶的后金（东北地区），明清战争带来的大规模征兵和军用品需求增加等原因，使劳动力的不足情况更加严重。清政府为解决以上困难，于顺治元年（1644）颁布了不问户籍，为东北地区大量招徕劳动力的诏令，并于顺治十年正式制定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地理相近的山东人和河北人由此逐渐北上，最后定居在东北地区。
但一直被清政府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开始对汉族人的过度移居感到不安，终于在康熙六年（1667）颁布了《辽东招民停止令》。1842年，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处港口因《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列强下一步是企图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俄罗斯对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活动表现尤为积极。清政府为阻止俄罗斯的南下攻势，再次出台移居东北的奖励措施。
2.义州的民间贸易和开市情况
李氏王朝末期即18世纪的朝鲜，形成了由超过千所的“场市”组成的市场网，
并且在国际贸易方面，通过“开市”实现了和华商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其中以中国辽宁省凤凰城（现凤城市）的“栅门贸易”最为著名。遗憾的是，“栅门贸易”规定每年只开市三次
，且其位于距离朝鲜“国门城市”义州的西北120韩里（约48公里）
的路途上，朝鲜商人只能冒险走这条盗贼横行的山路。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78年中朝两国缔结《中江通商条约》，中江台（中国）成为新的贸易中心。中江台距离义州只有五里远，于是栅门贸易最终被取而代之。
1882年《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方便了华商进出义州，
并使其居朝身份合法化。到了1889年，华商的商业活动被准许在义州以外的地区开展，贸易中心于是由中江台转至安东（北下洞）
。
3.安东的繁荣
安东位于鸭绿江的河口地区，是新义州对岸的国门城市。从地理上看，她因山东、华东地区与鸭绿江流域间的贸易中转站角色而繁盛起来。
其贸易形态是，首先从山东半岛、华东地区购入杂货品和织品后出售给鸭绿江流域的居民；然后以取得鸭绿江流域的木材和谷物作等价交换，再把商品转售至华北、华东地区。因此，很多懂得把握商机的山东商人纷纷聚集到安东。
安东的繁荣提升了对岸新义州地区的重要性，日俄战争时期的1904年6月，设定京义铁路的终点站为新义州，为解决铁路用材的供给，同年9月在新义州设立了大林组制材工厂
，把安东县的劳动力引渡到新义州。
1.新义州和华侨的移居
位于鸭绿江河口上的新生之城——新义州，又名“木都”，是有名的国门城市。她原是义州郡的一处芦苇繁茂的沼泽地，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将京义线军用铁路的终点站定为现在的新义州（当时义州的一部分），并于1904年6月设立了临时军用铁道监部分所。
1905年1月京义线临时铁路开通后，设立了新义州站，邮局和新义州海关部相继成立，首个行政机关的新义州理事厅亦于1907年1月设立。
1910年日韩并合后，日本政府在义州设立了平安北道的道厅，新义州理事厅正式更名为新义州府厅。
与此同时，因新义州被宣称为对外通商口岸
而迅速地成为朝鲜西北部的贸易中转站，1923年，平安北道道厅终于从义州移至新义州。
以下是笔者对中国人移居新义州的一些浅见：
关于中国人移居新义州，尽管难以考究其源头，但据驻新义州中国领事馆记述，在京义线铁路修建期间，日本人招来了大量的中国工人，他们散居在麻田洞一带（现新义州），参与修建京义线北端的铁路工程，因此他们被认为是移居新义州的先驱者。
另一方面，中国人开始在新义州做买卖的时间则追溯到1902年山东人毕心之在新义州开创一家名为“新明号”的酿酒场，主要生产和销售高粱酒。
移居新义州的华侨以山东人为最多。据1935年的新义州领事馆统计资料显示，新义州山东华侨人数占当地华侨总数的83%。
松田利彦氏认为山东人到朝鲜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剖析。其一，山东半岛与朝鲜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山东省人口稠密、奉直战争、重税、水旱蚂蚱危害等因素迫使他们离开故乡；其二，20世纪20年代的朝鲜正处于由公共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伴随产米增殖计划的水利设施等系列大型规划工程的推进阶段，吸引他们移居。
在新义州，1904年的京义线铁路的修建和大林组制材工厂的创办，1909年鸭绿江大桥工程的动工等，使日俄战争之后的劳动力供不应求，这些都是中国人走进新义州的契机。
2.新义州的华侨人数
新义州华侨的人口统计来源于驻新义州中国领事馆和新义州商工会议所的统计资料。由于中国领事馆方面按年度统计的人口数字不甚完备，这一节将采用新义州商工会议所
的统计资料。事实上，直到1914年4月确立新义州的行政选址为止，行政机构在途中曾多次重组。究其原因，不得不归咎于截至1913年的人口统计上所出现的偏差。例如，1910年前后编成的华侨人口统计中记录着1908年为1041人
和1910年为1506人
。这可能是一份将当时邻近新义州府的义州郡光城面麻田洞和同弥勒洞的中国人口也计算在内的统计表。
根据以下新义州商工会议所的统计资料，希望能看到新义州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
新义州华侨人口的发展（1907—1943年）
资料来源：根据《新義州商工案内》（新義州商工会議所，1938年）第11 ～14页，《新義州商工要覧》（新義州商工会議所，1942年）第20页，《鴨緑江》（新緑会，1996年）第20页编成。
1907年1月，新义州的首个行政机关——新义州理事厅设立，这个地方的人口统计大概也从这一年开始。
上图是新义州的华侨人口变化图。从1907年的497人开始逐年递增，到1917年达到了2000人的规模。此后继续呈上升趋势，到1923年是3395人，1928年是4328人。1929年4月政府出台的扩张新义州行政区域的政策带动新义州华侨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到1930年达到了7487人，然而次年7月发生的“排华事件”和9月的“柳条湖事件”使其人数回落至4933人。虽然日后有反弹趋势，不料1935年具有反华倾向的“新义州学校事件” [2] 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令其再度锐减。又及，1941年之后，新义州行政区域的二次扩展再次带动华侨人口的增加。
1.1924年朝鲜总督府的奢侈品关税上调政策和新义州华侨商人
1910年日本在吞并韩国之际，承诺对当时实行的关税率保持10年不变。
虽然20世纪初的10年里受日本统治，朝鲜华侨商人还是如从前一样在中国华东地区自由引进大量丝织品和麻织品到朝鲜国内贩卖。
20世纪初的新义州，居住着20 ～30户的中国商人，他们每年的进口额是3 ～7万日元，进口地大多为安东县。此时新义州府内的华商经营状况呈现出与朝商和日商不可比的压倒性的优势。
当时的进口贸易的形态是，山东人先分别从山东半岛和华东半岛购入杂货、食品、盐及织品，
新义州华商将其转入府内贩卖的这样一个流程。
自1920年关税率调整后，中国制丝织品的进口关税从过去的一成上调到四到五成。
日本上调关税的这一举措，因为受同期中国货币汇率下跌的影响，给华侨造成的冲击得到了一定缓冲。
但是，1924年7月朝鲜总督府公布了奢侈品关税上调政策，中国制丝织品的进口税升为100%，给华东制丝织品的对朝进口行业予以严重打击。
最终也使朝鲜华侨商人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新义州的中国制丝织品的进口额，也从1924年的88888日元跌到1925年的22日元
。然而，高关税也促使了走私进口的利润增大，因此过去以走私横行之地而闻名的新义州的中国制丝织品走私量在1924年8月以后开始剧增。
接下来，笔者尝试分析新义州中国制丝织品的走私贸易情况。
表1是新义州中国制丝织品在1924年到1930年有关走私的报道，由朝鲜各类新闻摘文合编而成。
表1走私中国制丝织品的拘留情况报道
（续上表）
资料来源：由朝鲜国内各新闻报的摘文编成。
注1：表中所指绸缎为中国制丝织品。
注2:1928年后期至1930年未查阅到有关中国制丝织品的相关信息。
时代日报（1926-02-03）与同日的《东亚日报》记述内容一致，推测为同一案件。
首先留意一下报纸的发行时间，中国制丝织品走私情况的报道始于1924年9月下旬。换言之，这是自1924年7月调高奢侈品关税后不足三个月便能见报的重大走私案件。其次，观察上表所示“走私地”与“检举地”。从中得知走私据点主要集中于与陆地接壤的国门城市——安东、新义州，而且在朝鲜各地都有被检举查处的案件发生，足可见走私中国制丝织品是经安东、新义州再转往朝鲜各地的。
再来关注报道的内容，走私者大多以集团或个人名义走私，不仅中国人，许多朝鲜人也加入这一行列，规模从数十日元到数千日元不等。朝鲜国内的具体流通过程是用假名寄送包裹或由本人直接经陆路搬运等，总之走私是一项枝节横生而又复杂的工程。
其他新闻报道共计17篇，其中8篇集中在1926年2月至8月的六个月内。从各报道对每年走私额的推断中得知其持续上升的势态。虽然不知道其推断金额的根据是什么，但这暗示着中国制丝织品的走私情况十分严重，直至1927年仍未停歇，即在1924年下半年走上轨道的新义州中国制丝织品走私业，于1925年上半年出现扩展倾向，并在第二年继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来看，1924年7月的奢侈品调税措施使得作为走私进口岸的新义州得以被重视的同时，赐予新义州华商一个商机。然而，对他们而言，趁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扩大其商业活动范围的可能性非常小，只能在新义州附近贩卖丝、麻织品
。
此外，朝鲜总督府为杜绝走私中国制丝织品，早于1926年7月就专门派调查员作实况调查，而在1927年末实行对走私加强管制的措施。总督府为区分走私品，决定在合法进口商品上例行盖章。为加强监视网点，在平安北道共增设5家监督哨，另将原有3间监督哨升格为监督分所。
在总督府加强对走私管制力度的同时，随着日本制丝织品的对朝输出量增加，以及日本政府将日本制人造丝纳入对朝出口项目这一背景下，中国制丝织品走私业在1928年后开始走向终结。
关于1928年以后新义州华侨的织品行业情况，将另起章节再作论述。
2.1928年以后新义州华商的丝织品采购与销售
奢侈品上调关税以来，日本制丝织品运入量在新义州的增长率较之前年——1925年的101%和1926年的114%，1929年突增至310%，到1930年更是增长了189%。
计算运入新义州海关的中下等级日本制丝织品
的单价
，1925年到1927年间是1.6日元/1方码，到1929年跌至0.76日元/1方码，便可了然。
不消说，运入新义州的大多数日本制丝织品经由安东出口到中国东北地区。
尽管日本在丝织品行业属于后来者，但进入1925年后凭着迅猛的发展速度取得了惊人成绩，朝鲜是其发展初期的主要出口地。
鉴于日本制丝织品在朝鲜丝织品市场中的优势，使新义州华商从日本购入丝织品和人造丝纺织品，然后将其拿到中国东北地区销售。此外，采购点的转移可以从新义州中国领事馆1930年的报告书中得悉：
管内（新义州）侨民业商者共一千一百三十六户……约占全数百分之二十六强其营业以贩卖绸缎布疋者最多……惟所贩之绸缎布疋杂货日用品等多係日货由大阪神户各处运来我国之绸缎布疋等因关税太重近数年来已無进口矣。
中国领事馆在1935年对资金超过2000日元的新义州华商进行了一次调查报告。
当地共有23家纺织品商号，其中1931年后开业的有15家，1929年到1930年间开业仅有1家。也就是说，日本侵占东北后，许多华侨商人观察到东北地区与朝鲜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伺机在两地的接壤处——新义州开创事业。
20世纪30年代中叶，新义州华商纺织品、杂货的经营状况见表2。
表2新义州华商纺织品、杂货的经营状况
资料来源：帝国商工会编：《帝国商工信用録》朝鲜版，昭和9年至昭和11年各年号；帝国商工会编：《帝国商工録》朝鲜版，昭和9年至昭和11年各年号，《外交部公报》第9卷3期，第446 ～454页。
注1：此表列举的新义州华商的各商号是抽取当时由帝国商工会主办，以朝鲜各府各行业为对象进行的信用调查数据。
注2：资金是1935年的数据。
商品方面，以棉织品和丝织品为主，人造丝纺织品和麻织品也纳入了销售范围；其次是商品采购点，大阪为最大的供应地，同时与日本其他地区纺织品商人也建立起贸易关系；销售点方面，所有商号皆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为销售范围，并在安东、奉天等地也开设了分店。另外，经营状况“甚佳”或“佳”者则表示1931年以后新义州纺织品华商的经营状况十分理想。同时，各种杂货亦被华商分封从日本各处购入。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清楚地看到，新义州纺织品华侨商人从1928年后半期开始进入日本制丝织品，虽受1931年“排华事件”和“卢沟桥事件”影响一度萎靡不振，但也经过了1932年以星火燎原之势东山再起的这一过程。
最后看看“永顺祥”，此店创办于1923年，是表2中唯一一家能够确认与京城、釜山有贸易关系的老字号。也就是说，在物流网尚未完善的整个20年代里，新义州华侨除了安东，还从别地如京城、釜山购入商品，并且1931年后亦延续使用这种渠道。然而，自1931年以来由上海进口到釜山、京城之货物唯有麻织品，
因此“永顺祥”在京城进货的商品应是麻织品。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前半期，随着贸易的扩大，摆在新义州华侨商人面前的是如何面对出入境的问题。
3.出入境问题
据松田利彦氏所述，殖民地时期的朝鲜总督府对中国人曾颁布四度入境限制法令。
即最初颁布于1918年2月，总督府令第14号《关于外国人渡来的说明》中第一条清楚写明：“没有携带护照或国籍证明书者严禁入境。”1934年9月1日公告，只允许持有现金100日元以上或在职证明的中国人入境。其余两则法令则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颁布。
因此，1918年2月之后入境的中国人均通过身份证的确认。然而，在法令执行方面，日本和朝鲜则存在着差异。相比日本，朝鲜对法令的执行较为松散。
尤其是作为与陆地毗连的国门城市的新义州，从对岸安东县流入的中国人络绎不绝。
1930年新义州领事报告书的记录如下：
新义州安东间有铁桥可通其他各地夏船冬冰处处可渡交通极为便利不须护照自由来去无人稽查例如行商小贩杂作工人等朝来暮归。
再有1931年1月的新义州领事报告书亦见同样内容：
新义州安东间有铁桥可通其他各地夏船冬冰处处可渡交通极为便利不须护照自由来去无须来领事馆报告之必要。
这表示1930年前后，中国人从安东县到新义州是非常方便的，甚至护照也不用带。出入安东、新义州，大致是早上到新义州，傍晚便能回安东，而且经鸭绿江来的中国人不需要到当地领事馆报到。
但自1934年9月1日实施入境规定法令后，渡朝人数便骤减。
同年9月的釜山领事报告书中记述了以下入境规定出台后在朝鲜国内的情况：
自九月一日新颁入境苛例之后，不惟无间商工同受限制……盖于登输之始，如期条件不备，船公司即不敢售票也。（注一）但据查悉其自安东县入口者，现尚未受此种苛例之拘束。
这份报告也显示了当时中国人在朝鲜各地严格遵守着入境规条。但注文同时显示，对经由安东县进入新义州的中国人相对没有采取十分严格的管制措施。
通过以上论述了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经安东进出朝鲜非常容易。30年代中期虽说总督府加强了对中国人进入朝鲜的限制，但较其他地区则显得较为宽松。
结束语
本论文就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新义州华侨社会及华侨商人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新义州形成前的背景，清政府两度对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汉族人民实行奖励政策，使许多山东人搬迁到东北地区。一方面，18世纪以后的朝鲜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凤凰城开展了“栅门贸易”的民间贸易。此后通过几次交涉，中朝陆路贸易由安东（北下洞）贸易取代了原来的“栅门贸易”，安东县对岸的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地区开始有中国人出没。
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在京义铁路和安奉铁路的接壤地修建了新义州站，因参与了北端的铁路建设工程，许多中国人由此流入新义州，奔着贩卖华工生活必需品这一目的，中国商人更是聚集到一起形成了新义州华侨社会。
20年代初期，朝鲜总督府两度调高外来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对朝鲜华侨最致命的是1924年的关税调高政策，其中中国制丝织品的税率被上调至100% ，导致华东地区的丝织品进口到朝鲜的数量骤减。在合法进口商品减少的同时，给中国丝织品的走私贸易创造了发展的土壤。1924年之后由安东流入的走私品开始在朝鲜各地流通。新义州华侨商人参与走私进口中国制丝织品及流通各地到底是何种程度，笔者将继续研究。笔者认为新义州华侨商人通过安东走私进口的绢制品只能在新义州地区贩卖。另一方面，自1928年开始，在朝鲜总督府加强对走私管制力度的同时，由于日本制丝织品的价格低廉和日本正式投产人造丝，运入新义州的日本制丝织品急剧上升。受到影响的新义州华侨，丝织品的进货点由安东变成了大阪，杂货也从日本各地进货。销售范围亦从新义州（平安北道）转向中国东北地区。华侨商业的经营状况虽受1931年排华事件和卢沟桥事件的影响而一度低迷，但随着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中国人相继来到新义州创业，开始调配日本制丝织品和人造丝并运到中国东北地区贩卖。
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前半期，新义州华侨商人之所以得以不断发展是因为新义州是与中国陆地毗邻的国门城市，进出方便。与朝鲜其他地区相比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该地区华商们受到的入境限制并非十分严格。
本论文作为对新义州华侨社会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仍有许多课题悬而未决。对此，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一，分析民国时期鸭绿江下游的走私情况与新义州华侨的参与情况；第二，通过20年代新义州朝鲜人的经济活动比较分析新义州华侨制造行业；第三，需要从移民史的角度出发，探讨1934年以后朝鲜总督府的入境管制强化政策下，经新义州流入朝鲜各地的中国人状况。
档 案
［1］韩国国家记录院藏 .《国境地方居住韓国清国人口統計及不動産所有》，管理代号 CJA0002265。
［2］韩国国家记录院藏 .《国境地方居住在韓清国人口統計》，管理代号 CJA0002265。
官方报刊
［3］驻新义州领事馆报告：《新义州华侨之工商事业及经济状况人数之增减》（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第2卷8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驻新义州领事馆报告：《驻在地华侨之农工商学各业及散在各地之侨民户口》（19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第4卷1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5］驻釜山领事馆报告：《本年朝鲜中国麻布市况及其回顾》（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外交部公报》第7卷8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6］驻釜山领事馆报告：《旅鲜华侨今昔之概况》（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第7卷10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7］驻新义州领事馆报告：《驻新义州领事馆管内侨民状态》（193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外交部公报》第8卷4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8］驻新义州领事馆报告：《新义州华工与华农状况》（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第9卷2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9］驻新义州领事馆报告：《新义州侨商概况》（193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外交部公报》第9卷3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专 著
［10］安井三吉：《帝国日本と華僑-日本·台湾·朝鮮》，青木書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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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崎峰登：《鸭緑江満韩国境事情》，兵林馆，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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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帝国商工会编：《帝国商工信用録》（朝鲜版），昭和9年至昭和11年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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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伍强，兵库县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
Abstract: Sinuiju was a remote village of Uiju county in Pyeonganbuk-do of North Korea.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situated at the meeting point of Gyeongui and Anfeng rail- ways.As a result，Sinuiju station was built in 1904 and Sinuiju City was established shortly after- wards.The luxury tariff rais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July 1924 immediately damaged the interest of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who consequently were forced to conduct smuggling trad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rofit.The huge quantity inflow of pongee silk and rayon made in Ja- pan，however，caused the profit gained frothe smuggling trade sharply declined.Consequently， Chinese merchants based in Sinuijy shifted their business away since 1932 and set up branches in Andong and Fengtian respectively to re-export the Japanese goods to the Manchuria market.Nev- ertheless，with the Wanbaoshan Incident and the Mukden Incident occurred successively in July and September of 1931，prospects of Sinuiju's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became uncertain and gloomy again，which in turn drove large number of them to be back to their homeland in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of North Korea Sinuiju Silk Textile goods The Sino-North Korean Trade